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生活是活跃恣肆的，她是这个家庭里娇贵的小姐，虽然有弟弟，可弟弟没法跟她比，弟弟唯一胜过她的地方是长得很美。从小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他是个漂亮而羸弱的小孩，而姐姐却身体和思想都比他发展得好。他妒忌姐姐的画，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大了的时候爱玲体会到小时候弟弟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她仅比他大一岁，却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她能吃的他不能吃，她能做的他不能做。弟弟虽然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男孩，可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弟弟在哭。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姐弟俩在一起玩，出主意的总是老练早慧的姐姐。俩人自我想象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姐姐叫月红，他叫杏红，姐姐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仆人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毬，剖开来像白煮鸡蛋，不像鸡蛋黄是圆的。弟弟常常不听姐姐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秀美可爱，有时候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儿。众多亲戚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爱玲也往往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头”。有一次家里请客，有舅舅黄定柱家的好多女孩，还有一个贵宾亲戚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逗人喜欢，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别出心裁地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小魁、哈巴的两个哥哥、舅舅家的表哥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还有好几个表姐比爱玲大很多，却是爱玲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子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
表面上是这样泼辣恣肆，可内心里，这个早熟的女孩是敏感脆弱的。旧式的家庭里，男孩子的地位无与伦比，虽然弟弟别的地方不如她，可他是男孩，且又长得这样招人喜欢，所以，别人稍有点区别对待，她就绝对能感觉到，往往还要夸大地感觉着。在爱玲的想法里，领弟弟的女佣张干老是占先，她裹着小脚，伶俐要强，领她的女佣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爱玲不能忍受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位置上预卜一个女孩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爱玲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小的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用人的表现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心里的想法使这个小孩表现出同龄人少有的清醒决绝，对张干总是耿耿的，或许这个年老的用人也只是随口开开玩笑而已，如果她当时知道这个小姐心里的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爱玲很注意，隔两天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爱玲想：我不能问她。出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她始终没有问她，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小煐十分惋惜，直到大了也还清晰地记得，这奇异的自尊心却滴水不漏地保存了下来。
从小爱玲就是会画画爱文艺的，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为她带来了与音乐接触的机会。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她想，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的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有时候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黄逸梵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她的发音总是上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接着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爱玲总在旁边听，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她是罕有的懂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她的天才，立即送她去学琴，其实她明白自己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空气，那种有家庭亲情气息的空气。音乐是如此清雅，带着她体验到的温情气息，她爱；绘画，她也爱，从小就画。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她都极为敏感。弹琴的时候，小煐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极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时，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学了英文，爱用“splendour”（华丽，辉煌)、“melancholy”(忧郁，抑郁)，因此常犯堆砌的毛病。到后来，也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她仍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
这么多可爱的行业，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样作为终生的事业呢？9岁的小煐，为此大大犯踌躇。最后，帮她作选择的还是物质条件的对比差异：她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
教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她，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爱玲的头吻着，爱玲懂得要客气地微笑着，然而总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儿要用手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何干领着，小煐还不会英文，可也不知怎么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进出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爱玲很矜持地，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的是什么样子，脑中只有模糊的概念：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十来岁的小煐，比哪个小孩都懂得礼貌和矜持，懂得感情的节制，连对父母的爱也是这样，就像母亲小时候对他们孩子一样，爱玲的情感也是这样：心里有多近，行动上就有多远。
在父母甚不融洽的感情中成长着，爱玲有时觉得依偎物质要比投靠感情更稳妥，在个性上她是理智胜过感情的。在父母离婚当真成了现实的时候，她心里虽然非常惆怅失落，但当她在母亲的房间里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煤子时，就觉得可以安慰了，多奇怪的可安慰的条件！
不久，母亲动身到法国去，那时她住读在学校里，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是很安然。事情难道可以这样光滑无迹地溜过，一点为亲情而感伤的痕迹也没有？爱玲知道，母亲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母女互相都怀着无限怜惜与牵挂，可谁都不会先流泪！这没道理的不争气的遗传！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高瘦的影子越拖越长，可还是漠然，很久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她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回不来了，一切易变的主题中只有一样亘古不变：逝者如斯。爱玲心中最渴望的母爱渐被时间带走，一辈子都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家庭的变故使爱玲从深闺仓皇流落人群，东张西望于街头，为了一方安稳的现世生活，更为了摆脱深埋心中被离弃的凄苦，她一生奔波，也一生逃离。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 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对照记》）
其实，爱玲爱她家中的每一个人，她的爱是清醒坚贞的。所以，对于她，同样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张爱玲在文艺的园地里坚贞孤独地长成了她自己，童年的一切都给了她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这个作家最需要的，她一辈子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的需要，是她的长处，也有人说，是她的短处。
时代列车轰然向前不会回头，张爱玲的心却往往不在这列车上，她的心总那么迟迟地，生活在她人不在的地方，生活在童年那古典与现代交界地带的中国生活里。这生活，一边是幽暗的迟暮的古典，是懒洋洋灰扑扑的灰色；而另一边是耀眼的活跃的现代，是孕育着作家希望与力量的绿色摇篮。这驳杂的灰绿是张爱玲成长的背景，是能在此基调上产生一切变化、变动与变易的不变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