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逸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幕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爱玲的手，怕她滑倒。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
到了4月，天气渐渐转暖。爱玲与赖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结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赖雅也常到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给以建议和指导。到了5月，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房中有同房之好。”(Went to the Shach and Shacked up．)
可惜，陷于热恋中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分别。文艺家在文艺营的逗留时间是有期限的，冬季为4个月，夏季则更短。赖雅的期限为5月14日，他将转到纽约州北部的耶多(Yaddo)文艺营去。
爱玲坚持要去送他。自从跟胡兰成分手后，爱玲自认为已心如死灰。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她心内的爱情之火，又被另一个男人点燃。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却不得不跟所爱的人分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火车还没有来，小站里只有稀稀几个人。爱玲跟赖雅谈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她的代理人、出版商、美国市场以及她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她手头比较拮据，还是拿出一些现款送给赖雅，赖雅再三推辞。他被爱玲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赖雅曾多次去国离乡，但这一次分别，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牵挂。这时候，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响了。
“再见，别忘了来信！”赖雅望着车窗外爱玲孤独的身影，不禁再三嘱咐。轰隆隆的车轮一声声巨响，碾过离人的心头。两个人的车站，夕阳照得见她的忧伤。
赖雅在耶多文艺营的期限只有六个星期。期满后，他搬到萨拉托卡泉镇(Saratoga Springs，NY)的罗素旅馆(Kussell Hotel)中去住。7月5日，他收到爱玲的信，却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爱玲已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赖雅在心里深爱着爱玲，也渴望跟她在一起，但谈到婚姻，总还是觉得顾虑重重。以前，有几次，他也想对爱玲说出这个要求。但最终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自己年轻时就讨厌过安稳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离婚30年了，独来独往惯了，他怕伤害爱玲。再说，他已今非昔比。身体不好，创作力减弱，又没有固定收入，朝不保夕。这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幸福吗？思考再三，赖雅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开创今后的共同生活。赖雅写下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写完后，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赖雅还是开心地冒雨到邮局去寄出这封信，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时候，爱玲也已结束了在文艺营的期限(6月30日)，并获准在10月可以重返营地。这时，她暂租在纽约市第99街一位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的公寓里。
两天后，爱玲亲自来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她还没有收到信，但她必须来与赖雅会面。走在小镇的街头，古色古香的街灯发出幽暗朦胧的光。爱玲与赖雅聊了很久，很久。赖雅再次向她求婚。但是，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爱玲最终是听从了赖雅的要求。爱玲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但这次毕竟是亲骨肉。我们无法推断“不要孩子”究竟是不是出自于爱玲的本心，还是因为现实的无可奈何。当时爱玲已36岁，再要有孩子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颠簸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赖雅身体又不好。爱玲在作出决定前，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之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病得相当重，这可能与人工流产有关。后来，她在英文小说《赤地》中增加了女主角被共产党干部当情妇遗弃后，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对临床体验的冷静描写，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痛苦之情，更可作为其有亲身体验的证明。
1956年8月14日，赖雅与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马莉·勒德尔和炎樱均在座。炎樱也是唯一一个爱玲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婚后，他们一起畅游了纽约。在这“蜜月旅行”里，爱玲终于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家只是暂时租来的。但是，对于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又在外漂泊多年的爱玲来说，这一天她盼望得已经太久太久。
对他们两人而言，这一次的结合，都不能不归结为缘分。当时，赖雅65岁，爱玲才36岁，与他女儿的年纪相当。而且，两人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赖雅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都怀着崇高的信仰。但张爱玲却是《秧歌》和《赤地之恋》等反共题材小说的作者，两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对立的。而且，他们在性格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赖雅开朗外向，而爱玲则内向孤僻。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不同之处。他们俩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并且走得那么近。对爱玲而言，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她实在需要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湾。漂泊太久的心灵，需要一个可以憩息的岸。因此，她珍视这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姻缘。
10月，他们又重新回到麦克道威尔创作营。时候已然是深秋，他们庆幸又回到这田园牧歌般的美丽乡村。这也是一个滋生了他们爱情的地方。然而，不久之后，赖雅又一次中风。这次疾病使他变得非常虚弱。不能正常写作，连几十年保留下来的记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一度放弃，或是写得很短。在这段时间里，爱玲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爱玲都把赖雅看成是在美国值得依赖的人。可以想见，在赖雅刚病倒之时，爱玲的心情是多么沮丧，又是多么的孤独无助。爱玲常常整夜整夜守候在他的病榻前，默默地祈祷着：“甫德，你要好起来！你要好起来！”
夜阑梦回的时候，赖雅从昏睡中醒来，看到爱玲还靠在他的床边。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星期后，赖雅的身体终于慢慢康复起来了。午后或黄昏，爱玲常常扶着赖雅出去散步。由于拖着病体，赖雅走得很慢。爱玲却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去。晚秋的风，吹得落叶飘飘而下。爱玲接住一片落叶，轻轻地抚摸着它干枯的经脉。
“甫德，我真害怕，有一天你会离我而去。你不知道，你病倒在床上那些天，我的心里有多么恐惧。”爱玲说。
“爱玲，相信我，我会坚持住的。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赖雅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天边，夕阳沉醉。
到了10月底，赖雅的病已康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12月19日，病又一次复发，赖雅因脸部麻痹送回医院，几乎失音。爱玲的心又悬了起来。几天后，便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那天早晨下了大雪。爱玲一早便出去采购了一些物品回来。赖雅也挣扎着起来要帮爱玲做点事情。丰盛的晚筵摆上来了，有爱玲最拿手的几道中国菜。灯下相对而坐，爱玲许下了自己新年最大的愿望：期望来年甫德身体康健。说完了，她又禁不住转过身去拭眼泪。
在爱玲的精心照顾下，赖雅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到了1957年1月20日，赖雅已经能够出远门到波士顿去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哈勃许塔脱，还可以到波士顿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Filene’s)去购物。1月23日，他和爱玲一起乘长途巴士返回文艺营。接下来，爱玲继续把她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3月13日，她把完成的打字稿寄往纽约。
在当时爱玲的心中，赖雅的病情一直是令她最担心的。她总是担心着在某一天，赖雅又会突然病倒。除此之外，便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文艺营虽提供免费的食宿，但却是没有报酬的。赖雅虽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但因为身体原因，除传记外，都没有完成。而爱玲的几部小说，除《秧歌》外，投寄出去都犹如石沉大海。她跟赖雅曾找戴尔(Dell)出版公司面谈过。戴尔公司认为，出版爱玲的作品对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风险，因此赖雅夫妇不能很快决定，并希望能够等一段时间。当赖雅夫妇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秧歌》改写成剧本，并可获酬1440美元时，他们真是非常开心。然而，杯水车薪，他们还是被沉重的经济重担压着。可以说，爱玲的后半辈子，都是处于一种不宽裕的情况之下的。
他们此次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4月份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们曾想方设法申请延期或到别的文艺营去。不幸的是，都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暂时找一处歇身之所。不久，赖雅在彼得堡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住在第三层。不过，这幢楼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坡形的街上，只需向左转两个弯，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镇上购买东西，交通倒是十分方便。但是，61美元的月租金对他们来说，还是略显昂贵了一些。事实上，除了家具之外，他们还需要添置许多东西，诸如床单、窗帘，及其他家庭必备用品。赖雅有时到附近的庭院摊(Yand Sales)上去寻觅一些必需品，他常常兴奋地带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有时跟他一起去“捞宝”。有一次，她仅用3元7毛5分就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而且，回家试穿，都非常合适。他们都觉得很高兴。所谓“贫贱夫妻百日恩”，也许，生活的乐趣就在于此。
爱玲来美国三年，结婚半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心里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虽然地方不大，家徒四壁，但爱玲还是深深地喜欢着这个“家”。为了节省开支，她还亲自担当了油漆工，她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喜欢这种大海和蓝天的颜色。她觉得，生活在这样浪漫主义的“蓝色小屋”里，她更能感受到风雨同舟的快感。每当赖雅从外面购物回来，看到爱玲一手拎着大漆桶，一手拿着刷子，汗流浃背的样子，不免感到心痛。可爱玲总说，干这样的活，她觉得很开心。也许，这其中有着一种“春燕筑巢”般的融融暖意。
由于他们租的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这令爱玲大为懊恼。她常常拿着杀蚁剂喷洒。因此，赖雅还专门开玩笑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杀蚁刺客”。
小镇的生活是宁静而温馨的。赖雅跟爱玲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爱玲喜欢晚上工作。而赖雅则习惯于早起。为了让爱玲专心工作，赖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还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有时候，他们也常合作着做一些简单的菜。餐桌上常见的菜有汉堡牛排、鸡肉馅饼、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蔬菜。当然，赖雅不会忘记鱼，那可是爱玲爱吃的菜。吃饭前，他们还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么大的狂风暴雨。小屋里却永远是温暖的春天。赖雅第一次发现，原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的幸福。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觉得。
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阅读。他们常常是好书共赏，佳作相与析，其乐融融。中国古人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不知道，赖雅先生是否感受到这种福气呢？好书、佳人、红烛，构成令人神往的意境。
由于他们两人都曾写过剧本，因此看电影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爱好。镇上有家小小的电影院，他们便是常客。在那儿，他们看了许多或精典或新潮的电影，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那时候，爱玲的《秧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可惜，电视剧制作得非常糟糕，这令爱玲非常失望。
5月中旬，爱玲获悉，司克利卡纳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粉泪》。这件事对爱玲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粉泪》的原型《金锁记》是她当年在上海的成名作之一。她对这部小说是寄予厚望的。爱玲对自己的作品向来是自信的，这一次的打击，无疑对她的自信造成严重影响。她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这期间，多亏了赖雅的悉心宽慰，她才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开始动手新作品《上海游闲人》(The Shanghai Loafer)的写作。为了维持生计，她还不断地给老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写剧本。先后写出的有《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六月新娘》、《桃花运》、《小儿女》、《南北和》等。其中一些剧本属搞笑之作，它们的写作也非出自爱玲的本心。由于宋淇的热心推荐，她的稿酬高达每篇800至1000美元，成为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
7月间，他们夫妻曾有一次波士顿之行。从偏远小镇来到大都市。爱玲爱上了都市的繁华。她希望有一天能搬到大都市去。
8月中旬，一封加急电报从伦敦发到爱玲手中，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爱玲的手在微微颤动。母亲的影像又依稀浮现在她的脑海中，那么美丽，那么高贵。母亲长年旅居国外。1936年在马来西亚买了一铁箱绿色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珍珠港事件后逃难到过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48年在马来亚侨校还教过半年书。母亲最后定居在伦敦。1951年在英国，她还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然而，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她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变卖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几个衣箱中的古董。爱玲相信坚强的母亲能够挺过这一关，因此，她写了一封信并附上100美元的支票寄往英国。可惜，手术后不久，母亲便永远离世了。母亲留给了爱玲一个装满古董的箱子。睹物思人，爱玲抚摸着这些古董，犹如看到母亲正朝她走来，年轻美丽一如昔日。可是，这箱古董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他们夫妻来说，无异于发了一笔“横财”。这些古董后来被逐个变卖以补贴他们收入的不足。可是，每卖掉一件，爱玲心里都会有一阵剧痛。毕竟，这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的东西。
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间，1958年的春天来了。春来万物欣欣向荣。爱玲也开始为他们未来的生活设计着新的蓝图。爱玲正当盛年，厌倦了小镇枯燥单调的生活，希望能到较大的城市去生活。赖雅已是风烛残年，早年放荡不羁的传奇经历已使他厌倦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是，爱玲总觉得是由于她所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僻，影响了她作品的发表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