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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伯乐相马

人生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有的萍水相逢,有的一见如故。其中有一类,人们总是会对他们特别的尊重和感激,因为他们的知遇之恩。古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为了报答刘备那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伯乐相马,若然没有伯乐,再好的千里马也枉然。

“伯乐相马”语出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杂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真切地描述了伯乐的重要。

伯乐相马,这个成语指伯乐观察、品评马的优劣。伯乐又喻指有眼力者发现、荐举人才。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人,姓孙名阳,善相马。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管天马的星名叫伯乐,人们为了表示对孙阳的尊敬,便也称他伯乐。关于伯乐,《列子》、《庄子》、《战国策》等古籍都记载了他的故事。如《战国策·燕策二》中的故事说:有一人要卖骏马,连续三个早晨站在市场上,却不见有人来问价。这人便求伯乐帮忙。伯乐答应了他。第二天,伯乐到市场上,绕着那匹马看了看,离开时又回头看了看,一个早晨马价竟上涨了十倍!

相马,其实是古代兽医学和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根据马的外形特征和生理学等特点来鉴别马的优劣,从而衡量它们的使用价值。掌握科学的相马知识,有助于挑选各种不同用途的良马,尤其是马术运动用马。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已被我们的祖先驯养成为家畜。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由食用逐渐转向役用和军用。养马业兴起,促进了对动物形态结构的认识和生理学知识的积累。在养马的实践过程中,古人认识到马的形态生理和生产机能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逐渐形成了相马的知识。相畜是古代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伯乐是我国春秋时代著名的相马专家,他运用机体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的原理相马,比欧洲人提出的比较外形学说要早两千多年。历代相马术的发展,皆源自伯乐的相马理论。我国历代养马者和求马者都崇尚伯乐和千里马。

伯乐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各地相马专家的经验,加上自己实践中的体会,写成了《相马经》,奠定了中国相畜学的基础。这部著作后来失传,但相马的基本知识却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伯乐除相马外,还善治马病。据《庄子·马蹄篇》记载,“烧、剔、刻、雒,仅落四下”始自伯乐。“烧”指烧烙治马病和在马蹄上打火印,“剔”指剔除鬃鬣和梳刷马体,“刻”指削刻蹄甲或修蹄,“雒”指维络,即加笼头、口勒。

后人根据伯乐的业绩,托其名写成了《伯乐相马经》、《伯乐针经》、《孙阳集》、《伯乐遗书》、《伯乐新书》、《伯乐明唐论》及《伯乐画烙图歌》等。因此,伯乐被誉为中国相马学和治马病的鼻祖。

汉代出现了“以相马立名天下”的著名相马家黄直、陈君夫等,并有相马专著问世。这在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相马帛书可以得到佐证。这部书总共52000字,用“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来概括相马的经验,也就是对良马的外形提出了具体要求:“欲得兔之头与其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肫,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与脯。”特别是对相眼更重视,“欲目上辕晨(环)如半月”,即形容上眼眶或眼盂部须丰满如半月;《帛书·相马经》特别用专段讲马眼睛的相法,一连提出15个相互连贯的问答,开始是:“眼,大盈大走,小盈小走,大盈而不走,何也?”联系眼的盈满程度、光泽和活动性、睫毛跟眼部肌肉的功能等因素,进而又联系马是否善走,甚至把马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的变化,归因于生活条件和消化代谢是否适宜,最后到鉴别目光和神情的表现,充分反映了古代相马家的精湛知识和察验事物的认真精神。

由此我们可看出,汉代时古人对马的形态学、解剖生理学的知识已经很精确了。《帛书·相马经》的科学价值在于:它使今人见到了长期失传而重现于世的最古的畜牧著作,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的悠久历史,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相马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深厚程度。

东汉初年,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继承西汉东汉四代名师子舆、仪长孺、丁君都、杨子阿的相马经验,采取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确定相马部位的特长,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认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于生马,则骨法难具备,又不可不传后世。”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铜马的基础上,约于公元45年重新创制铜马立于洛阳宫中。

该铜马高三尺五寸,周(从头到尾)四尺五寸。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铜马相法,其要点是:“水火欲分明,水在鼻两孔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

马援的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上的良马标准型。它不仅是中国相马学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世界相畜术发展史的一件大事。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良马模型问世。后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处于动荡的分裂局面。当时马政很少建设,但相马术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北魏时代(530~540),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阐述了对马的外形鉴定,先是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所谓“三羸”,即“大头小颈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颈大蹄三羸”;所谓“五驽”,就是“大头缓耳一驽,长颈不折二驽,短上长下三驽,大骨短胁四驽,浅髋薄髀五驽”。

从解剖学上看,“三羸五驽”的马都是整体失调有严重缺陷的,当然在骑乘和负重上不能合格,理应淘汰。继之,《相马经》就马的形态整体和局部鉴定提出了明确要求,整体是:“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郭,欲得长;四下为令,欲得长。”这五句很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形象。其中王、侯、将、相、城、郭、令是比喻说明各部分作用及重要性的。局部要求依次是:“头欲得高得重少肉”,“眼欲高、眼如铃、光亮”,“耳欲相近前竖、小而厚”、“鼻欲广方、孔大”,“唇欲上急而方下、缓厚多理”,“齿周密、满厚、左右不蹉”,“颈长、胍肉发达”,“胸宽、腔大”,“背平广、腹大垂”,“两髂及中骨齐,肩骨深、臂骨长、膝有力、股骨短、胫骨长”和“四蹄厚而大”。这些外形鉴定的要求都是从实用出发,鉴定要领达到相当精深完备的程度。

《相马经》还提出了相马五脏法:“肝欲得小;耳小则肝小,肝小则识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不惊,目四满则朝暮健。肾欲得小;肠欲得厚且长,肠厚则腹下广方而平。脾欲得小;赚腹小则脾小,脾小则易养。”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了解动物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之间、内外各器官之间、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关性;注意从外表联系到内部,以判断马的生产性能,给予科学的评价。《相马经》还提出了利用口色鉴定牛质健康状况和生产性能,提出筋骨和马的华质分类差异。

《相马经》最后用十二个字概括指出千里马的典型是:“龙颅突目,平脊大腹、(股)重多肉”。此标准集头颅、中躯和后躯三大主要部分的良型要求于一马,真是既复杂又简单,既全面又精要,既形象又生动,体现了很高的认识水平。

唐代的相马术,在历代相马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更有显著进步。李白著的《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论》提出了相马的总纲:“马有驽骥,善相者乃能别其类。相有能否,善学者乃能造其微。而善相者掉手飞縻,指毛命物,其质之可取者,牧畜攻教,殆无遗质;自非由外以知内,由粗以及精,又安能始于形器之近,终遂臻于无机之妙哉!”《司牧安骥集·相良马宝金篇》指出:“三十二相眼为光,次观头面要方圆。”意为强调相马的要领是掌握相眼的技术,若系“龙头突目”,则属好相,一定是良骥。

《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论》对马匹各部位的相法提到:“马头欲得高峻,如削成,又欲得方而重。宜少肉,如剥兔头;马眼欲得高,又欲得满而泽,大而光,又欲得长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而不惊;马耳欲得相近而前立,小而厚,又欲得小而促,状如削竹,耳小则肝小,肝小则识人意;马鼻欲得广大而方,鼻中色欲得红,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形骨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马也。”以上说明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具有统一的整体观。

《司牧安骥集》还指出:“相马不看先代本,一似愚人信口传。”按现代的说法,是看本马的同时,还要了解该马上代的情况如何,把外形鉴定和遗传结合起来。唐代相马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对一些迷信的说法开始采取批评的态度。如《司牧安骥集·旅毛论》阐述:“如其旋毛之生,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或在其前,或在其后,而命之以名,因其名而遂有吉凶之说。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且马之有旋,未必果为凶也,而畜之者,事或不祥,则归咎于马,以谓马致然也,岂理也哉!昔人固尝有议其居处者,而日人凶非宅凶,兹诚通达之论也。”马的旋毛,本不足奇,根据旋毛的位置、方向判断凶吉,显然是迷信的说法。《旋毛论》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对这种谬论给予严正的批判,并指出相马“当以形骨为先”,其科学精神是了不起的。

唐代以后,五代十国,直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中国的相马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不超出《伯乐相马经》、《齐民要术》、《司牧安骥集》有关篇章的范畴。总体上说,相马术是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个兽医学分支,有着一定的经验和成果,反应了古人在这一方面的成就。

伯乐相马,若无千里马,伯乐无用武之地;若无伯乐,千里马可能被埋没。若有选择,你愿意做千里马还是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