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副寿联对仗工整，设想新奇，气魄雄伟，实在叫人击节赞佩，乾隆看了喜爱非常。大典刚过，乾隆皇帝降下谕旨，特赐纪晓岚“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所谓紫禁城骑马，并非真的骑马进入紫禁城，而是皇帝对于老臣的一种礼遇，准许年事已高而功勋显著的老臣，在紫禁城内，乘坐两人抬的小轿子，代步上朝。纪晓岚素有“神行太保”的美称，年轻时健步如飞，一般人比不上他，到这时虽然已六十六岁，仍然身体健壮，精神旺盛，走起路来，步履稳健，丝毫不见龙钟老态。所以虽经皇上特许“紫禁城骑马”，但他上朝，既不“骑马”，也不乘轿，照常健步如飞。
偏偏在这年十一月，内阁学士尹壮图不识时务，却提出另一种意见，发出另一种声音。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乾隆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御史，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尹壮图就乾隆对犯有过失的各省督抚，实行罚银代罪而不加以行政处罚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措施不但没有收到整饬吏治的效果，反而助长了贪污之风。因为受罚的官员，如果有贪赃的行为，会变本加厉地贪婪以完纳罚罪之银。而清廉的官吏也往往因无力缴纳银项，接受属员的资助，再遇属员贪纵时，便不敢认真查办。他说：“是罚银虽严，不唯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远停止此例。”
本来尹壮图是一片忠心，直陈弊政。因为，当时乾隆八十大寿一共花掉白银四亿两，没有动用一两朝廷库银，全由内外廷臣进献而来。当时一位叫成种仁的朝鲜外交官，在他的《北京见闻录》中写道：“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白银由各省督抚进献，督抚之银又从何而来呢？只能是加重商民税赋，或者亏空地方府库。
对于尹壮图此奏，乾隆起初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令尹壮图具实覆奏。
然而，当尹壮图再次上疏奏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但尹壮图的奏折触怒了乾隆皇帝，乾隆令他将其所指督抚是谁？逢迎上司者是谁？借端勒派致有亏空库项者何人？一一指实。
因为按尹壮图所奏，等于指责了皇帝的英明和他所缔造的帝国盛业。这是对他统治五十五年的否定，是对皇帝自尊心的极大伤害。这与纪晓岚的“尧封禹甸，人人后舞而前歌”，是何等地不同？
尹壮图不小心碰上了逆鳞。乾隆指责尹壮图以“莠言乱政”。他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事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互相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他让尹壮图指出“蹙额兴叹者”为何人？在何处？并让侍郎庆成偕尹壮图到直隶、山东、江南各省盘查仓库。
乾隆非常清楚，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府库亏空，并非子虚之言。
乾隆五十一年，他曾派阿桂、曹文埴等至浙江省，就是为查办地方上的府库亏空案。而这种亏空，不独浙江，几乎遍及全国，仅云南一省的亏空额这年就达一百万。乾隆也承认发生在三年前的台湾林爽文起义，“皆由地方侵贪激变”。
尽管如此，乾隆却不愿由他的臣下戳穿这一事实。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他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为了证明尹壮图所言实属诬词，他拒绝尹壮图“密往访查”的要求。在尹壮图每到一处之前，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而且明确降旨声称，令尹壮图到地方盘查，是欲治其以“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污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
乾隆为堵住尹壮图之口，竟到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的地步了。而公开降谕要治奉命查访地方府库的大臣之罪，不啻等于告诉地方官不要给尹壮图留有口实。
地方官自然心领神会，在尹壮图未到之先，即“设法挪移，弥缝掩饰，遂致尹壮图陈奏不实”。
尹壮图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只好违心地上疏乾隆，自认虚诳，奏请治罪。乾隆下令将尹壮图革职留任，以示惩戒。
军机大臣和砷，看有机可乘，便使出了杀手锏，奏请将尹壮图拟斩！在此情况下，纪晓岚终于按捺不住，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要为尹壮图上殿面君，奏请圣上宽赦。本来以“局外观棋”而自律的观弈道人，这回终于走到局中来了！于是上书乾隆皇帝：“圣上所言极是，观古来帝王，无恩何以饶民？无威何以治国？圣上慎时度势，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实古来帝王所不能比。以臣观之，军机处拟斩尹壮图，量刑过当，皇上定然知晓，断不会准其所奏。尹壮图之案，皇上已通谕内外，群臣皆翘首观望。皇上若准了处斩，恐惹群下猜测，滥传谣言。不如宽大赦免，臣等更感万岁宽宏大度。那些意存不规之辈，自会小心翼翼，莫敢以身试法。臣唯有勉竭樗材，益深葵向，遵敷言于皇极；心存精白，无稍杂以二三。恭谢天恩，伏祈睿鉴。”
纪晓岚说完，再次施礼叩拜。乾隆皇帝在尹壮图一案，本来就是感情用事，自己也感到有些过头，经纪晓岚这一阵吹捧，反倒不忍心拿尹壮图开刀了。于是说道：“朕依爱卿所说。免去尹壮图死罪。”
果然，皇上驳回军机大臣和坤等人的奏请，仅予降级了事。但羞辱是免不了的：其母年高无人照顾，而他却留恋官位，又挟妾居京贪图享受，似此不孝之人何以做忠臣？迫使尹壮图自请回家。
纪晓岚与尹壮图的父亲尹均（字松林）为甲戌同年，同入词馆，又同以朴拙立朝。壮图继入词馆，又常以所做诗赋请教于纪晓岚，交谊亦甚笃。此案虽没明显涉及纪晓岚，但株连之惧又着实使他捏了一把冷汗。
本来，纪晓岚对当时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但皇上是喜欢听好话的，他哪里敢讲一句朝廷的坏话？就在皇上举行八十岁庆典之时，阿桂、和砷、福康安、金简等总理庆典事宜，皇帝虽然也假惺惺诏令节省，而群下奉行的却是铺张而非节约。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京城至圆明园，楼台全以金珠翡翠装饰。假山上添设了寺院人物，装上自动装置，一动机关，门窗就自动开合，人物活动也栩栩如生。营办这些事项，但却一毫也不许动用官帑，哪里来的？外而各省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让两淮盐院，纳金四百万。大小仪物，在南京营造，到期再运到北京，所耗巨资，不全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吗？但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也就在前一年的夏秋之交，关东发生水灾。辽阳以东，殆同赤地，自盛京至山海关，比辽东稍好。饥民之号丐者，至燕京相续，冬季酷寒，皇城内冻死的人很多。即便如此，却无人敢将实情上禀。纪晓岚浮沉宦海，对世态炎凉感受颇深，也将之比作局中对弈，更颇有一番哲理。他的结论是：不求胜负，“言则易耳”。纪晓岚喜欢收藏书画。早在三十年前得一幅《桐阴观弈图》，上面题诗日：
不断丁丁落子声，纹楸终日几输赢。
道人闲坐桐阴看，一笑凉风木末生。
有一天，纪晓岚又翻开这幅画，不禁想起王安石的诗：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样何处有亏成？
年已七十岁的纪晓岚感慨万分，于是又在上面题诗一首，诗日：
今日头欲白，画中又是少年人。
一枰何处有成亏，世事如棋老渐知。
直到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亲政后出于开言路的需要，决定起用这位直臣：尹壮图当年所奏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先因，似此敢言之臣，亟宜录用”。让传尹壮图速来京。可当尹壮图到京后又戳了嘉庆的痛处。结果，嘉庆帝仍以尹壮图需要照顾老母为名打发回家：母年逾八十，家在云南，既难迎养，若留其在京，势必使其母子万里相隔，于心不忍，著给给事中衔回籍侍候老母。
纪晓岚对尹壮图以直言抗疏而仕途坎坷深为同情，对乾隆、嘉庆父子的所为表示了有限的不满，故于嘉庆四年为即将回家的尹壮图做了一篇《尹太夫人八十寿序》，此篇寿文深得“春秋笔法”，是纪晓岚“偶尔露峥嵘”时的一篇佳作：
内阁学士尹壮图改任礼部主事，高宗纯皇帝恩准他归家赡养母亲，因为尹太夫人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嘉庆四年，皇上征召先生来京师，以备条陈时政大事，仍因太夫人年事已高，加给事中官衔，让他归家赡养母亲，而且特赐装奏折的匣子，准许他乘驿奏事，一时间士大夫无不羡慕其宠荣。……尹先生先前归里为父亲守孝时，即亲自护送太夫人回到家乡，完孝返回北京，即打算请假回家赡养母亲，太夫人却反对说：“你父子二人连受皇上圣恩，不可不报答。如果说是我已年老，可我身体确实很强健。如果说京师离家乡遥远，不便往来，我自己会往来，也不过是三四个月行程即可到达，并非必定不能往返。”
尹君俯首恭听不敢回答，然而始终不准备行李。在太夫人督促再三的情况下．尹君捧出一书简说：“我做官以来，每见地方官所为，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自己不说出来，总觉不安；如奏报皇上，则是书生一孔之见。未必都符合世务，或许还会令太夫人担心，所以宁可不离家去做官啊。”当时太夫人正坐在一茶几旁，仔细看过书简，振衣站起说：“我儿能上奏此情，即使遭受大祸，我也不遗憾，就是连我一起受祸我也不遗憾。我儿且去吧．从今以后，你可将我置之度外，我也把你置之度外，都没有什么牵挂。”尹君因此能够毅然抗言上疏，原因就在于此。士大夫间有人私下为尹君不为母亲考虑惋惜的，他们岂知尹君的苦心，又岂知尹太夫人的用心呢！现今尹太夫人耳目聪明，身体强健不衰，上受皇上格外之恩荣，下受子孙的孝养，大概是因为能以女流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因有德而获福荣，本是理所应当的吧。
两个皇上表面做法不同，但实质上都不欣赏尹壮图，都以尹壮图需养母为借口。所以纪晓岚在寿序中表面上歌颂皇上的恩赐，而开头即写出养母问题，遂即介绍了尹壮图上书、来京的前前后后，看似表彰尹太夫人的大义，即忠孝不能两全时移孝作忠，实际上是对乾隆父子讥讽：这样的忠臣，这样的忠臣之母，皇帝却不能接纳他，实在是另有原因。
这说明此时的乾隆已站到了专制统治的权力之巅上，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他既不了解下情，又刚愎自用。在阻塞言路的情况下，自然会形成奸佞弄权当道，却又失之察觉的政局。而白曹锡宝、尹壮图相继受谴去职，乾隆便再也听不见任何反对意见了，满朝文武皆缄口不言事。不但言官再无进言，督抚以唯命是从为上，即像阿桂这样的宠信大臣，也须对乾隆做出心悦诚服的样子，随时歌功颂德，表明忠君的心迹。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权臣不好斗，尤其是奸佞小人，更不好对付。但权臣有他的弱点，长期形成的势力使他野心膨胀，所谓船大难调头，一旦新君即位，往往他转不过身来，或者想转也转不过来，这种机会要抓住，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必然大快人心。与能力不同、职位不同的人斗，需要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同的。弄死一只蚂蚁不费吹灰之力，瞬间即可完成；打死一只老虎就要细心制订方案，认真准备，周密实施。用对付蚂蚁的手段对付老虎和用对付老虎的手段对付蚂蚁都是愚蠢的。所以，斗权臣，不可草率行事，要动用一生的智慧和积累。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纪晓岚升任礼部尚书。在六部中，礼部可以说是最赋闲的衙门，除学校考试、外国贡使等事情外，主要负责国家的重大典礼等活动，但纪晓岚任礼部尚书前后时间颇长，三掌礼部大印，而且，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乾隆向新皇帝平稳交权的大事。纪晓岚自然不轻松。
由于皇帝权势的特殊性，即使在老皇帝健在的时候，围绕着皇位这一诱人的权势，在当今皇帝与准皇帝之间，大臣们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因为伴随着皇位传承，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显贵，通达王侯，而有的人则一落千丈，粪土不如。这就是宦海的沉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和砷是乾隆的宠臣，势焰熏天。随着乾隆与嘉庆的权力交接，和坤的权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年已六十有三，建储一事刻不容缓。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乾隆未与任何人商量，即将建储的密旨写好，藏到正大光明匾后，事毕之后，他也未召集诸王和文武大臣宣示，只是向军机大臣通告了一声而已。他所立的储君，就是十五阿哥颐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
此后，乾隆皇帝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颐琰的品质和才干，而能在众多兄弟中被独独挑选出来，又在十四岁到三十五岁这样漫长的时间经受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种种观察、考验而终于被确立为继承人，说明颗琰的资质也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