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作为中国作家赴法代表团的一员到了巴黎。一天，在一位法国朋友家里谈起法国文化。我说，法国文化的两极都使我惊讶，雅的一极在罗浮宫、凡尔赛宫和其他的展览馆里，真叫人高山仰止。而俗的一极，则在红灯区，那是肉人世界；俗文化变成肉人文化，也让人惊叹和难以接受。在座的那位法国朋友听了立即严肃地反驳我说：肉人文化绝不是法国特有的，你们中国早在17世纪就有肉人文化，而且比我们还发达。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沉默了。因为我确实无法否认《金瓶梅》产生的时代里，我国的肉人文化相当发达，《金瓶梅》里写了许多人物，其实就是肉人。
我们交谈时所说的肉人是指妓女，即那些以肉体买卖为主要存在方式的人。不过，笼统把妓女说成肉人，可能有些人不赞成，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因为在我国古代，士常与妓结缘，妓女常常是文人的知己知音，这已成了一种传统美谈。这种“缘”产生了许多凄楚动人的故事。妓女既成了一些文人的红颜知己和落魄时的精神柱石，那么，在文人作家的笔下，许多妓女就非常可爱。她们不仅有美色，而且有才色，肉性灵性，琴棋书画，集于一身，有的甚至还很有节操，等于才、德、貌三全，与现代的“高、大、全”人物可以比美。后来成为我国文学史名篇中的主角者如杜十娘、李香君、柳如是等，都是灵肉均十分动人的女性，绝不是“肉人”一“肉”字可以概括的。我读过一些叙述妓女发展史的书籍，这些书的作者描述了历代妓女对戏剧、音乐、诗词的贡献，认为妓家乃是散曲世界，倘若没有妓家女乐，中国音乐将大为减色。史书撰者甚至认为，宋词就是妓家文学。总之，他们认为中国妓女具有性灵传统，和西方式的纯肉帛交易大不相同。不过，这个结论，西方的作家恐怕难以同意。左拉（Ｅmile Zola）的《娜娜》，莫泊桑（Maupassant）的《羊脂球》，大仲马（ADumas Pere)的《茶花女》，这些西方的妓家，不也是有灵有魂的人吗？
面对以上的辩护，要说妓女就是肉人，就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和抗议，所以我们还是换种说法为妥，即妓家是妓家，肉人是肉人，妓家院里充满肉人，但肉人国里并非全是妓家。这样，我们就得给肉人另做个妥帖的界定。
我国古籍中正式把“肉人”和圣人、至人、神人等放在一起排座次，大约始于文子。《文子赞义》卷七，把人分为二十五等，肉人被列在倒数第二名。文子曰：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上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两年前，我曾写了《关于肉人》的一篇短文，当时，我没有把这段话引出，是因为我觉得文子这张品人表，我无法整个接受。这种人的等级排列，包含着不少“偏见”和“暴力”，把众人视为牛马，我就不赞成。而文子眼中的上五种人，实在太高太玄。他在解释时说，上五种人中，圣人竟属第五名，是因为圣人还有平常人的一面，还必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神人真人就不必了。所以神人真人又高出圣人。他说：“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行而从，不言而公。”圣人是否存在，我本就怀疑，而文子却列出比圣人更玄妙的神人真人，我就更难认同了。此外，他品评的标准还有很多是值得争论的。但是，文子这张表，却也有精彩之处，例如，其中提出“辩人”、“肉人”这种概念，就很有趣。
钱鍾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把我国古籍中有关“肉人”的文字汇集一起并加以评论，使我的兴趣更浓。所以，我还得再把钱先生的原文照抄于下：《壶公》（出《神仙传》）：“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按卷一五《阮基》（出《神仙感遇传》)：“凡夫肉人，不识大道。”“肉人”之称，频见《真诰》，如卷一：“且以灵笔真手；初不敢下交于肉人”，卷八：“学而不思，浚井不渫，盖肉人之小疵耳”，卷一一：“肉人喁喁，为欲知之。”其名似始见《文子·微明》篇中黄子论“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其“下五”为“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道士以之指未经脱胎换骨之凡礼，非《文子》本意；盖倘言重浊之躯，则“二十五人”舍“上五”外，莫非“肉人”也。《广记》卷七《王远》（出《神仙传》)；“谓蔡经曰：‘汝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道士所谓“肉人”，观此可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大梵天王宫》第三玄奘上水晶座不得，罗汉曰：“凡俗肉身，上之不得”，足以参证……
《广记》卷二五一《郑光业》(出《摭言》)：“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旧唐书·哥舒翰传》：“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卢仝《赠金鹅山人沈师鲁》：“肉眼不识天下书，小儒安敢窥奥秘！”“肉眼”之“肉”亦即“肉人”、“肉马”之“肉”，皆凡俗之意。诗家如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三《东扶送水仙花五本》：“肉人不合寻常见，灯影娟娟雨半帘”；沈德潜《归愚诗钞》卷七《为张鸿勋题元人唐伯庸〈百骏图〉》云：“不须更责鸥波法，世人纷纷画肉人”；摭取道家词藻，以指庸俗之夫，未为乖违也。（见《管锥编》第二册第65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从钱先生所征引的文字看，“肉人”乃是“不识大道”之人，“学而不思、浚井不渫”之人，“气少肉多”之人，“为欲知之”之人，说法虽有差别，但大体是指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学识而只有凡体俗躯之人。如果我们确认人应是灵与肉的结合物，那么，肉人便是灵的部分几乎消失而只剩下“肉”的部分的人。按照钱先生的意思，《文子》中借黄子之口所论的二十五种人，除上五种之外，其他二十种人均带有“肉人”气，即都不是纯粹的灵人（如神人、真人等）。文子的论断虽苛，但并不错。所以当我们自以为是“智人”——知识分子时，而一旦不学不思，自己心灰意懒又被社会剥夺了独立思索的能力，也有变成“肉人”的危险。
文子把“肉人”作为一种和众人、奴人、愚人、小人并列的概念，使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认定的）以“肉”为特征的单面人。这种人并不是坏蛋，也不是奸佞小人，只是一种无识无知之人。亚当与夏娃在偷吃智慧禁果之前，恐怕只能算是“肉人”。不过，倘若这个想法能够成立，那么，岂不是说，上帝的意愿，人的世界本来应当是肉人的世界？
尽管从德人、贤人一直到愚人、小人都有肉味，但把“肉人”单列一项还是有必要的。例如，“肉人”和“小人”就不能完全混同。多数“小人”，虽肉味甚重，但他们绝不像肉人那么笨拙，反之，他们往往相当机灵，常具有狐狸的小狡猾和卑鄙的心术，甚至还有蛇蝎的毒辣，而肉人绝对没有“小人”这种机能，倘若有，便不算肉人。此外，他们与众人、愚人也有所不同。众人、愚人自然也是肉大于灵的凡俗之躯，然而，肉的比重恐怕不如“肉人”，例如，一个瘦骨伶仃的无知者，称之为肉人恐不合适，最好还是称之为愚人，例如阿Q，称之为愚人还说得过去，若称之为肉人便极不通。而一个肌肉发达而无知的妓女，称之为愚人也不妥，还是称为“肉人”为好。不过，如上文所说，称呼时要小心，因为妓女并非全是肉人，不少妓女乃是智人德人，只是绝非圣人。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思维大约不如今人细致，写字不如今人方便，所以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应当说得一清二楚。古人既然点破，接着就需要我们自己再细想，以区别对待。
当然，我们比古人要“进步”一点的是我们知道，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一种人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筛选过滤了许多东西，于是，这个概念离开那种人本来的丰富存在往往很远。所以用一概念规定某一种人时实际上非常困难，就以这二十五种人的概念来说，同一个人，就可以用多种概念来形容他。譬如猪八戒，说他是肉人，倒有些像，他好吃懒做，像猪一样地嗜好睡觉，嗜好食、色，长得也像猪一样的肥胖，而智能又低，一个字也不认识，这些均符合肉人的条件。然而，他有时却也有一点小聪明和小狡猾，而且还有武艺，可和师兄孙悟空协同作战，后来竟然死心塌地和唐僧走到底，以至成佛。这一下，老猪便从第二十四等的肉人，一跃为头几等的神人真人了。
对于肉人，做智能判断比较容易，而做道德判断就比较困难。甚至可以说，肉人不涉及道德价值判断。有些肉人很凶恶，有些肉人则很善良。猪八戒就很善良。因此，肉人并不是坏人。当然，也有些近似肉人的人是很恶劣的，例如《红楼梦》中的薛蟠，此人在下酒令时所胡诌的几句打油诗，每一句都带着粗俗的肉味，但他虽没有道德感，却很讲交情；说他是“肉人”，是因为后两项特征太微弱，以至“肉”的特点太突出，所以说他近似“肉人”也不冤枉他。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见到的准确意义上“肉人”的形象有两个。一个出自台湾作家李昂之手。她的小说《杀夫》中的屠人陈江水，就是个唯知性与宰屠的肉人。他只生活于肉世界，与肉世界的彼岸——精神世界绝对无关。他在肉中欣赏自己的暴力“也是他的本质力”，无论是在猪肉中，还是在人肉中。他是肉人，把妻子林市也当做肉人，然而，非肉人的妻子终于不能忍受他的肉的暴力而把他杀死。我在《屠人论》里分析了这个人，此处只好从略。另一个肉人形象，则出自大陆作家遇罗锦之手。她的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女主人公“我”的第一个丈夫董卫国，就是一个“肉人”。这人善良，勤劳，有力气，但他除了壮实的身躯之外，其他的属于人的精神部分几乎消失了，他无辜，但也无知，无灵。他的存在几乎是单纯的肉的存在。女主人公在北方极端孤独无援中，找到这样一个出身很好的肉的存在作为丈夫。这个存在，一切都无可指谪，他没有智慧，但也没有罪过；他没有灵气，但也没有邪气；他没有雄心，但也没有坏心眼。他有爱又似乎没有爱，他的爱只是肉形态的“爱”。女主人公在初婚的夜晚，看到这个硕大的肉身男人高高地壮实地站在床上，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她说不出这个壮汉的罪恶，她无法把他推向任何一个道德法庭。她只能深深地感到这其中包藏着一种不平与不幸，但她说不出这种不平与不幸的理由。而我们倒是可以为她找到一个理由，这就是因为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无辜的善良的肉人，而女主人公遭遇到的，恰恰是一个富有灵性的女子必须接受一个毫无灵性的肉人的悲剧，或者说，是人的灵必须消亡于肉之中的悲剧。然而，男主人公化为肉的存在本身又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了心灵生长机会的人的悲剧。他不是注定应当成为肉的存在的，但是，正当他有了肉之后却丧失了补充他作为人的另一方面的东西：文化，知识，灵魂。他不是自我剥夺，而是被社会所剥夺。在60、70年代里，大陆的一代青年，都遭遇到这种悲剧。仅仅“文化大革命”，就不知制造了多少像董卫国这样的肉人。其实，批判“独立思考”和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都是制造肉人的机制。如果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连绵不断，连知识分子也会退化为肉人的；与此相应，整个社会就会肉化。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想象出各种各样的奇异国度，尚没有想象出一个“肉人国”，我想，倘若他想到，一定会设计出许多令人发笑又令人悲哀的故事。
但是，肉人现象，绝不是中国的“国粹”。在西方，“肉人”正在大量繁殖，高度发展的物质潮流正在窒息人的精神。高技术派生出大批的技术奴隶，这就是机器人；而高度发展的经济，又使人变成广告的奴隶，这其中有许多就是肉人。而且肉人的生意愈做愈发达，不仅有女妓男妓，还有只知肉的享受的非妓家的普通人，他们常常在电视上做纯粹的肉的表演。表演之后，他们的生活也绝对与精神生活无关。世界的现代化浪潮，物质主义的洪波，固然使不发达的国家羡慕，但是，这种潮流正在使社会肉化，使肉人大群大群地产生，这是不是也值得忧虑呢？社会现代化的设计师与推动者们，在呼唤现代化的同时，是否看到人类社会的肉化趋势呢？我常为中国的现代化呐喊，但呐喊之后，一想到迅速蔓延的肉人现象，脑子就冷静得多，甚至冷到会产生一种噩梦，梦见未来的环球世界，乃是拥有金钱的肉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