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9068800000030

第30章 再见,虚无!

不同于50年代是纪弦的时代,60年代诗坛成了余光中大展拳脚的舞台。

创世纪诸君子接过纪弦的火炬,将现代诗推向超现实主义的极端,一向甚为前卫的纪弦也为之摇头。他一气之下,于1965年提出要为中国新诗正名,过了一年又提出要取消“现代诗”一词,而洛夫们却乐意接棒,领导起现代诗的新潮流。乍看起来,60年代的诗坛是创世纪在执牛耳,其实由表及里地看,诗坛乃至文坛的主要焦点都离不开余光中。

余光中自称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诗风多变:1949—1955,他服膺的是新月派格律诗的诗风。从1956年到1960年,他开始向西天取经,走西化之路。由美国回台湾,却主张回归传统。长诗《天狼星》就是他这方面的实践。此诗通过自我,将海峡两岸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糅合在其中,作了视野宽广的抒情描写。作品发表后,余光中收到许多有赞有弹的读者来信,属于后者并形诸文字的是洛夫长达万余言的《天狼星论》。他认为:

一、现代诗作者应该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赖以作为创作基础的哲学思想”。什么是这种哲学思想呢?答案是存在主义。“在现代艺术思想中,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研究人的结论只是空虚,人的生活只是荒谬……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常看到‘神圣’、‘光荣’、‘伟大’等等空洞的名词,这些对我们已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枷锁,它使我们痛苦,使我们虚伪,使我们变得丑陋。”接着,《天狼星论》的作者又引用海明威的话:“诸如光荣、勇敢、荣誉或神圣等抽象的字和村名、道路的编号、河名、部队的番号和日期等具体的字眼相形之下,前者显得秽亵下流。”基于上述的哲学思想,洛夫认为《天狼星》注定要失败。

二、另一构成《天狼星》失败的基本因素,是因为“《天狼星》饶有具象性,面目爽朗,脉络清晰,乃流于‘欲辩自有言’,‘过于可解’的事的叙述”。也就是说:《天狼星》不符合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意象与意象间,有比例、有发展、有统一性,没有做到“不合逻辑,不求读者了解”的地步。同时洛夫同意法国心理学家赫依波的看法,认为艺术创作可以分为经验的与直觉的两型,“前者的创作是先有一个主体,就这一主体作有意义的运思,运思完成而后有创作,创作而后有修改,这是传统的创造过程。后者的创作并非先有一个主意,而是广泛的酝酿,之后始有中心观念之涌出,再后始有此一观念的发展以及作品之完成。”由于《天狼星》是“拟就大纲的计划创作”,且属于前一种创作过程,所以它是“传统的”,“失败的”。

洛夫写《天狼星论》正值他研读和实践超现实主义的时期。他难免以自己的嗜好要求他人。蓝星诗社的另一理论家张健便认为,洛夫的推论纯是“观念中毒”的表现。鉴于洛夫的文章在措辞上对余光中的社会地位及其尊严有所损害,于是,余光中写了《再见,虚无!》作出回应,批评洛夫的文章体现了虚无思想:在这种颓唐的气氛之中,神、道德、社会、文化传统被全盘否定,最后被否定的是诗人自己的灵魂。这种虚无之风吹走了一切固有的价值,而又始终不能(或不愿)建立新的价值。无论用什么哲学理论来辩护,一种文学或文化,总不能建立在否定之上。这些虚无崇拜者生活在一个无所适从的“现在”,他们否定过去,因为过去只是文化渣滓的堆积,只是可耻的传统,他们否定将来,因为他们是绝望的。这样的“存在”毫无延续性……事实上,这些虚无崇拜者大可不必写诗,因为这样适足表示他们未能免于积极,未能忘情于文化。如果诗既不反映生活,也不表现自我,则诗究竟要表现什么?如果诗要反映生活且表现自我,则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自我是不可认识的,这样做岂非徒劳?洛夫的理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说明人是“空虚的,无意义的,模糊不可辨认的”,在另一方面又指摘《天狼星》的作者“忽略了周梦蝶人格的与艺术思想的发掘”。既然人毫无意义,则我们何必斤斤计较“人格”与“思想”?接着洛夫又说:“周梦蝶是人,他生活,他写诗,他的智慧与我们的同样光芒四射,他突破传统藩篱的叛徒精神与我们的同样不为学院派所悦纳”。余光中非常惊讶于洛夫使用“智慧”这种传统而唯心的字眼。智慧而竟“光芒四射”?这究竟是浪漫主义的用语,还是存在主义的词汇?至于说周梦蝶具有突破传统的叛逆精神,则是违背事实的。……洛夫是崇拜现代文艺而唾弃传统的。可是他对传统了解得不够,因而他的扬弃传统相当武断。如果他曾博览古典,他也许会发现他所喜爱的虚无主义并不始于存在主义诸哲学家,甚至也不始于杜斯陀也夫斯基或屠格涅夫。

对赞成意象孤立和切断联想、拥护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洛夫,余光中无论对其理论还是创作均持否定的态度。他引洛夫《睡莲》中的一段:

或许这是最初的一瓣,晨光中

有人扛着一排白齿向墓地而去

任其成形,那美丽的不安

任死者染白了衣裳

余光中说:像这样的诗,当然没有《天狼星》那种“工整而准确”的毛病,但是就我而言,也似乎没有什么“可感”的东西。我完全不能把握这些字背后的实体。现代诗固然不是给“大众”读的,但至少它应该能满足一些“被选择的心灵”,一些同道。我可以很诚恳地说:对于读诗、译诗、写诗、编诗、教诗、评诗皆略有经验的我说来,《石室的死亡》中有不少段落实在难以感受——如果不是难于“了解”的话。我认为《石室的死亡》是一首甚有分量的重要作品,然而由于某些段落处理的手法过于“晦涩”(除了“晦涩”之外,没有别的形容词),乃使许多读者(本身即作者的读者),无法作恰如其分的感受,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余光中与洛夫在台湾诗坛均很有影响,两人的争论可谓是棋逢对手。那时洛夫以激进的现代派著称,在观念上比余前卫。由于洛夫觉得虚无问题过于玄妙和复杂,双方开战之日也就成了终战之时。两人后来还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洛夫在论覃子豪的文章《从〈金色面具〉到〈瓶之存在〉》中说:“数年前笔者曾秉着艺术良心写过一篇万余字的《天狼星论》的诗评,由于在措辞上对作者的由社会地位所养成的‘尊严’有所损及,致使作者大为震怒,为此我一直深感歉疚与愚昧。”在写于1977年元月的《洛夫诗论选集·自序》中,也说:“其中某些看法浮泛而零碎,至今读来自己都难免为之失笑。”余光中在出版《天狼星》所写的中亦说:“《天狼星》旧稿在命题、结构、意象、节奏、语言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毛病。”后来,余光中对《天狼星》作了程度不同的修改。

在《天狼星论》出现之前,还未有人写过这种严肃而规模大的现代诗评论。洛夫有偏颇的批评带动了后来者对现代诗严肃而认真的研究,并促使余光中提前与虚无再见,倒是这场论争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