思考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时，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即“五四”形成的新文学传统与新文化传统（也可称为近传统）与“五四”之前的旧文学传统旧文化传统相比，显得很不稳定。如果说，旧文化传统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话，那么，新文化传统恰恰是一种“非稳定”结构。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化思潮，还来不及自我完善，就出现另一种新的潮流来替代它或否定它，而当新潮流刚刚确立自己的地位，又有更新的潮流来冲击它和取代它。这样，就形成一种新潮不断更替的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这种更替的周期很短，每一种新潮都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要回顾一下“五四”以来这段历史，就可以看到，“五四”的启蒙文学经历不到10年的时间，很快就被异军突起的“革命文学”所取代。之后革命文学又发展为“左翼文学”思潮。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左翼文学又被“工农兵文学”取而代之。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走向极端，30年代文学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一概被划入“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的更替本来是难免的，但是“五四”以来这种更替，却显得过于急促频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的历史局限性相关。
首先，“五四”审视传统和社会的眼光，主要是病理学眼光，而不是生理学眼光。所谓病理学眼光，就是着眼于对病态社会的揭露、批判和“破坏”，而生理学眼光，则是着眼于社会的生长、营养和建设。
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基本思路并不相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准确意义上的“复兴”，因为它有一个可供“复兴”的前提，即带有理性精神的古希腊文化。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文化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不承认有一个“正”的前提，它认为，正是自己的祖辈文化阻碍了自己的解放。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化先驱就倾其全力揭露祖辈文化的“罪恶”，特别是祖辈文化在中国人身上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和病态人格。鲁迅自己也说，他的小说，意在揭露“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正是病理学的眼光，发现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吃人的筵席和其他各种弊端，确实使人震惊，使人觉醒，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揭露和批判的“任务”格外繁重，因此，他们就来不及用生理学的眼光考虑失去了传统之后怎么办，即来不及考虑旧的价值体系崩溃后新的价值体系如何构成。此外，他们没有注意到，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实行决裂，但在实际上，新文化建设仍然必须以传统作为逻辑的出发点。在中国，完全抛开传统而构筑一种纯粹的新文化大厦是不可能的。因此，寻找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机制，就成为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五四”的文化先驱者们并没有完成这种使命。
与此相关而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局限是创造现代人文经典的意识非常薄弱。或者说，尽管批判的力度很强，但批判者本身并没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创造出足以构成新传统的现代文化经典。在文学上，除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少数作品外，也很难称做经典性着作。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虽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如果作为时代性的文化经典来要求，仍嫌不足。胡适自己也承认，当时他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参见胡适的讲演《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完全是实话。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创造现代经典的意识。这一点，只要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启蒙运动相比就很清楚。从产生《神曲》（但丁）、《诗集》（彼得拉克）、《十日谈》（薄伽丘）、《巨人传》（拉伯雷），到产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绘画，到《君主论》（马基雅弗利）、《太阳城》（康帕内拉）等社会科学经典作品，都反映文艺复兴时代文化巨人们创造经典的意识是非常强的。
这些里程碑不是孤零零的，它们是建筑群，共同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文化时代，也共同形成一个新的强大传统——不容易被别的思潮所否定和取代的传统。与之相比，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新传统就显得薄弱。就文学而言，尽管当代文学史家们常说“五四文学”的战斗传统，但是，这种观念并未积淀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此，直到今天，一讲起我国的文学传统，多数人仍然想起《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章回小说以及更久远的《诗经》、《楚辞》等，而不是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与俄罗斯的情况就很不相同。俄国文学在19世纪就形成一个强大的超越古传统的新传统，因此，一提起文学传统，就自然地想起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所以鲁迅在“五四”后毫不客气地说，他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因为除了他的小说之外，真正能显示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的小说作品实在不多。这种状况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战绩是表现在对旧文化体系的批判上，而不是表现在对新文化体系的建设上。
造成上述这种状况，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启蒙”的时间太短，时代提供思想家、作家进行深入思考的机会十分有限。过于急切的现实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任务”，迫使他们把心思放在生存问题尤其是社会合理性问题上，未能进入更深的“形而上”的思索。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老是跟着潮流跑，能够获得心灵自由、一生都处于学术性思维状态的幸运儿，几乎没有。
文化改革者的基本审视眼光是病理学的眼光，加上自己身处病态社会中，亲自感受到各种切肤之痛，因此，在批判传统时就显得异常激烈，常有“彻底决裂”之态。没有这种激烈，就不足以唤醒在铁屋子里沉睡千百年的病人。应该承认这种激烈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拉开一段历史距离之后，却可以看到在历史合理性里面包含着一种历史局限性，这就是自虐性的文化心理。例如，他们在批判民族性弱点时，往往觉得自己的民族一无是处，样样不如人；讲起文学，断定古典全是“非人的文学”；说起文字，断定方块字罪恶深重，应当加以废除；至于文言，则认定线装书全看不得。这种态度可以理解，因为非此就无法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高墙中突围，然而，这种自虐却造成丧魂失魄，找不到精神支撑点。
此外，由于整体文化水准较低，“五四”对民族病态以及整个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对人的自觉意识，还只是停留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当时的文化先驱者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带有“先锋派”的味道。这些“先锋派”大声呐喊。但多数群众如闰土、祥林嫂等还是照样麻木、愚昧，他们只是“戏剧的看客”。这种麻木的、封闭的力量又是多数的力量，是社会改革最难突破的层面，甚至巨大的社会黑染缸使改革迅速发生变形变质。
“五四”之后，许多新文化战士，感到自己呐喊的空洞，陷入彷徨、孤独、悲凉，感到醒来了又无路可走，甚至发觉自己仍处于未觉醒的多数力量的包围之中，于是感到绝望。在绝望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与绝望抗争的道路，于无路中硬走出路来，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采取逃避主义的态度，开辟一个疏远时代潮流的“自己的园地”。不管是抗争的，还是逃避的，都深深地感到寂寞与孤独，这就说明，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深入到最广大的层面，也未进入数千年积淀而成的最坚固的文化层面。不能深入到这一层面，新的文化思想就难以化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即不能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形成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性格。“五四”倡导的个人独立、个性解放很快就烟消云散，也证明，启蒙运动并没有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获得成功。
（六）主攻对象置换的假设
笔者是五四新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知识人。面对“五四”，常生敬仰，但也常生遗憾。这遗憾化做一个假设性的思路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是不把孔夫子作为打击对象，而是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主要批判对象就好了。如果再从正面把《红楼梦》作为“人”的旗帜那就更好。孔子及儒家文化有正有反，可以质疑，但不可推翻。而作为杰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价值观上却问题极大，它导致权术、暴力的疯狂游戏和智慧的变质，其对中国世道人心造成的危害及巨大破坏，完全是致命性和粉碎性的，这倒是需要“五四”式的清算和批判。而《红楼梦》的主题恰恰是“五四”的主题。五四运动的三大发现（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曹雪芹早就完成了。聂绀弩先生生前一再告诉笔者，《红楼梦》是一部人书，它理应成为“五四”肯定人、肯定个体生命的旗帜。孔子对中国人心影响巨大，《水浒传》、《三国演义》也影响巨大，两者都在塑造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那么，如果该做选择，我们当然要孔夫子，不要《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如果进一步选择，我们更要《红楼梦》。从曹雪芹到“五四”，这一“人”脉，才是中国文化最该珍惜的精华大血脉。
基于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应把1904年王国维所作的《红楼梦评论》视为新文化的先声。与此相应，应当把与“五四”主潮（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之外的具有不同理念的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人文论述（包括王国维、梁启超、吴宓等）纳入新文化的范畴。胡适张扬杜威，提倡白话，是新文化；吴宓强调白璧德，注重“文学纪律”（文学规律），也是新文化。杜威和白璧德在美国并无先进与保守之分，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革命与反动之分？总之，中国现代新文化历史的叙述，不应只讲北大，不讲清华，两者虽有激进与保守之分，但都在为中国新文化奠定基石，异轨同奔，都在推动新文化的发展。如果能这样看，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化历史将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把握。
原载《信报》2008年4月24日，《书屋》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