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这里所讲的潜在的“人性胚胎”在不同条件中呈现出不同性格的可能性，只是讲了性格流动性的生理基础，他还未能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最科学的角度来加以说明。事实上，人处在社会这个巨大的母系统中，而这个母系统又是由无数子系统构成的。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就带着所属的不同系统的系统质。人不可能只固定在社会大系统中的某一小系统里，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环境。因此，作家在塑造典型性格时，就不能不与他所处的典型环境联系起来，而且必须注意到，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也是动态性质的环境，也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异的。典型环境并不是单一性的环境。从宏观角度看，每个人都处于一个时代的大典型环境之中，但任何一个宏观状态，都是由许许多多的微观状态组成的。一个典型环境的宏观性质，实际上是大量微观状态的典型环境综合表现的平均性质。时代环境当然包括阶级斗争环境，但它也不是单一的阶级斗争的环境，还有非阶级斗争的各种环境，因此作家在塑造性格时，应当充分注意性格在环境发生变异时的差异性，并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性格的组合。
不同的环境条件会使性格发生差异，这就是空间的差异性，这是指性格随着主体所处环境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动。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报任少卿书》。）就是说勇敢与怯懦的性格会因势而变，因空间差异而变异。茅盾说：“一个‘人’他在卧室里对待他的夫人是一种面目，在客厅里接见他的朋友亲戚又是一种面目，在写字间里见他的上司或下属又另有一种面目，他独自关在一间房里盘算心事的时候更有别人不大见到的一种面目。”《谈我的研究》。《茅盾论创作》，第24页。茅盾所说的卧室、客厅、写字间都是不同的空间位置，在不同的位置中性格风貌会显出差异。例如贾宝玉，他在大观园女儿国里是一种性格风貌，在家族尊长范围里又是一种性格风貌。在女儿国的系统中，他在彼此具有真正爱情的林黛玉面前，显得很严肃，很规矩，表现出一种性格特征；在不受真正爱情制约的其他女子面前，则显得放荡不拘，表现出另一种性格特征。而在家长的系统中，在严酷的父亲与慈爱的祖母面前以及在他母亲面前，又表现出各种心理差别。由于不同环境促使性格发生转化，性格才显得真实而多彩。
再以英雄性格来说，英雄在这一种空间系统中可能是个凡人，而在另一种系统中则可能是一个豪杰。作为一个豪杰，可能在科学的系统中是个巨人，而在政治系统中则可能是个呆子；也可能在艺术系统中是个骑士，而在家庭系统中则是个懦夫；也可能在战争环境中是个无所畏惧的战士，而在爱情领域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稚子；也可能在平常的空间环境中十分凶猛，而在非常的空间环境中则变得胆怯。以最后这种情况而言，《史记》中那个和荆轲一起去刺秦王的秦舞阳，在平常的空间环境中，是凶猛的，“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是，在非常的空间环境中，性格就发生变异。他在肃穆的宫廷和威严的秦王之前，就顿然产生恐惧，变得怯懦：“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刺客列传》。）《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文学性确实极强，人物的性格栩栩如生，即使秦舞阳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人物，也写出他的性格的二重流动性。可见一个高明的作家是不能不注意社会环境对性格变化所产生的强大作用力的。
时间的变异性，是指人物性格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而不断地变更。这主要是“旧我”与“新我”不断地交织发展，“新我”不断地扬弃“旧我”、改变“旧我”，“我”不断地经受自我克服、自我投降、自我胜利，也可以说是不断地经受自我否定和自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例如王熙凤的前期和后期，性格上就有很大的变异。她的后期就否定了前期泼辣干练、骄横跋扈、纵横捭阖、不可一世的性格状态，而变成心灰意懒、畏葸难前、多疑敏感的性格状态。
文学中所塑造的成功的性格，一般都有性格发展的历史。《水浒传》中的林冲，之所以写得比其他人物好，就因为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史和性格发展史。他在火烧草料场前后可划为两大性格阶段，而在前后两段中他的性格都在向前推移。鲁智深的性格也经历了时间变异。金圣叹在第五十七回有一个批语：“自第七回写鲁达后，遥遥直隔四十九回而复写鲁达，乃吾读其文，不惟声情鲁达也，盖其神理悉鲁达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一非鲁达者，夫而后知今日之鲁达涓滴不饮，与昔日之鲁达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也。”鲁智深从“以酒为命”到“涓滴不饮”，这是很能显示英雄性格的变化的。但是这种性格的差异，前后性格的二重显现并未影响主性格的一贯性，鲁智深的声情神态仍然一以贯之，这也正是以一贯驭万殊。性格的历史因素与性格的现实因素的二重组合，使性格更富有立体感，也更有深度。
我们为了分析的需要，把时间与空间加以分开，而实际上时空是分不开的。没有一种没有时间的空间，也没有一种没有空间的时间。时间的变异性和空间的差异性总是互相交织而造成性格运动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例如，林冲的性格不断地在时间的变异中发生变异，而时间差异中又包含着空间差异，他发配到沧州，是空间的大变迁，而这空间大变迁又是与时间的变动融合为一的。林冲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抗的性格元素已积淀到相当的程度，而加上空间变迁后非常事件的发生，他的反抗性格就完全形成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托尔斯泰早期的创作时说：“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26页。这种心灵的辩证法，也正是性格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都显示了性格运动的辩证过程。他所塑造的娜塔莎、彼埃尔、玛丝洛娃、聂赫留道夫等等，其变异的程度，甚至可划分为第一天性与第二天性的大阶段。像娜塔莎，她的第一天性是那样天真、活泼、炽热，那样充满着少女青春的活力，但是经历了和安德烈的爱情以及和浪荡公子库拉金私奔以及和彼埃尔的结合之后，便形成了第二天性，这就是失却内心青春火焰的妻子的贤良，母亲的沉静，厌弃一切打扮的妇人的成熟。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第四卷中真实地描写了娜塔莎的变化：“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初春出嫁，一八二○年她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是她所巴望的，现在由她亲自喂养。她长胖了，身子也粗了，因此很难认得出这个强壮的母亲就是从前那个身材瘦削、举止灵活的娜塔莎。她的脸型确定了，具有安静、温和、明朗的表情。她脸上从前那种不断燃烧着，成为她的魅力的青春焕发的火焰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只有她的脸和身体，她的心灵完全不见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强壮、美丽、多子女的母亲。她身上从前的火焰现在很少燃烧了。
……所有在娜塔莎婚前认识她的人对她发生的这种变化好像对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一样感到惊奇。”《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1631—1632页。娜塔莎与库拉金私奔的行为，曾使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正是这一次决定其命运，又决定其后来性格的自我分化，才使她成为真的活的人物。她使我们感到：她的感情火焰燃烧得太热烈了，以至无法自我控制感情的波涛而冲垮了道德的堤岸，误入了错误的河道，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她的性格成长了。她在自我分化与自我克服的过程中，产生了性格的新因素，整个性格世界发生了新的组合。如果没有这一次自我分化，她的性格就不可能具有如此夺人心魄的光彩。
彼埃尔的性格也是流动的。他由一个幻想家变成了实际家，他扬弃了懦弱和沉湎于幻想的第一天性，在严酷的生活激流中进行了动人的自我战胜，形成了主动、积极、能够思考、接近生活、敢于反抗的第二天性。当他经历了被囚禁的生活之后，显然成熟了，“从前当他忘记了他面前的事情或者他所听到的话时，他便痛苦地皱着眉头，好像是试图而又不能看清离他很远的东西。现在他同样地忘记他所听到的话，和他面前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带着几乎察觉不出的，好像是嘲讽的笑容注视着他面前的东西，倾听他所听到的话……从前他说话很多，当他说话时，他便激动，并且很少听人说话。现在他很少说话不停，并且善于听人说话，所以人们乐意向他说出内心的秘密”。《战争与和平》。第四卷，第1559—1560页。在他与娜塔莎结婚7年之后，他又“快乐地、坚决地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妻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反映。他觉得在他自己身上，好和坏互相混杂，互相掩映。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了他的真正好的地方。一切不是十分好的地方都被抛弃了”。同上书，第1636页。
不带流动性质的组合，便是机械的相加，这就失去性格组合千姿万态的丰富性，就没有性格组合的辩证法。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理论，其实并不一般地反对性格的机械式的二重结构，例如布瓦洛，他倒是反对绝对完美的、没有任何弱点的理想人物，而主张写英雄也应写他的弱点。他说：“我们不像小说，写英雄渺小可怜，不过伟大的心灵也要有一些弱点。”在这方面，他与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却不承认性格是一种流动物，他把性格固定化，主张人物性格在情节发展中保持原状，静止不变。他认为“写阿迦门农应把他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只，写每个人都要拖着他的本性不离”。这种要求，就是要人物性格以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为标准而固定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变更的凝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