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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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抨击胡兰成新出的旧书

还在60年代,就有人向余光中推荐曾任汪伪宣传部部长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赞扬那是一部慧美双修的奇书。当时余光中看后,觉得文笔轻灵,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形容词下得颇为脱俗,但是对于文字背后的情操与思想,则嫌其游戏人生,名士习气太重,与现代知识分子相去甚远。

由于台湾有不少张迷,故爱屋及乌,许多读者对张爱玲的先生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与张氏相爱的过程津津乐道,认为很有看头。余光中称赞张爱玲的《秧歌》,但远不算张爱玲的崇拜者,对胡兰成更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余光中并不一笔抹杀胡兰成的文字才能。对胡的另一本旧书《山河岁月》,余光中读后总的感受仍是“憎喜参半”。不过,比《今生今世》少了“喜”的成分,多了“憎”的内容。在《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中,他“先说喜的一面。《山河岁月》的佳妙至少有二。第一仍然是文笔,胡兰成于中国文字,锻炼颇见功夫,句法开阖,吞吐转折回旋,都轻松自如。遣词用字,每每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这真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事物条理,一一清嘉,连理论与逻辑亦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这样‘清嘉’而又‘婉媚’的句子,《山河岁月》之中,俯拾皆是。‘胡体’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却是交融,而非夹杂。”第二个优点,在于作者的博学。从书中所运用的知识看,胡兰成学贯中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情风俗都有一定的认知,且能处处跟外国文化作比较,时有灼见。此外,作者可谓胸襟恢宏,心肠仁厚,对天地间的一切人物不是表尊重就是表同情,充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胡兰成对中国的历史一往情深,对中国文化也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一个人的长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变成短处。就以胡兰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他只见其精华,未见其糟粕。他如此全盘肯定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乍看起来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可余光中认为:“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胡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知性的指导’,可是在自己立论时,又摆脱不了民族情绪的束缚。本质上说来,胡先生学高于识,是一位复古的保守分子。”余光中还认为胡兰成理想的士不事生产,不食人间烟火,不与庶民为伍,其志却在天下的农业时代与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目前极需提倡的是民主意识与科学精神,而不是思古的幽情。读经可以叫大学生和研究生去做,但一般老百姓不用这样专门化,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做好手中的日常工作。

胡兰成当过汉奸,后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他在《山河岁月》中仍不改对日本的赞扬态度。以有过抗战这一强烈而惨重经验的余光中来说,不会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任何好感,胡兰成在书中如此避重就轻并用模棱两可的口气叙述抗战,余光中无论如何不能认同下面一段文字: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对其国家的信是这样的入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必还他一分礼……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

胡兰成又说: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

余光中对此评论道:这两段话岂但是风凉话,简直是天大的谎言!这番话只能代表胡兰成自己,因为在水深火热的抗战之中,他人都在流汗流血,唯独胡兰成还在演“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还他一分礼”的怪剧。也许胡兰成和敌有方,“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可是在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中,无辜的中国人却没有那么飘逸的“境界”。只因为胡兰成个人与敌人保持了特殊友善的关系,他就可以污蔑整个民族的神圣抗战说的是假话,打的是假仗吗?这么看来,胡兰成的超越与仁慈岂非自欺欺人?看来胡兰成一直到今天还不甘忘情于日本,认为美国援助我们要经过日本,而我们未来的方针,还要与“日本印度朝鲜携手”。胡兰成以前做错了一件事,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

评《山河岁月》一文是在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杂志《书评书目》上发表的。余光中在《青青边愁》中,称这是自己“‘讨胡’的首次战役”。当时余光中对才高于德的垂暮老人恻恻然心存不忍,未将书评投给大报副刊,不料竟触怒了出版此书的老板,事后不但国恨移作私嫌,且在该社的宣传刊物上删掉余光中的大贬,突出他文中的小褒,断章取义运用这篇书评。余光中认为,在民族的大节之下,一家出版社的荣辱得失不过是芝麻绿豆般的小节。那家出版社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自己父亲开办的,胡兰成那本书仍是要评的。余光中并不否认那家出版社出过不少好书,但这个污点必须擦掉,而不应采取逃避的态度。

这里讲的“那家出版社”,是指颇负盛名的远景出版公司,其老板沈登恩有出版界的“小巨人”之称。该公司有众多的第一:第一个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引进宝岛,第一个把倪匡的科幻小说引入台湾,第一个给出狱后的李敖出书,第一个在台湾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还有第一个出胡兰成的书。“远景”出了胡书后,不但引发出余光中上述批评,还引起张爱玲的不快,这是原来未料到的。因而有浓厚“张爱玲情结”的沈登恩,永远失去了与张爱玲合作的机会。沈登恩与张爱玲通过几次信,曾谈及出书一事,终于功亏一篑,这是沈登恩的终生遗憾之一。

余光中当年批评胡兰成对日本侵略者持肯定态度,后来台湾在李登辉、陈水扁的误导下,不少人比胡兰成更露骨地宣扬日本为台湾带来“近代化”。余光中对此言论同样不以为然。他就曾公开著文对陈水扁“去中国化”及其媚日倾向表示了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