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著作多数太“重”，太严肃，《人论二十五种》此书则很“轻”，至少可以说是“以轻驭重”，以嬉笑取代歌哭。因为自己觉得“别具一格”，就想让国内的朋友也看看笑笑。此书写于出国后的第三年和第四年，即1991年和1992年。那时我已结束了内心的“窒息感”，从苦闷中跳出。很奇怪，身心一放松，“幽默”也随之产生，《人论二十五种》正好补充了我论著中“轻”（幽默）的阙如。
此书初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制作和推出，这一出版社一向只出英文著作，《人论二十五种》算是它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这要感谢林道群兄的“破格选拔”。书出版后颇受欢迎，半年后就出第二版。李泽厚兄读后（1993年）评价说：“这是你最有特色的一本书。”有朋友肯定，我就更自珍自惜了。
但是此书毕竟写于出国初期，当时虽然已调节了一些心理“倾斜”，但还没有完全放下激愤情绪，“轻”中还是带“刺”，这与我近年来的“从容”笔触有所不同，现在此书在国内出版，我担心会无意中伤及他人。倘若有读者感觉不对，请多鉴谅。好在我的各论都是“对事不对人”，没有具体指涉对象，换句话说，这是“精神现象”批评，不是“人身抨击”之书。幽默的特点本就没有攻击性与侵略性，只是为了让自己解脱也让读者轻松一些而已。刘再复2010年11月初于美国国无人(自序)
屈原在《离骚》的末段中云：乱曰：
已矣哉，
国无人——
莫我知兮，
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在这首卓绝千古的长诗中最后感慨“国无人”，说的是国中没有贤者、识者能与他的心灵相通。这自然不是说国中没有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说国中没有杰出人才。举国无人，这是多么深的感慨！屈原已感到楚国大厦将崩，能够支撑“美政”的精华，死的死，走的走，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杀害，连他也被放逐，国中真是没有人才了。一个朝代灭亡之前，总是要为自己扫清通向坟墓的道路，而这种清扫，就是扫除自己的精英。
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国中有无人才，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古学者早已论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与政的关系极大。中国历来的家政国政主持者最担心的就是能否“得人”，是否有像样的“接班人”。他们最忧虑的就是“断后”，即“后继无人”。我写过一篇短文叫做《贾府的断后现象》，正是说昌盛一时的贾府最后走向衰败，并不在于它被“抄检”，而在于它的“断后”。“抄检”固然伤了元气，但是，只要有人，还可以重整乾坤。遗憾的是，到了宝玉这一代，府中已无人矣。以荣国府而论，府中多半是一些美丽而无治家之才的女子；男子中本可以支撑局面的贾珠偏偏夭折，唯一可用的贾琏又“腐化堕落”，忙于寻花问柳，而宝玉虽有好性情却无好本事，剩下的贾环则是“劣种”，属妄人和末人。最后可算“好苗子”的贾兰，虽还努力，但年轻轻就成了套中人，讲的是一派“酸论”，能否成才还是个问题。对于贾府的“断后”现象，王熙凤最敏感地意识到。她早就看到贾府上下个个不中用，难成大气候。《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中，她在平儿面前分析了荣国府中的人说：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在贾府中，王熙凤算是一个猛人。平儿虽是她的知己，但不是她的帮凶，本可能堕落成为虎作伥的“伥人”，却偏偏成了对一切人都好的贤人。王熙凤在知己面前，清醒地分析了贾府的人才危机，看到人虽多而不中用的问题，看得真是透彻。
这种“断后”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也很严重。常听到人们嘲笑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继续操劳国政，而我却未曾抨击此事，因为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后人”多半不太中用。这不是说中国没有人才，而是人才被历次的政治运动扫荡得差不多了。现在还能称得上人才的，往往是扫灭之后又恢复了名誉的幸存者。而这些幸存者，锋芒尚在的也有，但多数成了被阉割掉肝胆的阉人，或被吞没了真性情的笼中人和套中人。而新产生的年青精英，因生长的人文环境不好，身在故乡却有如异乡人，而一旦出国深造，则准备长期扎营海外。所以在异邦看到中国人才济济(仅美国，就可称为中国的人才库)，而在故土中却看到人才空空荡荡，特别是能延续民族生机的“栋梁之才”。
说“国无人”，是说国中少有杰出之才，而像贾环这种“冻猫子”，倒是很多很多的。我写《人论二十五种》正是感慨中国一面少有杰出人才，一面却繁殖了大量的特殊人种，如傀儡人、阉人、肉人、巧人、酸人、畜人、伥人、谗人等，这些人面目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奴性十足，均属奴人，自然也常常转化为奴人的总管或分管。大陆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大约是80年代较好，80年代之前的30年中，阶级斗争太偏激，政治运动太频繁，这些政治运动强迫知识者洗心革面，其结果是把人才变成奴才，即阉割其锐气才气，注入奴气，把他们改造为“驯服工具”。到了80年代末，因风云变幻，人才再次被扫荡，国又无人，此时，唯一的办法，是重用奴才，把奴才当做人才甚至旗帜，这样，原先的“把人才变成奴才”的公式此时就变成“把奴才当做人才”的公式。所谓“国无人”，绝不是指国中没有奴才这种人。
我所描写的肉人、伥人、谗人种种，其实是“古已有之”，中国的智者和异国的智者早已给他们命了名。所以，我所描写这些人，并非杜撰。但是，在新时代中他们都有了新的内涵，而且种种人性均有发展。所以，我在描述这些人的“社会相”时，尽可能把它的新面貌勾勒出来。当然，其中也有我给予命名的，如酸人，但也不是杜撰，倘若不是讴歌文学太盛，诗中的酸味太重，故作小儿态的人事太多，我是决不会想到这个美名的。
我对孕育我自身的人类永远不会失去信念。但是，我对近年来大陆的许多类型的人感到绝望，觉得从上到下，畸形人太多，也可以说是病态、变态的人格太多。“五四”运动时，文化先觉者们曾高扬人的旗帜，揭露和描述病态的社会与病态的人格，所以才有阿Q这种畸形儿文学形象的产生。没想到，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畸形儿，反而大量繁衍，韩少功、残雪笔下就写了好些畸形儿。我不是小说家，只能用另一种文字形式来叙述，也给畸形儿们留个记录。在记录与思索中，我感到更可怕的是，阿Q在他那个时代还是一个平民百姓，其畸形性格还不足以摆布社会。可是到了下半世纪，阿Q翻了身，各种畸形人成了社会的管理主体，傀儡人垄断傀儡戏；点头人成了领头人；交白卷的末人成了举红旗的先锋；无赖成了指路明灯；伥人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酸人成了诗人；妄人成了思想解放的前卫分子。这些情况使社会优劣不分，并且使人感到，在自然界固然常常是“优胜劣败”，而在社会界，似乎正相反：常常是“优败劣胜”。这种退化现象使社会丧魂失魄，一时六神无主。我写《人论二十五种》，除了感慨“国无人”之外，还感慨“国无魂”。
虽然《人论二十五种》写的主要是人的荒谬和人的病态，对人开始绝望，但我仍然在反抗荒谬，反抗绝望。我确信人生的意义正存在于反抗荒谬与反抗绝望之中。我写“末人”，自然是希望教育机器不要再制造末人；我写肉人，是希望社会不要再掏空人的精神，或要求心灵的国有化；我写傀儡人，更是为社会呼唤新鲜的、活泼的、属于自己的灵魂。我还特别写了怪人论、痴人论、逸人论和论隙缝人等，为这些人辩护，为人的个性辩论，为人的执著性辩论，为人的自由权利辩护，并呼吁给人的自由意志以存身之所。倘若不允许“怪人”存在，一有个性就加以扑灭，有点特异的思想，就兴师动众地加以批判，一点隙缝也不给，连隐逸之所、避难之所也都捣毁，政治乌云笼罩一切，那还能有人才的孕育之地吗?
我写的这些人，侧重于展示中国的社会相，但它又不只是属于中国。其中的许多低劣人种，其实是人类普遍的人性恶的表现，可以说是跨文化的现象。东方有酸人，西方也有酸人，只是酸味不大一样；东方有肉人，西方也有肉人，而且肉人发达的盛况绝对不在东方之下。只要有钱正如可买到肉猪、肉牛、肉羊一样也可以找到肉人。到处都有肉人的市场，恰恰是西方社会危机的一种征兆。中国有套中人，西方更是早已有之，套中人的概念本来就是俄国契诃夫的概念。末人、犬儒人、点头人等概念也是来自域外。我描写这些人种固然是对中国“无人”的感慨，也是对人类社会精神可能退化的担忧，并未陷入中国的政治视角。我用的倒是审美的视角。因此，描述的主要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丑。我以自己审丑的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们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愿他们与种种病态人格保持精神距离，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别一种境界。
《人论二十五种》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部分之后，传到国内，许多心情忧郁的朋友赢得一笑，他们笑后写信给我说，没想到你这两三年倒幽默起来了，而且不是化凶残为一笑。确乎如此，到国外，我确实轻得多，已从“重人”慢慢变为“轻人”，但在轻松背后仍然有负重与期待。不过，能让朋友高兴高兴就好。当然，另有些人读了自然很不高兴，说我含沙射影，太刺激了。我应当承认，写作时，我自然想到一些具体人，如写酸人时，自然想到故作小儿态而放声歌唱的诗人；写到伥人、畜人、谗人时，也闪过正凶恶地批判和诽谤我的论客，但只是“一闪念”而已，绝没有时间去理会他们，更不会被他们的面目所限。我写的乃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即人类不成熟时的不幸现象，也就是说，我超越了我的憎恶。我的眼珠正遨游于四海之间，自然不会老转到那些并不美丽的嘴脸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