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感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到，这些人类的悲剧以及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地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她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后（或许只要1年后），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映，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希望。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希望，而不是幻想，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