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文学十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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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第十题“五四”语言试验及其流变史略 (3)

邓中夏、恽代英从政治角度否定了五四文学运动,我们且不说。而创造社的成仿吾在1923年11月16日所作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则开始对五四语言形式进行批判。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媒质—语体”,仍然“与现实的语言相去尚远”,因此,今后的文学革命的任务是“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于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成仿吾的这一文章第一次批评五四文学语言还不能等同现实语言,“五四语言俗化”还不够俗,还不够接近工农。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文学大众化的先声。他的意见非常鲜明,这就是要求新文学还要进一步和现实语言画等号,进一步俗化,甚至应当等同于工农大众的日常用语。到了此时,“五四”建立起来的新文学语言形式才受到根本性的和集团性的挑战。成仿吾的思路正好和周作人相反:一者力图使白话的平民文学有所超越,和现实语言拉开距离;一者则认为“五四”的平民文学还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和现实语言还相距甚远,必须进一步向现实语言靠拢,以至于等同于现实语言。

这两种走向的分歧,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就几乎成了一种定向、一种声音了。当时左翼文艺阵线的理论家和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这一口号,由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作于1931年10月25日,载于1932年4月25日《文学》创刊号)和《大众文艺的问题》(载于1932年6月10日《文学月报》创刊号)两篇文章讲得最为透彻。瞿秋白的文章否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认为这种文学革命和1927年的政治革命一样已经失败,它只留下一个非驴非马的白话。《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说,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现在新式的士大夫和平民小百姓之间仍旧‘没有共同的言语’”,所以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还说:“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语写一切文章。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新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学革命叫做‘俗语文学革命运动’。”

这场新的文学革命,我们不妨称做“二次文学革命”。瞿秋白在这两篇文章中论证,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学革命,而“第二次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值得注意的是,“二次革命”仍然是从语言形式入手,目标是要反对“五四”式的“死的白话”。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造成一种“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即“造成一种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第二次文学革命”就要打倒这种“五四”式的白话新文学。文章中他论述了打倒的必要性:“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这如果说是‘白话’,那简直是‘不成话的白话’。

而旧小说式的白话,却是古代的白话,比较有规律地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譬如说罢,这是明朝人说过的话,虽然读出来也并不是现代中国人口头上说的话,而只是旧戏里的说白,然而始终还是读得出来的,可以懂得的。因为这个缘故,旧小说的白话比较地接近群众,而且是群众读惯的,——这种白话比较起其余几种的所谓中国文来,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只有它是从民众的口头文学(宋元平话等等)发展出来的。反动的大众文艺就利用这一点,而更加根深蒂固地盘踞在劳动民众的文艺生活里面。革命文艺如果没有战胜它这种优点的工具,那就是奉送群众给它。可是,旧小说的白话是‘死的言语’(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和文言一样,根本就没有活过,所以连‘死的言语’的资格也没有)。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白话’的革命运动。”

推翻了“五四”式的语言形式,那么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的语言形式呢?瞿秋白提出,应当用新兴的杂处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的“普通话”来代替官僚的所谓国语。而且一定要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对这一主张,他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如此说明:“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继续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且要严重地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反对现在的一种种的林琴南’,是我们的新的口号。这就要一切都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新兴阶级的话来写。新兴阶级不比一般‘乡下人’的农民。‘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

而新兴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们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它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的政治技术科学艺术等等的新的术语。这种大都市里,各省人用来互相谈话演讲说书的普通话,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话,这和知识分子的新文言不同。新文言的杜撰许多新的字眼,抄袭欧洲日本的文法,仅仅只根据于书本上的文言的文法习惯,甚至于违反中国文法的一切习惯。而新兴阶级普通话的发展,生长,接受外国字眼,以至于外国句法……却是根据于中国人口头上说话的文法习惯的。总之,一切写的东西都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而且一定是活人的话。”

“文艺大众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形成一场运动。参与运动的有许多重要作家,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郑伯奇、周扬等。当时,鲁迅写了《文艺的大众化》和《论“旧形式的采用”》及《门外文谈》等有关文章,但他比较清醒,并坦率地说,“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鲁迅:《文艺的大众化》,载于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尽管鲁迅持有这种意见,但是,他在实际上又表现得相当激进,1934年他支持“大众语”代替“白话”的意见。

(二)新语言的困境和媚俗流向 (3)

以“大众语”代替白话的运动,是1934年6月由陈子展、陈望道、叶圣陶、曹聚仁等人发动的。运动的触发点是针对扬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等人所提倡的“文言复兴”,实际上针对“五四”形成的白话文。他们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因为白话文只是士大夫阶层才能接受,与大众无关。也就是说,“白话”还不“白”。所以主张大众语的首篇文章的题目便是“文言—白话—大众语”,意思就是文学的语言形式应进入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阶段,并提出必须在说、听、看三个方面同时改革,不仅要使大众说得出,还要听得懂、看得懂。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又进一步,认为说(说得出)、看(看得懂)、听(听得懂)三个标准还不够,需要有“写”的标准。

写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倒是曹聚仁说得透彻,他概述大众语文学的基本条件是:“一,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写给大众看大众听的,而且是大众自己所写的。以往的文言文和白话文,可说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专利品,运用文字这工具的人,至多不过占大众百分之五。现在要使大众来运用这工具,由大众来创作大众语文学,所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农民、工人、店员中训练起大众作家来。二,语言和文字绝对一致,在最近将来还是不可能;除非纸片上收音成为事实。大众语文学的基础工作,先要在方言文学上奠定基础。大众以往确乎不以文字来创作,而以语言来创作,自古迄今,日进不已。我们应该发展多元的方言文学,即是使大众接近笔头,由此逐渐可以完成一元的大众语文学。三,大众语文学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意识问题,我们并不必‘言必雅训’,却不妨如‘引车卖浆之徒’,大胆采用口头语。四,我们要重新编订活的大众语文辞典。”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