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认为，如果用统计学作为逃遁的办法，那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③
①[法]瓦朗坦：《爱因斯坦和他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②③[美]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70一71页。
建立统一场论在科学本身和在思想上的巨大意义以及其任务之艰巨以至久久地难以突破，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自到普林斯顿之后，他就很少与老一辈的同事们接触，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事业缺乏理解和同情，向往孤独、与世隔绝的意向与日俱增。他的情绪越来越忧郁。他常常回忆起那些已经死去的挚友和亲人，特别是埃伦费斯特。他离开欧洲大陆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最亲密的朋友埃伦费斯特在亲手结束了他的重病不治、无限疼爱的儿子的生命之后，用手枪自杀了……爱因斯坦认为，埃伦费斯特自杀，从表面上看，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两代人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家不能够找到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其实，与其把这话看作是爱因斯坦对埃论费斯特自杀原因的解释，不如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自己当时内心的独白。
1934年，爱因斯坦在埃伦费斯特去世后不久为纪念朋友和评述这位学者而写的文章中曾说过，杰出的人们由于无法抵抗生活的打击和外部的冲突，比较起来常常地是自愿地离开人世的：“由于无法容忍的内心冲突而放弃生命和自然归宿，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们中间是少有的事；这只有在那些清高的、道德高尚的人才有可能。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使我们的朋友埃伦费斯特永逝了。所有像我这样十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无瑕的人主要地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任何一个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发生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良心冲突，乃是无可避免的。”①
对埃伦费斯特自杀原因的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对他自杀的评论也是很中肯的。并不能简单地说任何自杀都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有时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
其实，埃伦费斯特所遇到的内心的矛盾冲突及其引起的悲苦，正是爱因斯坦所经历的心理历程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对科学发展所面临的任务有着异常清晰的理解，而在另一方面又感到力不从心。
①《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24页。
他还常常痛苦地回忆起居里夫人：“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刚直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他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减缓的。”①
任何一个写作的人不可能不把自己以某种方式融人作品。
这里，同样反映了爱因斯坦所崇尚和厉行的原则。
他根据自己对科学与道德不同的社会功效的看法认为，居里夫人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她发现镭对科学界和社会的意义更大。爱因斯坦写道：“第一流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②‘‘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③
过了若干年后，他又接到了具有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挚友朗之万的逝世的不幸消息。他在给索洛文的信中说：“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才华出众。”④
接着是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死去。
①②③《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9、340页。
④[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9页。
1939年，玛娅从佛罗伦萨来到普林斯顿。玛娅和她的丈夫曾经在佛罗伦萨居住。他们想消除法西斯制度下的印象，休息一下。她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来看哥哥。
爱因斯坦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言、面部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地相似。1947年，爱因斯坦在写信给索洛文时说：“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她的路比大多数同龄人都偏斜得早。”①在随后的一些信中，爱因斯坦还叙述了妹妹的疾病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他在她的病榻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1951年夏，玛娅去世。爱因斯坦身边最亲近的人就剩下了埃丽莎的小女儿玛尔戈和秘书杜卡斯了。
痛失亲人、挚友，给爱因斯坦造成的不仅仅是孤独感和安详平静的悲凉与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更是一种高度的道德纯洁性，是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也是一种执著地走自己的路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人们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1936—1938年，英费尔德是爱因斯坦最重要的助手和亲密朋友。那时，他们两人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费尔德的生活也就是他的生活。英费尔德的回忆也是爱因斯坦那段时间生活的最忠实的再现。
那是1936年春天的一天，爱因斯坦家的门响了几下，走进来一位青年学者。16年前，他曾到过哈伯兰大街5号，求爱因斯坦帮过忙，当时的情景是他终生也不会忘记的。
“我很高兴给你写一封介绍信给教育部，不过一点用也没有的。”爱因斯坦说。
“那为什么呢？”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当时自己还是一个穷得走投无路的大学生的英费尔德怯生生地问。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9页。
“我写的介绍信太多了。”爱因斯坦苦笑了一下又补充道：“他们是反犹的。”
爱因斯坦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沉思着，然后停下道：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可以给普朗克教授写一张条子。他的介绍比我有力。”
爱因斯坦开始找纸，其实纸就在他面前的书桌上。英费尔德不好意思地指给他看。他飞快地替英费尔德给普朗克写了一封介绍信。
这次，英费尔德是这样才来到爱因斯坦身边的：波兰的法西斯政府迫害、逮捕、放逐国内的优秀人才。英费尔德当时在世界物理学界已崭露头角，他又是犹太人，所以也在反动政府的迫害之列。在困难的情况下，他又一次想起了好心的爱因斯坦。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信，把自己的困难处境告诉了他。不久就收到了爱因斯坦的回信。爱因斯坦告诉他，已为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谋到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位置，研究所可为他提供一年的经费。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来吧，这里有的是研究的好题目！”
英费尔德走进屋子一眼看到，爱因斯坦穿的还是没有领子的衬衣，揉皱的裤子，赤足穿着凉鞋。只是他的长长的头发斑白了，完全变黄的脸满是深深的皱纹。英费尔德原以为该短短地谈一谈家常，问他是怎么到的，怎么走来的，欧洲有些什么新闻等，没想到爱因斯坦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说德语吗？”
“能说。”英费尔德回答。
“那么我来告诉你，我现在在研究什么……”爱因斯坦说着，缓步走到小黑板前。
这时有人敲门，随之进来了一个人——勒维·契维塔——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所采用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花甲，人长得很瘦小，他由于拒绝效忠意大利法西斯制度而来到普林斯顿避难。勒维·契维塔见到爱因斯坦正在与人谈话立即就想退出去，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交谈的内容。这时他改用英语，因为勒维·契维塔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英费尔德所以能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成的，而且他们讲述的内容非常简洁、连贯，勒维·契维塔还使劲做着手势。
当勒维·契维塔离去后，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起回梅塞街112号。一路上，他向英费尔德谈了自己对量子力学的态度。
他说，从美学的观点看来，量子力学不能令人满意。
英费尔德回忆说：“我随他走进一幢房子，走进有一个大窗户的工作室，窗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充满美国秋天的生动色调。在这里，我听到他整天来所讲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和物理学无关的话：‘从这个窗户望去，景色多么美啊！”①
其实，就是这句话又何尝与他所研究的问题完全无关！在爱因斯坦那里，对自然的美感和对科学理论的美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所谈到的对量子力学不满意，不就是因为它在美学上残缺不全吗？他努力创立统一场论，不就是要给自然界一个完美的解释吗？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一起研究的是如何从场方程中推导出运动方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艰巨的数学课题。20世纪30年代末，爱因斯坦才在自己的学生们的协助下解决这一课题。1936—1937年间，英费尔德几乎每天都到爱因斯坦那里去，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有时陪他散步。
爱因斯坦所以要如此执著地探寻统一场论，在对世界图像的初始思想上，从纯物理的观念的角度可能是出于下述考虑：
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或时空弯曲被看作是物质物体——场的源泉在时空中存在的结果。场方程表明，在场源给定的条件下，即在引力中心——物质物体的分布是给定的条件下，时空怎样弯曲，引力场的强度也怎样。粒子在引力场中运动着。如果它的运动定律（运动方程）依赖于场方程，那么这就涉及两个实在：1）场和2）场在场中运动并产生场的物体。如果说运动方程不是独立的，而已经包含在给定的场方程中，那么我们面前除了场之外没有别的实在了。如果粒子的运动归根到底取决于场方程，并且只取决于场方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粒子看作是场的某个中心浓缩点。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6页。
英费尔德在谈到爱因斯坦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时，说他具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就像一架永远不知疲倦的高速运转的智力机器：“当我观察爱因斯坦的时候，这幅画面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像有一架最富有生命力的机器永远在他的脑子里转动似的。这就是被升华出来的生命力。有时，这种观察是令人难受的。爱因斯坦能谈政治，能以他所特有的极其惊人的好心肠听取种种请求，回答种种问题，但是，在这些外部活动后面感觉出他在不断地思考科学问题，他的大脑机器不停地开动，只有死才能中断这架机器的永恒运转。”①
英费尔德在自己的回忆中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爱因斯坦的超人的智力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爱因斯坦的道德品格处于理智特点深邃的、虽然还不清晰的和谐中。很难找到一个学者，其思想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充满感情，他具有如此明朗的表达激情的声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从“为超个人的东西服务”的激情中，从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养料。另一方面，也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对人们的诚恳态度、对人们的爱、对人们的责任心，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费尔德曾经说过：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所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是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解释。
①[苏]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8页。
“同情——一般来说这是人的善意的源泉。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对人的不幸的同情——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斗争和痛苦的时候，对生活和对人的眷恋便通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我们的感情中激起反应。
“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的、清醒的思考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单纯、更充实、更完美，因为我们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同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自心灵或头脑。我一年一年地学得愈来愈珍视这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多么有害。”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