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里真有这样微妙的心情出现。爱玲与胡兰成在一起经常要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苏青。即便是在上海这样风气开化的地方，像苏青这样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办事业，在男人堆里争地盘的女人，还是多受非议的。爱玲很喜欢这个女同行--她们是双重同行，同为女性，又同为作家，她真心实意地表达她对苏青的喜好：“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胡兰成本是个少世俗戒律的人，觉得爱玲的评论很对，颇有同感，而且他认识苏青在爱玲之前，现在又有了爱玲好友这一层关系，于是更经常和苏青聚聚，到她家坐坐，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聊聊近况。有一次爱玲闲着无事去了一趟苏青家，恰巧胡兰成也在，三人对这不期而遇的相遇都显得十分尴尬，再作开化状的中国人也摆脱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因子。爱玲自然明白胡兰成在这里的原因，况且苏青又是这样磊落大方的人，她也喜欢看他在众人面前与跟她单独在一起不一样的样子。可是，在这一系列清醒的认识之外，她又感到心底有一丝莫名的嫉妒与委屈，虽然理智告诉她这一点她没有什么，但一个全心奉献的女子看到她牵挂的男子与另一个女子在一起，虽然明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但心里酸酸的委屈却不是理智可以控制的。究到底，她不过是个恋爱着的寻常女子！
爱玲说：“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在胡张二人相得甚欢的日子里，兰成眼中的爱玲也未免不是被他夸张了的、与其他一切异性相区别的一个爱玲，她虽然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至少是这个世界上与别人不同的一个，同时由于对方的爱意，激起了她众多在众人面前无法展现的聪明机警与呆头呆脑，他越发觉得她是这样的别致别趣。
在胡兰成的眼中，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她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副很专心、沉思的样子，连走路、拈一枚针或开一瓶罐头，她都一本正经，显得十分吃力，又不肯因不易而有一点迁就。可她这样稚气的女孩子居然接洽写稿的事两不吃亏，连用钱也预算得好好的。她处理事情有自己的条理，也有她的果断。张爱玲说一次路遇瘪三抢她的手提包，争夺了好一会儿没有被夺去，又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被抢落地，一半她仍然紧攥着。张爱玲把自己爱财的特点喜滋滋地当作大优点告诉爱人：她在钱财上总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别，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自己也知道爱财在中国即使不算恶德，反正与美德也沾不上边，可她还是笑着，开心地对胡兰成说：“我姑姑说我财迷。”又告及胡兰成，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与她有真正的同志之谊，在咖啡店喝咖啡，她有本领说得那犹太人店主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高兴地跟着她占便宜。爱玲觉得和炎樱在一起是真正同道中人：既有精神收益，又有物质收获。爱玲的爱钱如命，令胡兰成想起小时候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有一种家常生活喜气洋洋的感觉。
爱玲的种种新奇方法使胡兰成每每有大人发现小孩新学会一样本领的意外喜悦。俩人在共好的诗文上头是心会默契、深深沟通的，可俩人用的又绝不是同一样方法：爱玲看书，用的是小孩子直觉好恶的读书法，有时纯粹为了其中的好玩，她的点滴直觉往往恰能击中兰成用严整的逻辑军队攻克下来的一点推理，或者恰恰地完全吻合。比如爱玲对中国古典小说是极熟悉的，她喜欢《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这些与琐屑平凡的生活靠得很近的书，往往会因生活的痕迹在这里找到投影的快乐。她甚至连《金瓶梅》里宋蕙莲的穿衣搭配都清楚地记得，胡兰成问她里面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说没有感觉，她更喜欢其中诸如吃穿，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举这些人情世故的日常细节。她还爱看小报，许多恶浊装腔的句子，和小报上常见的妙语--往往是不得意时的可怜语，爱玲一边笑骂，一边看，再开心地转述给胡兰成听。兰成觉得爱玲的性格中充满了令他诧异的转折：她与尘世中的恶浊这么自然地两分离，对待事物的眼光如小孩子般纯洁清净，可是她又不喜欢小孩，一般女孩爱亲近的小狗小猫她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爱玲如此大俗，兰成也就不害怕自己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会忤着她，于是胆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西》好。当下两人都骇然，骇然不经意间能如此相通地语出惊人。
《子夜歌》里称恋人为“欢”，实在妥帖不过，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无论说什么平常的话，做什么平常的事，空气里都是欢乐的气息，内心充盈的也是这样欢乐的空气。爱玲与兰成两人执手相望，不说话也有万千情愫在流动。她喜滋滋地看着他，掩抑不住由衷的爱悦与钦慕，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如此欢喜之下，又有幸福不胜把握的诧异与疑惑：“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这种爱的痴问还必得要他回答，又有一种尴尬的喜悦。一次兰成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惊喜之下连声赞好，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却奇怪地说：“这是常见的呀！”胡兰成却认为是她每每欢喜得飘飘欲坠，所以，糊涂到以为这样的形容是早有的现成语。
他们都没错，他们都糊涂了，幸福光环的投影使他们分不清了，历史？现世？现实？幻影？乱世中的相逢，太多浮游的情感，太仓促的生命，太急促的威胁，现在，“执子之手”，可是，能多久呢？苍茫的历史烟云中，多少有情人祈愿，又有几人能如愿？而况死生契阔，人世间由我们自己把握的事情又有多少？生死是太沉重的思考，不去想它，可眼前的这个人的承诺与相守又能比生死大关长久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个太寥远苍白的梦啊！既然是个太寥远苍白的梦，就只好暂且撂开不管了，于是她写信给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头，但胡兰成是这样一个有妻室，没有定性的人，她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只好退而求权宜之计了，依爱玲的性格，虽然说的是这样一句安静平稳无风浪的话，在她内心的世界里，又怎可想见有怎样的惊涛骇浪风起云涌。张爱玲的文章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就像她对兰成说的这一句忧怨百结的话。而她本人一贯的性格却全不是这样的哀怨悱恻，她是宁可像晴天落白雨。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么就是大哭一场，在这次恋爱以前，她一共只哭过两回。一回是她10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不知是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独自回上海了，她平时原不想家，那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开交。生命里也就这样两次酣畅漓淋的落泪，现在人也大了，又不是会缠绵悱恻的人，心里再多的愁怨遗恨，也硬是要用清俊淡漠的话把自己的情感给压回去，藏起来。她没有料到会遇见他，更没有料到遇到他时，已是使君有妇，但是既然遇上了，她是不会因为这些原因放手的，至于将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会不会牵连到她，她更是根本没有在意地思考过，就连他已有妻室，她也没有想到要他离了她专归了她自己。
在她，爱的境界就是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吗？”在他，一个美好的清俊的女孩子，就好像他倾慕欣赏的一句中国诗句、或一幅日本版画，或一尊朝鲜的瓷器，要是要的，可也就是在那里就是了，怎样的要舍了自己去融在一起，是名士派不可理喻的自我放逐，于是，他有妻室，有许多女友，乃至携妓游玩。爱玲不吃醋，一派慷慨大方表现，在他更是两相宜，喜欢得了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儿女私情，高山大海，他两全了。
他没有想到要和爱玲结婚，爱玲也不会主动要求他和她结婚，可是人生的道路往往是不依循个人意愿延伸的。因为他公然抛开家室在外别恋，他的夫人英娣大闹着与他离了婚，在他，这也是不情愿的，终究也只能这样了。离婚那天，胡兰成到张爱玲处告诉她，这个多情人不觉流下泪来，可爱玲并不同情他，她不是被人哄了陪人歌哭的人，她感情的清纯即是理性的决定：这个人是她的，他该和她在一起，至于其他形式的纠纷和她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生活之流中，胡兰成与张爱玲无法逆流而上，唯有顺流而下，于是，水到渠成，1944年8月间，他们结了婚，是年他38岁，她23岁，差距是15岁。胡兰成考虑到时局多变，他个人前景叵测，为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终身托付；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的，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盟言承诺，旁写炎樱为媒证。
他们虽然结了婚，其实只是一纸承诺而已，他们都不是俗人，现实的诸种芥蒂对他们往往无大效力，他们各自依旧沿着旧日的轨道延伸，互相注意着不致因自己而使对方有不情愿的改变。爱流动在两人之间，尽管表面看来十分闲淡不在意。不管恋爱婚姻是怎样的模式类型，爱一个人到要和他(她)结婚的程度，终究是再严峻不过的考验。从此，两人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生死契阔难料，唯有这一刻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可以依恃的。
这一刻。静好。安稳。
三、乱世中结缘
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以后，外面的时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双方力量和气势的对比正发生着质的变化，从1941年开始的上海时钟的停滞又渐渐出现拨云见日的征兆。可是，对于爱玲这样政治意识极其淡薄，关注一己天地甚于关注外界风云的人而言，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对她将意味着什么。
“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胡兰成算得上是张爱玲23年生命之旅中的第一个异性知己，以前虽也有炎樱、苏青这样相交颇欢的同性朋友，乃至像姑姑这样在观念作风背景诸方面都同辙的长辈，可那样的相知相守毕竟是不同的。一个你爱和爱你的异性发自肺腑的欣赏、理解与喜爱，有其他情感无法企及的强度，也有其他情感无法企及的深度，“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一个人在恋爱时所表现出的不一定是天性中崇高的品质，但必定是最真实的，来自思想和生命深处的念头举动，所以其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其他无法企及。和胡兰成在一起的爱玲，绝不是那个奇装异服包裹下不那么美丽、面无表情的冷漠下不那么可爱的才女，她挥洒个性中最自然的成分，和胡兰成在他们婚姻的天地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爱玲极艳，但她的艳是壮阔的，寻常的事物到了她的手上都有石破天惊的威胁。她的人完全是理性的，但她的感觉又极其敏锐无限。对于事物观感的描述，胡兰成觉得自己是从爱玲处才得到校正，否则可以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人说夫妇如调琴瑟，而胡兰成是由于张爱玲才得调弦正音。两人谈音乐，胡兰成告诉爱玲他在香港的时候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了觉得不喜欢，因为贝多芬有乐圣的盛誉，就只好怀疑起自己来，于是就天天克己地刻苦放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兰成说这话一方面是告诉爱玲自己对于音乐的努力追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道爱玲是9岁起学钢琴到15岁，想必她对钢琴是有着很深的怀念与理性的，不料她却说她不喜欢钢琴，这一句话使胡兰成若有所失，可是又爽然畅快，仿佛解了心头的一个大疑惑。同时对于他从中学以来就不屑的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民间艺术样式，又因为爱玲的指点而明白了它们的好处。《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兰成觉得在爱玲处才有了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不一定是成功伟大完美的，却是“诚其意不自欺”的真实本体。他们在对方的瞳孔里发现了自己。
他们谈的最多，最有共鸣的还是他们同好的文艺，在胡兰成爱的眼睛里，爱玲对于文学的领悟更加贴近那一刻的生活，玲珑剔透，鲜活伶俐，壮阔无私。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爱玲一个人打招呼，可是，兰成还是很高兴和她坐在一起谈经论诗，乐趣得很生活化。读《诗经·大雅》，爱玲这样的人未必很喜欢《大雅》，可她还是叹服其文字的优雅简洁，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了《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因为爱玲，胡兰成才明白以前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看懂这些流芳千古的笔墨文字终究好在何处，所以怀着更大的兴趣和她一起探究这些文字，中国文字是感性而直见性命的，所以与爱玲这样领悟生活的人无隔。两人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于是又联想到庾信的赋：
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读着这样的诗赋，想想两人不期而遇的“既见君子”，推而广之，看看窗外，整个上海在云影天际里也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即便和中国传统文明泾渭分明的现代西洋文明，只要像他们这样通过谙熟人情世路去揣摩之，这种熟悉与理性也是“试唤便来”的。和爱玲在一起谈的文学，这文学都是在生活里可以寻觅到的。汉乐府里描写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两人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爱玲诧异起来：“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对困苦撒娇生气，是一贯的汉民族滑稽而非幽默的禀赋，爱玲与之相通，故能读懂它的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