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眼前这位大妈领到副院长的办公室。大妈警惕性极高地向院长汇报了一通，院长听得也面色严肃起来，不时拿眼睛上上下下看我。等大妈说完后，副院长肯定了大妈的做法，但并没有按大妈的要求没收我的相机，更没有把我拘留。我这时终于出了一口气。不过，副院长还是恩威并重地劝我好自离开，不要再拍照了，我只好失望而归。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我虽然拍到了有关医院的照片，然而那个满意的场景却终究与我擦肩而过了。回想起来，真是可惜。要抢拍到好的新闻照片，可真费劲。
实际上，不光在埃及，听我的新闻同行说，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都一样，有的甚至比埃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限制得更为严格。
据说，其中的理由是，伊斯兰教不主张人物肖像，在伊斯兰教的绘画等艺术中，被画的物体，大多是花鸟虫鱼和几何图案造型等，一般没有人物。人们受这一传统审美观取向的影响，在对待有关人物的拍照上，也就有了独特的看法。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只好采取偷拍的策略，即出门时，不要拿大相机，只将相机揣在不显眼的口袋里，这样掏进掏出的都方便。
发现和接受要拍的目标时，趁人不备，神不知鬼不觉地“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溜之大吉，走人完事。照尼罗河桥，我就趁警察不注意的当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按下快门，等士兵接近时，我已经上车走人了。这自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发达国家任何记者所不可能经历的。
报道阿拉法特去世，我在电脑前睡着了
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病危和去世过程中，我应邀给《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国内报刊写回了大量的稿子，现在想来，那是一段热火朝天而又令人激动不已的日子。
阿拉法特是一代伟人，伟人的生老病死自然牵引着读者的视线。那些天，我习惯于很晚才睡觉，一直盯着电视和广播跟踪消息，并时不时地出去接触阿拉伯人，尤其是住在埃及的大量巴勒斯坦人的反应。由于连轴转，没法保证睡眠，最后连敲电脑都全凭下意识地进行了，有时甚至全然不知道在敲些什么。有一次，敲着敲着键盘，瞌睡虫悄无声息地溜了过来，爬满了我的眼睛和面孔，我一时间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最后还是国内来的约稿电话铃声救了我，也救了正在写的稿子，要不，一觉沉沉过去，岂不误了稿件的大事？
2004年11月11日夜10点45分，一架法国A319“空中客车”
飞机把装着阿拉法特遗体的灵柩运到了埃及，停放在一个名叫“加拉俱乐部”的医院里。这是隶属于埃及空军的一家医院，一般不对外公开，也不大为外人所知。记者为了采访，事先在地图上查了半天，研究怎么走的线路，以及周围的环境，并向不少埃及朋友打听情况，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加拉俱乐部”医院位于开罗一个名叫“新埃及”的区内，距离机场不是太远。
由于兴奋和连续几天高强度的写稿，我夜里没怎么睡好。翌日清晨，记者起了个大早，匆忙抓挠了些吃的，喝了几口水，就驱车向“加拉俱乐部”医院飞奔而去。这一天是埃及的“主麻日”（星期五），晴空如碧，柔风习习，街上的人们却满目含忧，一脸凝重，他们在为阿拉法特的不幸去世而难过。
阿拉法特生前说，埃及是他的“第二故乡”，这一天，这位伟人的遗体将先被运往他的第二故乡，再送到巴勒斯坦自治区城市、阿拉法特生前办公、生活和受以色列围困的拉姆安拉下葬。在回归故里之前，阿拉法特终于见了一次他久违的金字塔和尼罗河，如果金字塔和尼罗河有灵，定也会对这位客死他乡的巴勒斯坦民族英雄掬一把哀悼和同情之泪。记者的这种心理活动，对写出的文章基调会产生影响，即它有助于写出感情和个人的感情体验，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记者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目的地。近前，只见“加拉俱乐部”医院附近到处都是警戒的警察，一个个荷枪实弹，双目怒视。
记者掏出记者证，不管用，又出示可以专门采访总统的证件，这才被网开一面，允许进去了。没想到里面还有两道关，顺利过了第一关，最后一关怎么着也闯不过去了，只好在这里观望。好在，虽然远了点，但不影响观瞻现场，无碍采访活动。
可惜的是，这里依然不允许拍照，我事先猜到了，所以索性就没有带相机，但没事，我掏出速写本，开始记下周遭的环境和气氛。上午10点，阿拉法特灵柩被抬进医院的清真寺，宗教人士颂念《古兰经》为他祈祷，然后，灵柩被抬出清真寺，交给等候在外面的埃及军队仪仗队，接着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辆由四匹黑马牵引的礼炮车上。我的笔在速记本上刷刷地写着，生怕漏了什么。我知道，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看着阿拉法特葬礼举行的情景，我就身在旁边，如果写不出动人的稿子，真是不应该啊。
当仪仗队在哀乐声中用礼炮车载着阿拉法特的灵柩缓缓启动时，我下意识地立起脚尖引颈观看，灵柩很慢地驶向附近的一个军队俱乐部，在那里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出席葬礼的世界不少领导人都在向阿拉法特做最后的告别。
整个仪式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却记了整整13页的内容。12时左右，埃及空军的专机载着阿拉法特的遗体昂首升空。我也赶紧驱车返回，一路飞速前进，因为我得抢着发稿。返回记者站办公室，我马不停蹄地将记下的内容稍事整理，就立刻发回了国内，那全是现场的真实记录，是在国内或坐在办公桌前写不出来的。
后来，我给《人民日报》采写的“阿翁魂归故里”，分别获得“中国新闻奖”和“人民日报精品奖”。《环球时报》发的有关阿拉法特的多篇文章，也深受读者的好评。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了收获的果实。
任重道远
2006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身边的优秀党员》一书，我被有幸收入。
该书在“成绩显著”一章中写道：根据统计，从2004．年6月至2006年4月，黄培昭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各类报道多达320余篇，在《环球时报》上见报的字数已突破34万，在《人民网》上发表的稿件为200余篇。此外，他还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人民网》上发表了近60帧照片。他年年超额完成《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工作定额，2004年虽然只有半年驻外工作时间，他超额完成工作量在驻外记者中排名第三，2005年则排名第一。他撰写的稿件《阿翁魂归故里》，分获中国新闻奖和人民日报精品奖。不到两年时间，他已先后七次获人民日报好新闻奖，多次获得国际部好稿奖，连续获国际部驻外记者“丰收奖”。
2005年年底，《环球时报》通过读者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十佳驻外记者之一。当我被通知入选时，感到非常突然，也感到很荣幸，同时更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之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自己的水平有愧于读者的投票。我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从事新闻写作只短短的几年。直到现在，我仍很困惑：掌握的东西不少，也有一些思想，却往往苦于寻觅不到妥帖而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因此，忝列“十佳”，很是出乎意料。
接着是荣幸。我自己生性驽钝，一直处于蹒跚学步阶段，坚持不辍地跋涉。读者投票选自己，是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这让我感觉到长期在异国他乡的工作没有白干，读者的期待为我壮了几分胆色，使我从中撷取几分继续前行的动力，暗下决心要刻苦勤奋，把稿子写得尽可能扎实一些，出彩一些，以不负读者的厚爱。
更重要的还是肩上的责任。埃及不是新闻的富矿，国内媒体对它的介绍要么似是而非，要么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所以，如何让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到真实的埃及，就有不少文章可以挖掘。我曾写过一篇“埃及网吧不沾黄”的稿子，国内反馈还不错，被多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这个选题先是我主动提出，与国内的编辑沟通后，深入现场采写的。为写好它，我曾不下十次地到埃及大小不同的网吧进行实地考察，并采访了大量的有关人员，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在经过思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这才动笔。这篇文章给我的启发是，一定要善于挖掘和捕捉新闻，只有勤挖掘，才会有收获。
2006年新年伊始，《环球时报》由每周三期改为每天一期（周六、日除外），成为中国第一份国际新闻类的日报。记者平时写稿时就发现，由于时效原因，原来的周期已不能很好地满足读者关注国际新闻的需要，同时，在对国际形势的追踪和分析上，记者也每每陷入被动的尴尬境地，所以感到急需改为日报。可是，不得不承认，改成日报后，记者的压力明显增大了许多。
在改成日报之前，记者写稿总是悠悠荡荡，从容不迫，甚至漫不经心。而且我也掌握了规律，反正是隔一天才出一期，不是付印的日子，我便离开办公室，到开罗的大街小巷四处闲逛。只是到了付印的日子，才看有没有约稿，有了约稿才开始按部就班地动笔写。
改日报后，我得时刻绷紧脑子里的那根弦，毕竟是每天一期了，随时都可能有约稿，甚至很可能还是急稿，所以不能再优哉游哉。
事实上，新年以来，我几乎每天都接到约稿，有时还不止一篇，并已遇到了几次急稿，都是北京时问下午才通知，让两小时内交稿。还行，我都能应付下来，总算按要求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写不出，或是耽误工作的情况。如果说有经验可以总结的话，那就是注意力一定要高度集中，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加之平时一点点的勤奋积累。
再一点就是，我有意使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与北京时间尽量一致，这样可以保证写稿的时效性，等于坚守了岗位，随叫随到，随时都能够找到人。比如，由于开罗比北京时差6小时（开罗实行夏时制，夏天的时间比北京慢5小时），我有时干脆就白天睡觉，夜里工作，这样两地时间吻合了，我就能随时了解编辑的要求，写稿也主动多了。
在驻外记者工作中，还得学会一些小小的窍门。由于记者在阿拉伯国家工作过多年，入乡随俗，学会了很多阿拉伯人的客套话，比如说“送你一个玫瑰花般的早晨”、“奶油一般的上午”、“和平降临于你”，等等。在称呼上也尽量抬高对方的身价，记者发现，这一招数对阿拉伯人还是挺管用的，可以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办事方便，甚至本来困难的事情，也能够迎刃而解。
例如，2004年12月，阿拉伯海湾国家在巴林召开首脑会议，会议还在召开的时候，记者由于跟阿拉伯人熟络，通过与有关官员搞好关系，早早地拿到了《最后声明》。结果，当人们还在收看闭幕式的实况转播、国外同行还在写消息时，笔者就已经发回了分析性的稿子，令阿拉伯记者都羡慕不已。
黄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曾任《社会经纬》、《今日说法》等栏目编导。2005年2月派驻德国。如果这样打趣地描述自己也算贴切：从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转行成为时政报道记者，这个转型恰恰吻合了西方同行先社会新闻记者再政治分析记者的职业发展路径，也算得上赶上了国际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