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闻事件发生后，通过采访进行后续报道，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容
这是针对一些突发事件而言的。因为一些突发性新闻事件发生时，记者往往不在现场，等获悉消息后赶到现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报道也就此终结了。它留给记者发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在以色列，最典型的突发事件就是自杀性爆炸了。巴以冲突三年多来，以色列共发生了一百多起自杀性爆炸。每逢此时，记者们都争先冲到爆炸现场进行采访。但有些时候，警察对现场实施封锁，记者根本无法靠近。或者，爆炸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等赶到时已是几个小时之后。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最好能对事件进行跟踪采访。比如对在以色列先后发生的几起中国工人在自杀陛爆炸中遇难或受伤的事件，记者都是在事发当天或第二天前往爆炸现场和医院采访，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报道。
要完成一篇好的采访作品，经常要付出许多辛苦。至今我还记得三年前采写录音报道《巴以儿童的节日期盼》时的许多情景。
2000年9月爆发的巴以流血冲突，给巴以双方的孩子们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因此，在200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们决定就此采写一篇文章，通过孩子们的生活与遭遇，来反映巴以冲突给双方造成的伤害，以及这一地区人们对和平的长久期待。首先我们通过当地记者联系到加沙的一个巴勒斯坦家庭。这是一个很具典型代表意义的家庭。家中共有6个孩子，排行老二的12岁男孩杜拉，在巴以冲突爆发不久的一次交火中被以军枪炮击中身亡。当时，这一场景被正在现场的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拍摄下来，并在世界各大媒体反复播放。小杜拉由此成了在冲突中受害的巴勒斯坦儿童的象征。一时间，加沙街头到处张贴着杜拉遇害时的图片，为他创作的歌曲《杜拉之歌》广为传唱。5月的某一天，我们驱车来到以色列与加沙交界处的埃雷兹检查站，随后又在一名巴勒斯坦司机兼翻译的陪同下，走访了小杜拉在加沙南部难民营的家，采访了他的父母和哥哥。
对以色列孩子的采访则选择了几个不同的场景。其一位于耶路撒冷南郊的吉鲁犹太人定居点。由于吉鲁紧邻阿拉伯村镇，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是巴武装人员的袭击目标，因此，这里的学校、民宅大部分都装上了防弹玻璃窗。在一个家庭幼儿园，我们还看到了用大约3公分厚的钢板制成的一段“围墙”。在采访中我们获悉，一些犹太定居者当天要在总理府举行示威。我们于是又迅速赶往总理府，采访了参加示威活动的儿童，录制了不少生动的现场音响。几天后，我们又采访耶路撒冷的一所公立小学校，并将学生们演唱的著名的《和平之歌》作为文章的结尾。
某日曾读到一篇新闻理论文章，文中引用一位老前辈的话说：
新闻是用脚板写出来的，意即记者一定要多跑，多到事件发生现场去。据此，又有人引申说：新闻是用眼睛写出来的。其实，不管是用脚还是用眼，讲的都是一个道理，即记者要腿脚勤快，多外出采访。
五、如何运用音响
广播的特点在于音响。好的广播作品，能够以声感人，更好地表达主题。以色列电台新闻节目中，每天都有大量的现场报道和录音采访内容。
广播报道中使用音响的作用在于：
1.增加现场感
现场感是所有新闻报道的共同追求，目的是给受众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增强新闻报道的感染力。文字报道是通过描述来实现这一目的的，电视则是通过画面，而广播则是通过音响。在最近几次采访纪念拉宾的和平集会时，我们都录下了集会现场的音响，其中有歌声、口号声等，用在文章的开头部分。节目一开始，就将受众带到了现场。
2.增加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真实性的获得，除了报道事实一定要真实外，报道技巧的巧妙运用，也有助于突出新闻的真实性。对此，恐怕没有比图像和声音带给人的真实感更直接、更真切的了，而且也助于拉近同受众的距离。
3.增加生动性
生动其实是新闻报道的艺术追求，目的是增强传播的效果。与播音员从头播到尾的单调传播方式相比，中间穿插一些音响效果以及被采访对象的原声讲话，无疑有助于增加报道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音响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音响要丰富、多样化
比如选择采访对象时，要注意男女搭配；一些内容较为煽情的报道，可使用孩子们的声音，有助于增强感染力。
2.音响的采集
采集音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相对而言，会议音响比较简单，只要录下人物的讲话、会场掌声等。人物访谈也较单一，只需选取采访对象谈话中有用的部分。但是，以事件为主的录音报道或新闻特写，就要复杂得多。
录音报道《巴以儿童的节日期盼》是一篇音响使用较为成功的作品。这篇稿子的立意是试图通过巴以孩子们的遭遇，来揭示冲突的无情与残酷，说明和平才是最终的选择。文章从“冲突”开始，以呼唤“和平”结束，较好地反映出了这一主题。报道所使用的第一段音响是冲突现场的枪炮声、武装直升机的轰鸣声、导弹爆炸声等，恰当地渲染出了巴以冲突的紧张气氛。中问穿插的音响既有人物的讲话，也有以色列示威孩子们的口号声、歌声。文章最后以耶路撒冷一所小学校学生们演唱《和平之歌》而结束。而且，这些音响是从几个不同地方采集的，辛苦暂且不说，危险却要时时提防。
于小青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同年进入国际台工作。他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作品曾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新闻奖”和“中国国际新闻奖”。1993年至1996年，驻肯尼亚记者站任记者；1999年至2002年，驻意大利记者站任首席记者；2005年至今，驻埃及记者站任首席记者。
出色的驻外记者是这样锻造出来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于小青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信息产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卫星传输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广泛运用和网络媒体音频视频的强力加盟，使世界各国在国际舆论领域中的竞技和角逐更趋激烈和白热化。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接踵而至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各国传媒调动一切已有的高端技术手段，展开的规模空前的国际新闻传媒大战，便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实例。应该说，在传媒大战中，不同媒体的新闻报道定位和选择的不同的新闻报道视角，可以反映出新闻传媒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新闻传媒效应；另外，从本质上讲，国际新闻传媒大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国际舆论中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在国际新闻的传媒大战中，驻外记者往往是国际新闻事件的亲历者和传播者，是国际新闻报道的前哨和先锋。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驻外记者的国际新闻报道，代表了他所具备的新闻观、价值观乃至道德观，也反映出了他所代表的新闻传媒的新闻价值取向。因此，作为一名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在国际舆论的激烈竞技和角逐中，始终发挥着后方编辑部所无法替代的重要的介质作用。
难忘的驻外记者岁月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有幸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驻外记者。十几年来，我先后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记者站任记者、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和埃及首都开罗的记者站出任首席记者。
肯尼亚位于东部非洲，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两大阵营的冷战刚刚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就席卷了非洲大陆。受到这一政治思潮的影响，不少非洲国家内部矛盾激化、政局急剧动荡，一些国家出现了动乱甚至爆发了内战。当时，肯尼亚的邻国索马里内战正酣，声名显赫的索马里联合大会党领导人艾迪德巧妙地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周旋，并多次侥幸地逃过了美军的追捕。他领导的武装派别还与索马里临时总统、索马里全国拯救阵线领导人迈赫迪领导的武装派别在首都摩加迪沙频繁爆发激战。所有这一切都吸引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目光。而与肯尼亚隔维多利亚湖相望的卢旺达，1994年爆发了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大屠杀，一百多万人倒在血泊之中，震惊了整个世界。此外，布隆迪战乱、扎伊尔（现如今的刚果“金”）军事政变以及在中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高致死性出血热）蔓延等等，都是当时国际新闻传媒关注的焦点和报道的重点。还有，肯尼亚是唯一的一个有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常设机构的国家，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类居住（生境）中心的总部所在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组织也在内罗毕设有分支机构，负责援助非洲和商讨儿童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来，与这些机构所担负的责任相关的国际会议和联合国多边活动就经常在内罗毕举行，并无一例外地成为各国媒体追逐报道的新闻重点。
在肯尼亚驻站工作期间，我采访和报道的新闻事件很多，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作为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分别与索马里的艾迪德和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团长、维和部队司令达拉雷在内罗毕进行了两次“直接对话”。1994年5月，素有“东非巴黎”美誉的内罗毕正值鲜花烂漫的季节。继当年3月底美军撤出索马里后，索马里15个主要政治派别在内罗毕召开了索马里全国和平与和解大会，并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在许多人、包括我本人的心目中，艾迪德一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被美军重金悬赏缉拿，可又多次逃过美军的追杀、空袭和搜捕。他手握重兵、执掌实权，不断与其他武装别派为争夺首都摩加迪沙的控制权而频繁爆发激战，但是他并不是大开杀戒，也不滥杀无辜。在许多索马里人的心目中，艾迪德是一位抗击外国军事入侵的“民族英雄”。记得当时我挣脱了重重阻拦、终于站在了艾迪德的面前并与他面对面地直接对话时，我发现艾迪德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一直形容的那么凶神恶煞，而是有着一个军人所表现出的刚毅，面目表情慈祥，双眼充满了友善。
我大声地说：“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请问艾迪德先生，今天这个和平协议签署后，索马里真的会实现和平吗？索马里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艾迪德因为开了几天的会议而累得双眼布满了血丝，但他简捷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会的！索马里人民希望和平！这是人民的呼声！”他还说，“外国军队撤出索马里后，索马里的前途一定会是光明的。”尽管他当时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但是，他的这几句话，以及他说话时的坚毅表情和眼睛里突然一闪的亮光，令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采访达拉雷是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之后的事情。达拉雷率领着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以及维和部队的士兵部分撤往内罗毕。于是我采访了他。当我问他这支部队为什么没有能够制止卢旺达大屠杀的惨剧时，达拉雷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主要是指美国）在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而且无所作为，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我记得达拉雷后来卸任回国在加拿大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重申了上述观点。时至今日，每次想到这次采访，达拉雷情绪激动的表情就会在我的眼前晃动，令我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