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大的问题，怎么去喀布尔。
最便捷的是坐联合国的小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喀布尔，约一个半小时；其次是走陆路一从巴基斯坦西北重镇白沙瓦出发，经阿富汗南部的贾拉拉巴德，然后抵达兴都库什山下的喀布尔。
从贾市到喀布尔，也就三个小时的路程。这是一条“死亡之路”。熟识的巴基斯坦朋友多次劝我：千万别走这条道，这里劫匪众多、凶杀不断，塔利班武装还经常出没，在当时已命丧阿富汗的八名记者中，有四人就在贾市附近遇害。
但我们联系联合国驻伊斯兰堡办事处。联合国方面的回答：
“飞机有限，你们说的太晚了，可能已没有票了。”
我们别无选择。最后，通过关系联系到一个也要去喀布尔的阿富汗长老车队。他们人数众多，且有军队保护。跟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一起，我们想，应该安全一些。
就在这时，对联合国办公室的“公关”起作用了。联合国方面终于对我们网开一面，告知：他们当天增开了一班飞机，我们可以乘坐飞机前往喀布尔。
但我们必须签一个“生死协议”。我拿到的机票背面，就明文写着一条“免责”条款：此飞机只在危险地区运行，对于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方面概不负责。
在解释这一条款时，联合国一位巴基斯坦籍雇员盯着我们说：
“你们飞经的是战区，（是否买票）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几个月前，就有这样一架联合国飞机，在安哥拉被武装分子击落，所有人无一生还。
已没什么可考虑的，紧急时刻，一票都已难求。尽管也有一丝对家人的惭愧，但初生牛犊不怕死的我，早把自己当成了赌注。轻轻一笔，人生也就迈过了一道坎，只不过吉祥难料。
钻进飞机，马达轰动。小飞机受动力限制，根本飞不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雪山、道路、河流以及偶尔的房屋。飞机行经的阿富汗南部山区，仍是塔利班控制区，山坳中任何一挺机枪，应该就足以将飞机击落。
偶尔一阵山风吹来，飞机不断摇晃，我感觉就好像荡在了一只断线的风筝上，飘浮上下，不由自主。
我没有告诉远在南方的父母我去阿富汗的决定，他们只知道我还在巴基斯坦出差。和他们通话，总是我最沉重的时候，我总是害怕说漏了嘴，引起他们不必要的担心。
父母在，不远行。古话虽有些求全责备，但父母年事渐高，不能孝顺于前，却要让他们在家揪心，总是人伦之失、游子之痛。新华社每年必须有许多记者赴危险地区采访，我想我当时的想法，应该也曾涌现于他们的心头。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抉择中总有痛苦丛生。
在临上“联合国”小飞机时，我给哥哥打了个电话，告诉了我下一步的去向。
“我将一个月后回来，回老家过年，不要告诉父母了，就说我仍在巴基斯坦。”我搁了电话。
哥哥的叮嘱还在我耳边回旋：“千万注意安全！”
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在这点上，你是个混蛋！”
（四）
飞机一落地，荷枪实弹的美国士兵从四面包围过来。触目之处：机枪，鹿寨，碉堡，从身边隆隆驶过的战车……战争的硝烟味，扑面而来。
喀布尔机场，已被美国人炸毁。我们降落在离喀布尔五六十公里远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是本·拉登以前的一个基地，现在全部由美国兵控制。巴格拉姆，已成为现在进出喀布尔的唯一空中通道。
迅速打开随身包裹，用指北针确定好方位，架起海事卫星电话，天线对准南面印度洋的卫星，通讯线路连通，一切OK。
我拿起电话，声音稍微有些迟滞，但我一字一顿地告诉等候在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发稿中心值班的编委：“我们已经到达阿富汗。”
很兴奋，我发出人生第一条快讯：中国外交部工作小组抵达阿富汗。
这是时隔八年之后，中国外交官首次回来，且是在邻国，关系到中国外交的布局，意义重大，国内关注，国际也瞩目——要知道，东突分子正是以阿富汗为重要基地，多名东突骨干成员目前仍潜伏在阿富汗，中国需要阿富汗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在世界聚焦阿富汗战争之时，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举动，尤其为中国媒体所关注。不出意外的话，这条消息，肯定是国内报纸、电台、电视台采用率最高的稿件。
（五）
人生的惊吓，总是在不期然间。
站在巴格拉姆机场，我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前所未有的响亮，身子震得一阵哆嗦，我以为战斗开始了。硝烟味已呛人眼鼻。
我人生第一次直面爆炸的惊吓。幸运，这不是真正的战斗，是排雷。我回过神来，抬眼望去，远处一道白烟，正向四周散开。以其最初的方圆，其爆炸力足以将多人送人墓地。正凝望时，又传来一声巨响……
连绵的内战，使巴格拉姆和阿富汗许多地方遍布地雷，人若是不经意的一步，就可能踏进无法回归的另一个世界。
我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前有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现在是“爆炸为我们接风”。
第一次真正的战地采访，尽管也按计划完成了发稿任务，但仍有许多的生涩和不成熟。
我拍的爆炸图片，显然没聚焦好，画面有些虚，心情太过紧张了。我在当时撰写的稿件后面，一定要附上画蛇添足式的“不当之处，请海涵斧正”的文字，希望别人原谅我的匆忙。
但人生不就是从这样的不自信中成长的吗？因为战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毕竟是陌生的。
刚下飞机时，比我年长一些的摄影记者王毓国还曾想寻找一个地方“如厕”。憋了一路的他原来准备朝草丛中钻，当听到爆炸后，才知道，在阿富汗，所有长草的地方，都可能是雷区，是进不得的。
对地雷的恐惧，最尖厉的是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使馆位置绝佳，位于喀布尔市中心，左边翻过一道围墙，就是阿富汗总统府。
但我真还没有看过像这样破旧的使馆。
阿富汗二十年的内战中，市中心和总统府是冲突爆发集中之地。苏联从阿富汗撤离后，游击队战士攻进喀布尔城，激烈的战斗也不可避免殃及中国使馆。1993年在激烈的内战中，中国外交官被迫撤离喀布尔。
生锈的钥匙，几乎已无可解之锁，拂去门口厚厚的蜘蛛网，我们进入使馆办公楼，察看被破坏和洗劫后的情况。
楼房里，已不可能有电，灯泡也早已找不到，光线很暗。我们大家朝前走，外面的阳光借助敞开的楼道门射进来，相对比较亮。
我快步朝外走，走在我身边的凤凰电视台郑浩突然一把拉住我，说：“当心，前面有一个地雷。”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中国大使馆有地雷？就仿佛说美国人已经败给了塔利班。谁会相信？
我低下头，仔细一瞧，倒吸一口凉气，果真是一个地雷！就在我脚跟旁，黑黝黝，货真价实。
大家顿时都屏住呼吸。要知道，就在地雷上方，有一块黑板，上面还留着当年外交官撤退时的具体安排：几点集中，几点上车，几点到伊斯兰堡，每一步都由谁负责……
当时我还长时间在这里抄写着具体的步骤安排，以备文章中使用。我想：中国外交官撤离时有条不紊，确实值得一赞！
地雷旁边有多个脚印，最近的一个离地雷也就几个公分，好像是我的。
凤凰卫视摄像魏永林是军转干部，一米八的个子，他的感触最深刻。“太可怕了，像我这样的个子和重量，只要踩上去，很可能爆炸，不一定我就丧命，但至少一条腿是很难保了。”他感慨着，我心里却嘀咕：腿没了，上哪抢救呢，在这个安全处处没有保障的地方，断腿的伤口，很可能就是致命的。
在现场采访，经常遭到美英联军或者地方武装的阻挠，有几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士兵，根本不容我分辩，就将枪口紧紧顶在我的脑壳上。
人生直面枪口的恐怖，即使许多年后，我还依然能感受到自己心跳的感觉。
当士兵将手指放在扳机处做出扣动动作时，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几乎窒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最终化险为夷。但也确实有就这样被误杀的记者。
在恐惧中，我也时常问自己：这样的采访值不值得，毕竟我也很年轻，毕竟我也有爱我、整天为我牵挂的家人。一边是事业，一边是亲情，总是让人难以抉择。
很多阿富汗人也对我说，很佩服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坚持采访了近两个月。要知道，当时的西方记者很多都是一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毕竟太艰苦了。但就在这里，我发出了新华社的报道，我发出了一个中国记者的声音，我和同事采写的新闻成为当时国际报道、战争报道的一个亮点。
对一个记者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欣慰。
（六）
从阿富汗采访回来，我又被派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城，公认的世界上新闻记者最忙碌的地方之一。
耶路撒冷感觉怎么样？朋友、同事、领导见面，总这样问我。
“天堂！”我回答。
真是天堂！我有时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容易满足的人。耶路撒冷确实很苦，但能苦过阿富汗吗？
我毕竟在阿富汗看到了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最穷苦的难民，最艰苦的生活，我没有夸张，真的如此。贫穷到你所能知道的贫穷的境地，苦难到我无法目睹的苦难。
他们的生活如此，我作为身在其中采访的记者，何尝不是如此。
尸体的恶臭，没水喝的焦渴，没有希望的痛苦……在阿富汗，我总是告慰自己，有了这个经历，以后无论到哪个地方，我肯定都会觉得是天堂。
真的，耶路撒冷，真的就是一个天堂。虽然也凶险，但不恶心；有人也贫穷，但至少还能生活。
巴黎，伦敦，纽约，北京，一个又一个城市，更是天堂上的天堂。
在阿富汗难民营里的生活，使我充分领略了人生的苦和穷。
穷，能穷到什么地步？说中国西部一些地区贫困，常常举例说，女人被迫只能待在家里，因为穷到没有遮盖全身的衣服。
在白沙瓦，不少阿富汗难民就是这样的生活。
穷，乞丐就多。南亚国家乞丐多，但在白沙瓦，乞丐多到让人无法统计。
早晨，出门上大街，站在路上的，大多都是小乞丐，央求着过往的行人，施舍给他们第一顿的粮食。初冬的季节，孩子们都是一身非常单薄破旧的衣裳，有的衣裳到处都是窟窿，谈不上“百衲衣”，百衲衣还有补丁，他们连补丁都没有。
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鞋子。赤着脚，就行走在灰尘扬起的路上。
当我现在有意无意地试图淡忘这些经历时，总有几个瞬间，一幕幕短短的电影，将那些曾让我感慨乃至有时泪下的场景，又放映于我面前。
一次，是在街头。夜，已很深。我因采访耽误了时间，决定马上回白沙瓦的住处。黑夜，在一个陌生凶险的地方，总让外乡人感到恐惧。
乞讨的难民们，也正逐渐从大街上散去。
破旧的汽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小难民们被冲得到处躲闪。我突然看到夹杂在人群中，有一个卖花的小男孩，孩子真的非常小，最多也就三四岁，比车还矮，小得让人揪心。
他固执地呆在车道上，几度伸出小手，向司机们推销自己手中的鲜花。
夜更黑了，他应该是想把花尽量卖掉吧。没有人买花。我可以感受到他焦虑的心情。
车辆从他身边疾驶而过，接连的几次，他冒险地伸手朝司机叫卖，几乎使他被汽车刮倒。不耐烦的司机拼命地按着喇叭，受惊的小男孩茫然地站在街头。
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终于走到了他身边。小男孩满脸惊恐，蜷缩于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身后，从我身边走过，手里仍紧搂着一小篮的鲜花。篮子里很满，都是很小的花朵，在夜色下，凄美得让人心痛。
难民营里的故事，几乎没有几个能让人笑得出来。
另一次，在纳希尔巴赫难民营。
太阳正要下山，我采访完走出难民营，刚好走到一个摆摊卖书的小男孩身旁。孩子开始收拾东西。可能是没卖出什么东西，小孩子一脸的悲伤，无论我怎么问他，他始终不说话。
孩子看上去十岁的样子，但额头上已留下了数道皱纹。
一个成功的记者，我时常觉得，应该有铁石般的心肠，感情太丰富，往往就陷入新闻之中了。
但我有时真做不到。就像看爆炸场面是对自己胆量的一种折磨，那么进难民营就是对自己良心的拷问。面对太多期待的眼神，太多需要帮助的人，自己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从一个贫穷的孩子长大，我也知道许多孩子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有时也想给他们一些惊喜，哪怕给他们一些糖果，给他们一点小硬币。
我不是富人，但这些，至少我还可以做到。
但翻译告诉我，千万不能这样。因为你面对的不是几个贫穷的孩子，他们有成千上万个。你给了一个孩子一粒糖，那么你就别想能走出孩子们的包围圈。得不到东西的孩子，很可能朝你扔石块，给你致命的一击。
因爱而遭害的例子，已经发生了许多次。我也曾经历过一次。
（七）
和平路茫茫，满目尽血光。
“在巴以地区久了，对于冲突、流血、杀戮，总有一种异常疲惫的感觉，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废墟，当子弹射来时，当石块砸在身边时，我领教过凶险，感受过恐惧，更不幸留下过伤痕。在阿拉法特去世前几个月，我看到了悲壮中的阿翁，烈士暮年，无限感慨在心头……”
这是我在《新民周刊》上一篇文章的题记。2004年春天，巴以局势走到了火山爆发的顶点。沙龙在忍耐了十来年后，终于出手了：3月22日，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杀，他的轮椅被炸翻，淤血一片；4月17日，一个月未到，他的继承人兰提西也被炸弹炸死。
沙龙杀红了眼。哈马斯在悲壮中更铆足了劲。亚辛被暗杀后，哈马斯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地震式”报复；兰提西死后，哈马斯又发誓：将对以色列发动“火山爆发式”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