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比中晚期的作品更令人喜爱。她在青年时代登上文坛不久就登上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可惜，她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开辟的独特的文学道路，因此，在创作《赤地之恋》与《秧歌》时，很快就远离自己，远离了冷静地思考宇宙人生的自己，远离了具有形上特色的自己。她早期的精彩是永恒性的思索压倒时代性的思索，而到了中晚期则相反，现实的政治倾向性显然压倒了审美形式也压倒早期那些带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哲学意蕴。她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而走向陌生的乡村，离开了独特的、属于她的意象而走向世俗的共同的意象，也离开了灵魂细致化和心理细致化的审美王国而走向性格与命运图解化的不幸王国。总之，她放下文学的超越视角而走进了世俗视角。这就使她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致未能杰出到足以和世界第一流作家比肩的水平。《也谈张爱玲》，选自拙着《西寻故乡》，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版，第291—292页。
我非常喜欢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但不想制造她的神话。我曾经进入鲁迅的神话之中，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好容易才扬弃了鲁迅的复仇情结和“一个也不宽恕”的情结，从神话中逃亡出来。现在可不能再陷入另一种神话之中。任何天才都是有缺陷的，张爱玲的自恋、自虐、世故以及她最后在自己的躯壳之中完全封闭等性格，我虽能理解，但难以崇奉。如同不能接受鲁迅的某些戾气一样，我也不能接受张爱玲的一些俗气和冷气。
下篇：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偏颇
——对夏先生回应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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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是笔者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发言之后，夏志清先生立即做了回应。其回应有两个要点：
（1）关于张爱玲和鲁迅。夏先生认为，如果说张爱玲“夭折”，鲁迅更是“失败”，张爱玲的“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被左联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会后夏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时，甚至说鲁迅是“共产党的走狗”，他说：
鲁迅也是个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说，从为人和作品看，鲁比张更不如。鲁迅在北京时，与胡适一样，都是不错的文人，但后来却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联的领袖，你可以说他伟大，但换个角度说，他也成了走狗。《世纪再现张爱玲传奇》。《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
夏先生认为，“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她的“反共是基于人文立场，为了正义与同情。一个人进入困境，往往必须妥协……在香港写《赤地之恋》时可能因为生活困难，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资助，‘故事大纲已经固定’，自己一直感到不满意，虽然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小说。而鲁迅的妥协是更糟的一种。当年自由主义文人，有鲁迅、胡适、徐志摩、叶公超、陈源，很多人都没有妥协，除了鲁迅。”夏先生批评我说：“刚才刘先生说男性鲁迅看上去比张爱玲高，好像男性总比女性高一点。”参见《明报月刊》2000年12月夏志清的文章：《我和张爱玲》；许子东的会议报道：《“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侧记》、《世纪再现张爱玲传奇》，《亚洲周刊》2000年10月30日—11月5日。
（2）关于张爱玲与丁玲。夏先生在回应中批评我把张爱玲的悲剧与丁玲的悲剧相提并论，说：“丁玲是不同的类别。丁玲的小说没一本是好的。她的文字这样糟糕，比如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的语言很笨，她实在不算什么。”夏志清：《我和张爱玲》，同上。
夏先生在回应中对鲁迅与丁玲的批评如此激愤，有点出于我的意料，这说明他对鲁迅、丁玲等左翼作家的偏见，比20多年前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更深，更不留余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他还承认，早期丁玲是个忠于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其价值；不像现在这样一笔抹煞。他在《第一个阶段的共产小说》第十一章中这样评论丁玲：
与蒋光慈不同的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在她写作的第一个阶段里（1926—1929），丁玲最感兴趣的是大胆地以女性观点及自传的手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她的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里那几篇，如《孟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都流露着一个生活在罪恶都市中的热情女郎的性苦闷与无可奈何的烦躁。很明显的，由于寂寞及心情混乱，丁玲在她的日记式的小说里，把她的怨愤和绝望的情绪都发泄出来。
这一段评价与我所说的丁玲有个放弃早期个性的悲剧完全相通，不是从早（期）到晚（期）“没一本是好的”，并非“实在不算什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尽管对丁玲的早期作品有所肯定，但它又以1931年丁玲加入共产党为界限，把这之后的小说全说成是“宣传上的滥调”，根本无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优秀作品的存在。如上所述，我也批评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清算意识，但并不简单地把丁玲界定为“共产作家”然后不加分析地一概给予抹煞。作家有选择政治立场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场而抹煞其作品，这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批评。
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赤地之恋》的批评，并不是批评她们的“拥共”、“反共”的政治立场，而是批评她们与描述对象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进行观照，却用政治眼光取代审美眼光，从而发生审美主体失落的悲剧。是否加入共产党，并非作家成败的宿命。《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虽然也出自“共产作家”（肖洛霍夫）之手，但它却是东西方公认的卓越的文学作品，这原因正是肖洛霍夫是以超越视角看待革命与战争，完全不同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赤地之恋》的世俗视角（两者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历史罪人，一个找到地主阶级，一个找到共产党）。夏先生对丁玲的评价以及对鲁迅的评价（还有对赵树理的评价，下文再评说），都是一种“共产宿命论”：谁与共产主义思潮靠近，谁一定是失败的作家。
夏先生正是用这种幼稚的宿命论来评价鲁迅的。因此，他全然看不到鲁迅贯穿一生的批判民族集体无意识（即“国民性”）的深广内涵，也完全看不到这一内涵并没有受到他加入左联一事的影响。鲁迅甚至从某些共产党人（如所谓“四条汉子”）身上看到国民性的弱点。鲁迅从发表《狂人日记》到去世为止，在大约20年的写作期间，始终投入对民族灵魂的研究与疗治。他的作品，从头一篇到最后一篇，其精神探索过程从未中断过，其反叛绝望的韧性精神从未失败过，也就是说，他的天才从未夭折过。他的作品，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大转型时代苦闷的总和与苦闷的总象征。其精神的重量与精神内涵的深广，无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张爱玲可以比拟的。更准确地说，张爱玲作品与鲁迅作品的精神深广度相比，不是存在着一般的距离，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不是契诃夫与普宁（俄国贵族流亡作家）的距离，而是托尔斯泰与普宁的距离。普宁的作品有贵族气，有文采，典雅而带哲学感和沧桑感，但其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远不及托尔斯泰。
这里有一个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问题。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1999年春，白先勇在岭南大学发表了《五四与世纪末文学观察》的演讲见《明报月刊》1999年5月号。，提出一个观点，即认为20世纪中国没有伟大作家，包括鲁迅。他认为张爱玲的文字最美，因此也应当说是最有成就。做出这种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讲文学成就，文学到最后恐怕还是个文字艺术；至于内容，也许因为受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要具有社会意识、革命意识，这些东西看起来很重要，但最后作为判断的时候，文学毕竟还是艺术，而且文字是很重要的。”尽管我十分敬重白先勇并着文充分评价过他的成就，但还是在他演讲后，立即发表了《与白先勇教授商讨》的短文，批评这种文学评论标准：
白先勇认为张爱玲的文字是最美的，那么，也应当是最有成就。在这段论述中，白先勇把文字艺术看做文学的最后实在，也是文学成就最后判断的依据，而不把文学的精神内涵也视为最后实在之一与最后依据之一。以往大陆把革命意识、社会意识视为第一要素当然不对，但是，卓越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有深广的精神内涵（包括心理内涵、时代内涵、关怀内涵、审美内涵等）。陶渊明的诗歌文字未必是最美的，但它因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隐逸内涵而成就非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也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他们的作品却因为有巨大的精神内涵而超过屠格涅夫并构成了文学巅峰。倘若精神内涵苍白，这两位大家能成其伟大吗？见1999年5月20日《明报》副刊。
即使就其文字艺术而言，鲁迅的文字也比张爱玲更漂亮，更多彩，更有成就。鲁迅是20世纪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首创用现代汉语写作小说，并以《狂人日记》一举成功。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实在在的现代汉语小说首席实验家。最初的写作实验是最为困难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披荆斩棘的实验初期，文字就非常成熟，并形成他人无法替代的鲁迅文体。这种充分个性化的文体，高度精粹，凝炼，而且有幽默感。虽是现代白话文，却不失古典韵味。尤其了不起的是，鲁迅进行了多种文体的实验；散文文体，更是无人可及。
近代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之后，改变了中国以诗文为正宗、以小说戏剧为邪宗的传统，功不可没。可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文学批评却走向另一极端，陷入“欧洲中心论”，忘了散文的文学价值，也忘了鲁迅散文（包括杂文）的高度成就。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具有高度文学艺术价值的散文精品。鲁迅把全生命投入散文写作，并有充分的散文“艺术意识”，而张爱玲只把散文当做写作的“边脚料”（王安忆对张爱玲散文的批评语），其文字艺术也无法与鲁迅比拟。前两三个月，我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写了《中国文学的奇迹与悲剧》，认定鲁迅是个“奇迹”，而这一奇迹首先是奇在开创中国另一写作方式时语言文字就那样成熟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