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陈独秀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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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谈政治 (2)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的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相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的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的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的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

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的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的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的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 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的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的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们又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的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的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