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侯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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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绝对平民

我的书柜里竖着一张黑白照片,相纸有些发黄了,照片上是一个男婴,刚会站立的样子,站在一只木质大圆桶里。背景是一个门厅,那只大圆桶其实是一座楼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宽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着。女儿三岁时问我那是谁,当她听说就是小时候的爸爸时,抬起头望我,一脸疑惑的神情。事实上同样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这个小男孩和我联系起来的唯一依据是许多年前父母的告知,这个联系如此抽象,我始终无法将它还原成我的具体生长过程。

据父母说,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厅里拍摄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货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华的地段,现在那里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据我的推算,父亲进这家公司当出纳员时的年龄是二十岁,两年后与我的母亲结婚,然后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岁时上海解放,他离开了这家公司。我可以断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我的证据是照片,在父亲和母亲的相册中,几乎全部照片都是这个时期拍的。那时候,父亲年轻英俊,显然喜欢游玩,经常携母亲在沪杭苏留影。从照片上看,父亲和母亲衣着体面,一双幼小的儿女十分可爱,一家人其乐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儿阶段的,其后出现长期的空缺,我的弟妹们则几乎没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变化。读中学时,我曾仔细整理这些旧照片,因为老相册已破损,就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本很像样的新相册,把它们安顿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册里的绝大部分照片,由于父亲穿长衫和母亲穿旗袍,怕有“四旧”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烧掉了。

在进新新公司之前,父亲有一个穷苦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按照他的叙述,他三岁丧父,全家的生计主要靠比他大十多岁的大哥做工维持,他的母亲也做些织花边的零活贴补家用。十四岁时,他进一个周姓本家开的穗盛米店当了五年学徒,接着在天蟾舞台当了几个月售票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现在我忽然想到,他这样做不只是在教育我们,也是在开导他自己,因为在离开新新公司之后,一方面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长大,家里的生活明显变得困难,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时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个更低的参照标准。解放后,父亲调到税务局工作,没几年就下放了,先后在几家菜场当支部书记。他是解放初入党的,这一资历并未给他带来半点官运,他终老于基层干部的岗位。他自己对此倒没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见他闲在家里。二三十年间,他的工资一成不变地始终是七十四元,这一点钱要养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苦,饭总能吃饱的,只是当餐桌上有红烧肉时,几个孩子的眼睛不免会紧盯着别人的筷子。

我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两岁,年轻时曾在药厂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后就退职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来是一个母亲,她的全部职责就是养育五个孩子。事实上,在我们自立之前,她的确永远在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册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个美丽时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华的亲笔签名。问母亲才知道,这位与周璇齐名的大影星曾是母亲的结拜姐妹,当时她们都住在钱家塘(陕西北路一带的旧称),经常在一起玩。这一发现令我非常吃惊,使我意识到母亲并非生来是为子女操劳的家庭妇女,她也有过花样年华。在我妹妹烧照片的革命行动中,周曼华的玉照当然没有幸免的可能。

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在以后的生涯中,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从来不觉得节俭是一种痛苦。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直到现在,虽然常有机会瞥见富人的奢华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觉得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对之毫不动心。父亲和母亲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是老实做人。他们都是本分人,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这种性情遗传给了所有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拙于与人争斗,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以后,都不禁为他们的老实而感慨。比较起来,我算最不窝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

我的家庭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传承,就更无渊源可寻了。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上一辈亲属里找不出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我的父亲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只读过小学,靠自学才粗通文墨。母亲是通过扫盲才识字的,我上小学时,她有一段时间在街道工厂里一边学刺绣,一边学识字,我放学途中会路过那个工厂。父亲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基本上是干部学习资料之类,此外有几本苏联反特小说和两本福尔摩斯探案,表明父亲也曾经有过一点儿消遣的阅读。高考报名前,上海一所大学为考生提供咨询,一位老师听我说要报文科,问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响,我能举出的只有父亲柜子里的一套《毛泽东选集》。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们能够在家谱中追溯到某个显赫的先人,我却连这种光荣也丝毫没有。为了奚落他们也为了自嘲,我向他们阐发了一个理论: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遗传,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不是天才。不过,就理论本身而言,多少有一点儿道理。历史上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但也有许多天才无家族史可寻。即使在优秀家族中,所能遗传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锺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