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物形象，例如阿Q，恐怕任何阶级都不愿意承认它是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象征。但是，《阿Q正传》作为艺术作品，它具有多种价值，包括具有巨大的社会批判价值（包括政治价值）、社会认识价值和巨大的审美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阿Q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谈不上什么政治价值。然而，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它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人们可以从阿Q身上感受到无穷无尽的悲剧美和喜剧美，甚至可以对阿Q形象不断地进行审美观照和审美再创造。人们为什么在政治上厌恶阿Q主义，不承认阿Q与自己政治理想有任何联系，而喜欢阿Q这个典型形象呢？这就因为，在实际上，人们是把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分开的。阿Q，这个头上长着癞疮疤的未庄农民，经过鲁迅生花之笔的描绘，已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审美对象。
与阿Q的情况相反，有些人物形象，后来发展成人们的政治理想。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发展成人们的施行仁政的贤君理想，诸葛亮发展成人们的施行仁政的贤相的理想，而关羽则发展成忠于君主、忠义仁勇兼而有之的贤臣的理想。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是后人喜欢他们，主要的还不是他们身上体现了人们的审美理想，而是因为他们体现了某些政治理想。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开始还是人（英雄的人），还带有人的局限性，例如他和张飞、刘备三人一起战吕布还是无法取胜；后来就变成神了，他在战场上一出现几乎无须打仗，就可以取下敌人的头颅。但是，刘备、诸葛亮、关羽，都不能算是艺术审美理想，这几个典型，也不能说是具备最高美学意义的典型。所以，鲁迅说刘备仁厚得“近伪”，而诸葛亮神机妙算得“近妖”。鲁迅不是从政治理想的角度，而是从审美理想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人物形象的。
我所尊敬的聂绀弩老先生在分析关羽与诸葛亮的形象时，就把美学理想与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视为同一的东西，我与他的想法不同。聂绀弩老先生承认《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神”，把诸葛亮写成“近妖”，但认为好就好在这里。对于关羽，他说：“关羽不是人，是神。而且历代加封，直封到‘立地成佛’，成为人与神的极致。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效曹，一知故主消息，便不辞千里万里往投。这是忠的一种新形式。这和后来放走曹操是‘义’的一种新形式一样，都是以奇特的方式完成的。”关羽不仅忠、义达到极致，而且他还不怕疼，刮骨疗毒时还在下棋。他本来三战吕布不下，后来却在斩颜良、文丑时变得天下无敌。聂绀弩老先生在谈到诸葛亮时，这样分析：“诸葛亮本是一生唯谨慎，是鞠躬尽瘁的人物。
这不能满足作者的要求，除此之外，作者还需要一个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骂死王朗、空城计、七星灯、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的诸葛亮。它也就把他写成这样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近妖’正是如此。不是有人谓信徒宣传耶稣一个饼可以吃饱多少人为妄吗？如果这使徒是去宣传科学，他如是说，当然是妄。但他是宣传宗教、宣传教主的神通，那就越妄越好，吃饱的人越多越好。越多听的人越信，因为听者心里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教主。不是饿吗？不是没有东西吃、吃也不容易吃饱吗？现在有人能用一个饼吃饱许多人，这世界将有什么改变啊？赶快收拾铺盖跟他走吧！像甄士隐、柳湘莲跟一僧一道那样去吧！我觉得《三国演义》写诸葛近妖，不算失败，或者反算成功。鲁迅先生本来就未言其成败。”聂绀弩：《且说〈三国演义〉》。《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
聂绀弩在这里精彩讲述的关羽、诸葛亮，都是一种理想范式。关羽是“忠”和“义”的理想范式，诸葛亮是“智”的理想范式，其理想范式又发展到极端，即“神’的范式。这种理想范式作为读者的道德理想范式、智慧理想范式，是无可非议的。这种道德理想和智慧理想发展到绝对完善、绝对完美的程度，便接近信仰，接近上帝，所以我国有些地方把关羽奉到“神”的地位，称为“关帝爷”，世世代代加以膜拜。信仰是高度理性的东西，它具有单一而伟大的品格，但不具备感性的丰富的内容，也不带人的真实情感。它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神、上帝不能成为人的审美理想。鲁迅说诸葛亮近妖，是带贬意的，因为鲁迅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在我国，非文学领域中的孔子也可以成为一种道德范式。关羽、诸葛亮，绝对地合道德目的，合理智目的，是功利关系的直接表现，他们都带有很高的伦理价值，但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审美理想，就像不能把孔子视为审美理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