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的一天，天下着小雨，温暖的雨点欢快地洒在宽阔的江面上。嘈杂的人群拥挤在黄浦江码头，一阵阵闹哄哄的声浪使空气变得混浊而凝重。人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在依依地送别将要远离的亲友。
一艘载重7吨的日本轮船即将起程了。24岁的徐悲鸿站在船栏边，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动手臂，蒋碧薇含笑地倚在他的身边，挥舞着一条丝质的手帕，向父母告别。
徐悲鸿决定带着蒋碧薇一同去巴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要靠他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人生活，将十分困难和艰苦。
但是，他希望蒋碧薇到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以后，能像他一样，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氛感染。他甚至还想象出那些举世闻名的、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大师们的杰作，将怎样强烈地震撼他们的心灵。
他衷心希望，蒋碧薇爱上艺术，投身到艺术事业中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和艺术而献身。这样，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是这个美好的愿望，使徐悲鸿不再回顾过去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争吵，并愿意永远遗忘它们。
徐悲鸿在船上没有忘记作画，他除了休息、吃饭，便是不停地练写生，把他看到的新鲜事物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准确地画出来，既收集了素材，也达到了练笔的目的。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50多天，经太平洋、印度洋，又越过红海及苏伊士运河，于5月初到达伦敦。
徐悲鸿和蒋碧薇立即参观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他在博物馆内看到了许许多多日夜渴望见到的艺术珍品，这里陈列了希腊雅典神庙的雕刻。在这些伟大的艺术品面前，徐悲鸿陶醉了。
徐悲鸿又参观了国家画廊，欣赏了凡拉士贵支、康斯太布尔、透纳等艺术大师们的杰作，还参观了皇家画会展览会，见到了英国当代一些画家们的佳作。
在英国停留了一个星期，5月中旬，徐悲鸿渡过英吉利海峡，转乘火车到了巴黎。
在巴黎一住下来，徐悲鸿立刻怀着极大的兴致，和妻子一同去参观卢浮宫。但一些重要的陈列室还关闭着，因为许多著名的杰作都在战时运往安全的地方存放，这时尚未运回。
只有一间陈列室中，挂着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圣母和圣安娜》及其他画家的十余幅画。
徐悲鸿站在这幅久已仰慕的《蒙娜丽莎》前，浮想联翩。这是达·芬奇为德尔·乔空达的夫人蒙娜丽莎所作的带着深沉微笑的肖像。
许多世纪以来，文艺评论家都在徒劳地解释她那隐藏在神秘微笑后面的东西。这幅达·芬奇在佛罗伦萨所作的《蒙娜丽莎》，在他到法国居住时，一直伴随着他，因为他要它永远在自己的眼前，到死为止。
大卫的作品也深深吸引住了徐悲鸿，他崇拜大卫那种纯正严密的画风。在《荷拉斯兄弟之誓》前，徐悲鸿受到强烈的感动。
作品描绘了荷拉斯三兄弟上战场之前，向父亲宣誓，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场面。画面上，父亲手持3支刀箭，神情悲壮，家里其他人坐在一旁，悲痛欲绝。
这幅作品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也使名不见经传的大卫一举成名。而大卫的另一幅画《加冕式》，则场面庞大，人物众多，形象逼真。
离开卢浮宫，徐悲鸿又参观了沙龙，看到了莫奈、罗朗史、达仰、弗拉孟、莱尔弥特、高尔蒙等前辈画家的作品。
接触了这许多大师们的作品，悲鸿惊叹不已。
他感到无比的快乐、激动、安慰和温暖，也深深体会到，在国内，自己只是以画谋生，而且因常作写意的中国画，所以观察和描写物象都不够精确。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水平，徐悲鸿决定先攻油画。
最初感觉有些困难，两个多月以后，手才渐渐地熟练了起来。
1920年初夏，徐悲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并拜著名教授弗拉孟为师。
弗拉孟是著名的画家，作品流丽自然，尤其精于肖像画。弗拉孟对徐悲鸿的素描功力感到非常诧异，他很看重这个不远万里刻苦求学的中国学生，亲自指导徐悲鸿，不厌其烦。
徐悲鸿虽是官费留学生，但由于中国政府腐败，政局不稳，学费经常拖欠，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为了继续学习，徐悲鸿决定走勤工俭学的路子。自此，他便在一些商店、书店当临时工，或给一些出版社画图书插图。
徐悲鸿上午在学校学习，下午没课，便到叙里昂研究室画模特儿，直至很晚才回家。这时，法国的各个博物馆已陆续开放，许多作品都搬回巴黎，对游人开放展览。
巴黎全市有大小博物馆60多个，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徐悲鸿利用星期日，到各个博物馆参观。他总是拿着一块面包，带着一壶水，到博物馆去看画、临摹，不到闭馆绝不出来。
在临摹中，他为一些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叫好，它们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面对德拉克洛瓦的名作《希阿岛的屠杀》，暗暗发誓说：“我们中国也一定会有具备民族风格的《希阿岛的屠杀》！”
卢浮宫还有许多杰作强烈地吸引他。如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描绘了“梅杜萨号”海轮沉没后，剩余船员挤在一只筏子上漂浮，在濒于死亡时，望见远处有一个船影的情景，有欢呼的，有将好消息告诉垂死的同伴的，也有绝望的，还有半浸在海中的死者。
还有库尔贝所作的《画室》。它描绘了作者自己的画室，里面有请来的模特儿和他的朋友，画家自己正在作画。形象结实有力而自然，表现最普通的现实生活，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悲鸿非常喜欢这幅作品。
徐悲鸿的求知欲特别强烈。他每次从博物馆出来，总要经过罗森堡公园和圣杰曼大道，于是顺便溜到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去购买些便宜的书画。这就使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显得捉襟见肘。
也因为如此，他常常跟妻子蒋碧薇争吵。
有一天，徐悲鸿又拿着几本旧书回来，蒋碧薇满脸不高兴，抱怨道：“跟你在一起，永远只能过穷日子。”
徐悲鸿没有说话，他觉得既不能怪罪她，也不能为自己辩解。
蒋碧薇有些生气地说：“如果你真有钱，你买多少书画我都不管，但你现在是个穷学生，也该收敛起你那些爱好了。”
徐悲鸿十分不安地望着妻子，倍加亲切地说：“我多少次对你说过，我爱画入骨髓，但愿你能谅解，我总是想，你一定能谅解的。”
“我无法理解，现在吃饭都要计划，挑最便宜的菜买，可你却……”
“碧薇，你喜欢音乐，我送你去音乐学院吧！等你真正爱上了音乐，也许你会像我一样入迷，艺术就是如此充满魅力，使人不由自主，甚至忘掉一切。”徐悲鸿尽力劝说着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闻言不再作声了，陷入沉思中，她正在一所初级中学学习，打算初通法文以后，专攻音乐。她又想起了家中的风琴，想起了随身携带的那支箫。
与此同时，在国内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强烈激荡着徐悲鸿那颗为祖国而跳动的心。回到家里，他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了《中国画改良说》这篇文章。
《中国画改良说》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绘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它使一潭死水的中国画坛，掀起了波澜，也使一些人感到震惊。
徐悲鸿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经常与中国留学生共同研讨中国的前途，相互交流来自祖国的革命信息。
他也结识了一批很有事业心的留学生。徐悲鸿先后认识了杨仲子、谢寿康、沈宜甲、盛成、曾觉之等人。杨仲子先生聪敏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徐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他回国后，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
沈宜甲先生专攻化学，回国后曾创办化学工厂，并从事研究工作。
盛成先生是悲鸿在复旦大学的同学，他在巴黎用法文写作的《我的母亲》一书，受到法国文化界推崇，随后他又将《老残游记》翻译成法文。
谢寿康先生回国后曾担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曾觉之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翻译了一些法文著作。同一时期，徐悲鸿还认识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和何长工。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就已显露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智和锋芒。
1920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法国著名雕刻家唐泼特夫妇举行茶会，徐悲鸿应邀参加。
与会的都是法国当代的文化名人。唐泼特夫人特别为徐悲鸿介绍达仰·布佛莱先生说：“这是我国当代最伟大的画家。”
徐悲鸿对达仰先生的作品非常崇拜。达仰先生的名作《林中》、《降福的面包》、《征兵者》、《玛甘泪》、《穷祸》、《摄影人家之婚礼》、《种牛痘》等，都以极其严谨、娴熟、精练的艺术语言，抒写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深刻感人。
现在，达仰先生就站在他的面前，慈祥、平和，丝毫没有倔傲的神色，这使徐悲鸿从心底涌起一股亲切而尊敬的感情。
“达仰先生，认识您太叫人高兴了！”徐悲鸿紧紧握住达仰先生的手，并在达仰先生的身边坐下。他告诉达仰先生，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美术商店，被达仰的一幅油画吸引住了。他在这幅画前停留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师。
达仰先生用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青年，从他那朴素无华的言辞和衣着上，感觉到这一定是一位诚恳而努力的学生。
达仰没有看错，因为数十年来从事创作的经验，使他能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人的心灵。他立即将自己画室的地址给了悲鸿，嘱咐悲鸿每星期天的早晨到他的画室里去。
打这以后，徐悲鸿每逢星期日都到达仰先生的画室去面聆教诲。达仰先生在艺术上、生活上，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达仰先生是一个很勤谨的人，在成了大名的晚年，即使是星期天，也依旧从清晨就到画室作画。
达仰见到徐悲鸿，立即现出非常喜悦的神情，引导徐悲鸿观看了那些挂在墙上的作品和一些素描、速写散稿。徐悲鸿看了达仰的作品，深深感到达仰先生功力深厚，他的画笔真是妙尽精微，所有的人物肖像画都栩栩如生，如《福尔德姑娘像》，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位当时已届68岁的达仰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徐悲鸿谈起他年轻时的往事。他说：“我17岁时当柯罗的学生。柯罗教我要诚，要自信，不要舍弃真理以徇人。我始终信守柯罗的教导，50余年来，未敢忘却。”
他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既然来我国求学，我首先应当把柯罗的嘉言送给你。”
“达仰先生，我一定把您的话铭记在心。”徐悲鸿感动地说，“我国有句古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您说的‘诚’，一定是这个意思吧？”
达仰先生大声地笑起来：“对！你说得很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同时，还要有达到目的的信心，要自信，绝不能自馁。”
达仰先生很欣赏徐悲鸿的聪慧，愿意和他交谈。达仰先生仔细地一张一张地看徐悲鸿的习作，十分嘉奖徐悲鸿的努力。达仰先生勉励他说：“学画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希望你不要趋慕浮夸，不要甘于微小的成就。”
他嘱咐徐悲鸿：“每画完一幅画，都要精心地研究，记住其特征，找出差距，知其不足。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发展。”
徐悲鸿把达仰的话记在心里，并遵照去做，果然进步很快。
徐悲鸿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校长弗拉孟先生的班上学习，以优秀的成绩，很快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但是，使他苦恼的是没有钱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于是只好又从十分贫乏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来，每餐又只能以一杯白开水和两片面包充饥。
这样，才逐渐积攒了一笔钱。他第一次画油画人体，便受到弗拉孟的称赞，后来，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当时，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下午都没有课，徐悲鸿便去一所私立的美术研究所画模特儿。这个研究所只要买门票便可以进去，每次门票是一个法郎。
回家时，悲鸿常绕道去塞纳河畔，在那里的书摊上浏览书籍图片。他把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他也常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研马的解剖，积稿盈千。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如立马、饮马、奔马、群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徐悲鸿从达仰先生处出来，遇到一个衣着考究、似曾相识的外国学生，他带着酒气说：“徐先生，又到哪里造就一番啦？哼，你们中国人是天生愚昧，即使让达·芬奇亲自把着你们的手画，也不会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涨红了脸，说：“先生，我不知你是以酒装疯还是以酒壮胆，对我个人，你说什么我都不计较，但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既然说起学画，那么我也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你我各自代表自己的祖国，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业结束时，看一看谁有所成就，谁是蠢材！”
徐悲鸿憋足了劲，好似一匹不知疲倦的千里马，努力拼搏，在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大道上奔腾着，永不停息。徐悲鸿正是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豪情壮志，勤奋学画，进取不已。达仰先生把徐悲鸿看作得意门生，把自己收藏的全部美术名作拿出来让他观摩、临摹。
达仰先生从素描、解剖、透视、美术史诸方面对徐悲鸿加以指导，他常常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对朋友们说：“我不喜欢夸奖学生，而是严格要求，但这个徐悲鸿，他将会成为世界画坛上的一颗新星！”
徐悲鸿苦心钻研世界各名家的作品和画理，将中西画法熔为一炉。终于，在1924年的时候，他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1924年，徐悲鸿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他的油画作品《远闻》、《悟望》、《箫声》、《琴课》等以其对人物性格出神入微、栩栩如生的刻画，引起巴黎画界的强烈反响。他用作品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也是可以造就的，中国是有各种人才的！
那个曾经向徐悲鸿挑衅的外国学生看过展览后，对徐悲鸿说：“徐先生，你是胜利者，用中国话说，我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淡淡一笑：“先生，我可不是泰山。不过，我的祖国有座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