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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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诗潮》提倡“工农兵文艺”?

你这样苍白的容颜,你这样瘦削的身材,啊,谁知道你满腔热血,谁了解你坚贞的爱恋?

高梁这首《白烛咏》,有点像夫子自道。他身材高瘦,因一直生活在寂寞和失业中,因而容颜不够红润;他的政治理想、文学见解与官方不合拍,因而常常受到右翼文人的猜疑、排斥乃至诬陷和打击。他生活上有些不拘小节,有诗人的浪漫——漫无条理,因而一些关心他的左翼文友,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高梁既是诗人,也是评论家,出版有《文学与社会》。陈映真为此书写序时,高度评价他的诗:

(高梁)是台湾极少数优秀地秉承了并发扬了中国抒情新诗传统的诗人之一。他的语言清晰,充满了浓郁的情感。他的汉语准确、丰美,并且表现出中国新诗在韵律和音乐上的辽阔的可能性。比杨唤、覃子豪、郑愁予和痖弦远远年轻的高梁,在抒情诗创作上的成绩,不论怎么说,是极为独特的。

高梁和余光中均反对台独,但一个是左统,一个是右统。由于政治观念再加上文学思想的重大差异,高梁对余光中的诗评价不高。他认为,余光中从1950年起到1956年,一直写着新月派式的格律诗,作品“几乎无一可观”。对于被许多人认为有民族诗风和新古典精神的《莲的联想》,高梁认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凄楚的‘东方式’的秀美,但却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族爱的表达,与古典主义也不相干。”高梁的文章判断多于分析,显得粗糙。如他认为长期以来余光中“并无民族精神,而与《在冷战的年代》的同时写的《敲打乐》中,却无可掩饰的深刻地表露出了他那一讲到美国就崇拜到五体投地,一想到自己是中国人就引以为无限羞耻的令人震惊的心态。所以他虽然一度以‘回归民族的’来标榜,其实不过是参加了一次‘化妆舞会’而已。”这里对《敲打乐》的看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就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原意。

高梁和余光中相识于1961年,在乡土文学论战发生时已有16年的历史。余光中比高梁年长十岁,高梁一向把余光中当长辈看待,可高梁失望地说:“想不到他对于比他年轻的朋友,竟是以这样一种阴谋暗算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为人,也实在使我太失望了。”

事情系由高梁1977年5月编的《诗潮》第一集所引发。彭歌曾指责该刊第一集封面封底设计,有遥远的大陆,有海洋,有海岛,天空和大陆是一片通红,海洋和海岛是一片黑暗:“所指为何?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高梁辩解道:事实上,无论封面与封底,均无大陆,也无海岛。唯一的罪状大概是用了红颜色。“红颜色是不能用的吗?我们的国旗不也是有大块红地吗?”彭歌指控的另一理由是《诗潮》第一集为“倡导工农兵文学的专辑”:一是《诗潮》包含有《工人之诗》、《稻穗之歌》与《号角的召唤》三组作品,这正是“工、农、兵”,是“狼来了!”高梁反驳说:《诗潮》在诗创作方面,一共分了九组,计为《歌颂祖国》、《新民歌》、《工人之诗》、《稻穗之歌》、《号角的召唤》、《燃烧的爝火》、《释放的呐喊》、《纯情的咏唱》和《乡土的旋律》。《诗潮》是以促进发扬真正三民革命精神的文学为总旨趣,所以这些诗的分组、编排上也照着民族、民权、民生的次序。《歌颂祖国》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新民歌》是表现一种平易近人的民主风格,是发扬民权主义精神,《工人之诗》、《稻穗之歌》是发扬民生主义精神。关于工人与农人的诗篇,台湾一向极缺,所以特别标示出给予园地。但《号角的召唤》却不是以军人为主题的。这说明彭歌连依标题望文生义也没有望对!

《诗潮》第一集出版后不久,余光中从香港回来,高梁去看他,并带了一本送他。据高梁说,余光中看到里面没有他的诗,就不高兴。“接着他翻到其中的一篇《李白诗中的战斗性与入世精神》中有一句说:‘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是非常关怀的。’他说:‘这就该骂!这还不是有问题吗?’我说:‘怎么呢?李白关怀国家强大统一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即使引申到现实意义来讲,我们岂可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强大呢?哪有什么不妥呢?’不料余光中竟说:‘李白也有问题,他曾经追随永王璘……’真想不到余先生竟连对李太白也要展开起政治清算来了。”

正因为高、余两人政治观点南辕北辙,故余光中看到该刊后几天,就写出《狼来了》一文,洛夫立刻在一个座谈会上引用,作为指控某些人“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佐证。

高梁从此和余光中“交恶”,积怨颇深。尽管如此,他介绍的上述情况,还是对我们了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