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表明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前线。我们不能说咸丰帝没有这个想法。但实际情况是，沉湎于酒色的咸丰帝正在患病，“时皇上方病”。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件，有趣的是同时发下僧格林沁密折一封。这封密折是劝说咸丰帝木兰北狩的，即准备内廷北撤。这两件事合起来不难看出，直抵通州是做个姿态，而真正的意图是用暗示的方法向臣下发出他要北撤的信息。当时了解内情的官吏李慈铭在发出上谕的次日的日记里写道：“闻上有幸木兰之意，已敕整备六军，假名亲征，实为行计。” 亲征是假，北逃是真。这个方法是巧妙而圆滑的。但大学士贾桢很快上了一道奏章，说明亲征不可轻试。他认为，亲征“非万全之道也，臣等以为断不可轻于一试”。并说“至于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罣碍” 。贾桢等既不同意咸丰帝亲征，也不同意北狩，主要原因是一怕“人心涣散”，二怕“无险可守”。但是，他们是不是提出了“万全之道”呢？也没有。他们要咸丰帝“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靠“皇苍所默佑”，就是听天由命。简直是开玩笑。咸丰帝对他们提供的安慰药丸也不大感兴趣了。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咸丰帝发下朱谕：
朕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期巩固。著惠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马头、通州一带见仗，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共思奋兴鼓舞。
前天还要直抵通州，今天就变了主意，要“京北坐镇”了。这道上谕说明了大臣们的劝驾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他坐镇京北，是选择好了一条逃跑的最佳路线。朱谕一下，便准备车马，“宫中甚惶扰，已具车三百两（辆），申严将发木兰” 。谕旨为“京北坐镇”，而宫中却秘密传达“将发木兰”，咸丰帝玩弄的是两面手法。此时京城内浮言四起，人心惶惶。大臣们纷纷上奏，“皆止驾劝行” 。其中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文祥、工部右侍郎杜翰的奏章更有针对性：“不意外间人言，更多疑虑，以为朱谕中‘在京北坐镇’一语，圣意仍属木兰，众情益涣，岌岌可危！” 并要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大臣们的劝驾，以及这道奏章起了作用。咸丰帝当天发下上谕：
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备用车马，著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即行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
这是表明他决心不离开北京，车马发还，以息浮议，安定人心。
但是僧格林沁考虑得更为周到，说明何时撤退为好。他上了一道奏章：
将谓圣驾出都，既有关乎国之安危，京师立即震动，士卒有后顾之忧，勇气既消，万难策励。此虽将士妄自揣度，亦系实在情形，合无仰恳天恩？既将来马头一带见仗之后，再定亲征之举，庶可维系人心，巩固根本。总之，奴才等折报频通，事尚可为。若奴才等万一先挫，彼时即行亲征，亦可不致落后。奴才等为保全大局固结人心起见，谨不揣冒昧，恭折密陈。
这是说，咸丰帝目前尚无撤退之必要。因为一旦撤退，会动摇根本，挫伤士气。但是，也须作好撤退的准备。关键在于马头一仗的结果。如果胜利就不必北撤，如果失利就必须北撤。此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僧格林沁是前敌最高总指挥，他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咸丰帝于同日特下谕旨，说明“僧格林沁等所虑，正合朕意。现在巡幸之举，决计不行” 。僧格林沁的奏折，给咸丰帝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又暂时决定不北撤了。并发内帑银20万两，以鼓舞士气，打败夷兵。关于此时的情形，吴可读日记载：“（咸丰）庚申（十年）七月，自慈亲（按指吴可读之母）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这里说的正是当时僧王上奏，说明可暂不离京的情形。懿贵妃也是这样认为，主张咸丰帝当留京。这表明了懿贵妃在重大的政治举措中已经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而且也为人们所关注。否则不会记到吴可读的日记中。
但是，双方瞩目的八里桥一战，清军失利。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侵略军攻下八里桥，进逼皇木厂，京师岌岌可危。当天晚上，咸丰帝听到了僧格林沁、胜保失败的消息，惊慌失措，匆匆忙忙，预备车驾。八月八日午前巳刻（9时-11时），偷偷从圆明园北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他带着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焦佑瀛、杜翰等人，并其他随行者数百人，且带禁军2000人保卫，仓皇上路。这一天，咸丰帝只吃了两枚鸡蛋，第二天，也只吃了几碗小米粥。队伍行动迟缓，两天才走了80里，到达密云县石槽。走了两天，粒米未进，禁军饥饿难忍，粮食又无处筹措，部队散乱无状。面对此种情况，王公大臣们束手无策，只能相对哭泣。户部的堂官不得已返回北京，想方设法购买了几千斤肉脯果脯给大家分食，队伍才勉强得以前行。但队伍所过之处，地方官吏纷纷逃散，食物无人供应，皇帝拿黄金换制钱都换不到。据说，皇帝驻下后，御膳还没等做熟呢，士兵们就从锅里抢着吃。咸丰帝的仓皇出逃也真够狼狈的。
对于此次出逃，慈禧做何态度呢？吴可读记道：“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我们不知道懿贵妃当时是否真的劝阻了咸丰帝，是否真的说了以上那些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吴可读的记载。也许吴可读是得之比较确切的消息。从事隔一年之后的辛酉政变来看，懿贵妃是个很有主见的青年女子。她很有可能持上述见解。窦宗一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出亡热河，时年三十岁，病甚，慈禧益用事。” 懿贵妃“益用事”，主要是参与了国家政事。黄浚道：“当英法联军之役，西后方为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乃力主帝当留京。” 黄浚是相信吴可读的记载的。
那么，懿贵妃的见解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她的见解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是不可实行的空想。因为，一、领导不力。从咸丰帝到王公大臣到统帅将领大都缺乏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民心不齐。由于咸丰帝的软弱无能，影响到民心，北京城内官绅市民纷纷外逃，无坚守之志；三、士气不振。僧王屡战屡败，胜保“左颊右骽受炮子伤二处” ，二员战将的失利挫伤了士气。而且从各路调来的士兵是一群乌合之众，缺乏训练，素质极差，几乎一触即溃；四、武器不好。一个外国人评论八里桥之战时说：“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的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中国的军官和士兵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败就败在武器上。落后的大刀长矛不是先进的大炮步枪的敌手。五、北京不守。北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要想以北京为最后的堡垒，坚持固守，这是办不到的。
综上五点，如果咸丰帝不及时北撤，而是留在北京不走，那就很可能成为英法侵略军的俘虏。我们知道，咸丰帝不会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不具备领导全民族进行一次反侵略战争的统帅的个人素质。所以，懿贵妃在彼时彼地劝说并力主咸丰帝留京，那是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而提出的错误建议。咸丰帝倒是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不顾一切，“木兰秋狝”去了。
第三，巴夏礼应否斩杀的问题。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任英国侵略军翻译主任的巴夏礼是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巴夏礼，英格兰人。他于1838年入中学，在校学习三年，于1841年来中国。巴夏礼在国内贫困无依，于15岁时来中国找出路。他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翌年便充当了濮鼎查的随员，并且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44年11月他充当了新设置的厦门领事馆的翻译员，1845年转任福州领事馆的翻译员，翌年又转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1854年升任厦门领事。1856年任代理广州领事。从此以后，这个中国通便参与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1857年12月，额尔金率领的英侵略军伙同法国侵略军攻陷广州省城，巴夏礼任英方的市政委员会委员。1858年，英法联军侵入白河，巴夏礼当时在广州，出主意强行向中国要求租借九龙，作为英军登陆的据点。以后他又随英侵略军北上，任翻译主任，参加了1860年侵入京津的战争。
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60年9月13日），英侵略军前头部队抵达马头。他们想要到通州面见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要求到北京向咸丰帝亲递国书。载垣、穆荫把英侵略军的意图奏报咸丰帝。咸丰帝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发出上谕：“巴夏礼、威妥马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着将各（该）夷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 就是说，如果巴夏礼等到通州来送递照会，就把他们当即逮捕。扣留巴夏礼是咸丰帝亲自决定的。
八月一日（9月15日），咸丰帝任命载垣、穆荫便宜行事钦差大臣。
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派巴夏礼并带随从英军士兵25人和法军士兵13人到通州，照会僧王撤退张家湾驻防清军，并坚持要到北京向咸丰帝亲递国书。同时声称，不同意在京向皇帝面递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以示威胁。这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他说完之后，“掉头不顾，骤马逃去”。在这种情况下，载垣下令僧王将其截拿，予以扣留。
扣留巴夏礼是否正确？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董守义认为：“扣押巴夏礼，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所作出的最严重的错误决策。”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固然在一般意义上讲，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交战国双方应该恪守的国际准则。
然而咸丰帝提出扣留巴夏礼是有其原因的。（一）是英方首先破坏了国际准则。英法联军首先劫留天津府知府石赞清作为人质。“该夷因闻大兵欲抄其后路，将天津府石赞清劫留营中不放。” 而巴夏礼是知道此事的，“英夷孟姓带将天津府知府石赞清劫去，当即询问巴夏礼，据称知有此事，唯不肯认错，言词桀骜” 。巴夏礼事实上参与谋划了扣留石赞清的违反国际准则的错误行动。咸丰帝指示“著恒福等一面饬令该处士兵向该夷酋孟姓索取，务令以礼送还，倘该夷不服理谕，仍将石赞清扣留不放，则众怒难犯，势必激而与战” 。显然，英方扣留石赞清为人质，是怕清军抄其后路。因此，英方已首先破坏了国际准则，而参与密谋此事的巴夏礼不但不认错，反而“言词桀骜”。咸丰帝扣留巴夏礼只不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报复手段而已。（二）咸丰帝及其大臣把巴夏礼的作用估计过高，误以为只要扣留巴夏礼就可以打败英法联军。扣留巴夏礼后，咸丰帝得意洋洋地预言：“巴酋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歼除。” 怡亲王载垣也踌躇满志地奏道：“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君臣都处在一种胜利在望的昏热状态中。事实上，中国通巴夏礼只是个英军主任翻译。他是英法侵略军政治军事行动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他不是“王”，“擒贼先擒王”的理论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认为“各夷均听其指使”，只能说明咸丰帝及其大臣对敌人内情若明若暗，知之甚少。（三）英法侵略军派巴夏礼赴通谈判只是缓兵之计。他们一方面派出巴夏礼来进行假惺惺的谈判，另一方面却不停止地进军。八月三日（9月17日），巴夏礼到通州，再次提出必须进京向咸丰帝亲递国书，并须带兵千名一同进京。巴夏礼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欲逼迫咸丰帝就范。八月四日（9月18日）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的奏折说得明白：“初四日，载垣等派恒祺前往马头面见夷酋，行至张家湾以南，即见该夷结队前进，询知该夷尚在河西务，恒祺即已折回。奴才僧格林沁面饬恒祺，令其回禀钦差大臣，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 英法侵略军一边谈判，一边“结队前进”。巴夏礼的谈判成为英法侵略军大举进兵的烟幕弹。谈判掩盖着进兵。既然谈判已无实际意义，不如直接开仗，因而便扣押了巴夏礼。
以上三点便是咸丰帝下令截获巴夏礼的原因。可见，彼时彼地，咸丰帝及其大臣们扣留巴夏礼为人质不是没有道理的。
八月七日（9月21日）咸丰帝发出上谕：
谕内阁：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著撤去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著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自八月一日被任命为便宜行事钦差大臣，到八月七日被免职，只当了七天。咸丰帝预感到形势不妙，不得不起用有能力有威望的六弟奕了。以后事实证明，咸丰帝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八月九日（9月23日），咸丰帝在北撤的路上又发一道上谕：
谕内阁：留京办事王大臣，著派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义道、全庆著仍在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
这样，以奕为首，加上义道、桂良、周祖培、全庆，还有留京的唯一的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便组成了咸丰帝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这一机构便是与肃顺集团相对立的奕集团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