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左把摄像机架在老孙面前，另一位同事开始提问了，我松了一口气，她是个纪录片导演，知道如何让对方在两分钟内放松下来。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很多时候突然性的沉默出现在空气里，除去听不太清楚，老孙的谈话信息也是碎片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谈话进行了10分钟后，老孙的老伴突然开始说话了：“不知道，就不要说。”她的声音穿过了两屋之间的窗口，入侵到这个屋的谈话中。这种情况开始愈来愈严重，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刚说出问题，他老伴的回答就接踵而至，和老孙的回答形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她的出言是否定性，以终止这场谈话为主要目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她再三地重复这句话，双手仍在熟练地缝被子。她对我们的摄像机充满不信任，而且我们问起了煤炭工人的现状，他们的旧房子什么时候可以拆迁，很显然，这些像是敏感问题。老孙一开始还苍白地辩解，但很显然他的声音没有她的尖利，也没有她富有权威感，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欲说还休。我们忍受了一段时间静默，最终离去，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打破了别人生活的平静。
这是次失败的谈话，事实上，旅途中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通过书本来理解世界，书中的语言是富有逻辑的，拖沓时，我就一跳而过，在大多数时刻，它的每个段落、每个章节都会指向某一个结论或者拥有具体的意义。但在旅途中，我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用沉默、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
“你之前见到了太多的成功者。”小左对我说。成功者的标志之一，是他们能够面对社会表达自我。但除去小部分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需要表达，却被斩断了习惯性的方式。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离开澡堂之后，我们前往可供游人井下探秘的矿井。已经晚上6点了，游览项目已经关闭。我们偷偷穿过售票处，穿过像北京地下通道一样的走廊，来到升降机前。这口井的一部分可供参观，但另一部分仍在作业。游人早已散去，我们看到了两三个矿工正在等待下降。
“没什么危险的。”他们表情淡然地对我们说，然后就沉默了。他们脸上是厚厚的黑土，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在澡堂里再恢复成白色。一分钟寂静之后，升降机的铁门突然咣当一声地打开，他们钻进去，又是咣当一声，铁门合上了，它突然下降，向深深的地下坠去……
十 混乱 临汾
我带着燥热来到临汾。长途汽车夜晚8点才从太原抵达临汾车站，我们钻进出租车，开始感受到城市混乱的交通。空气中秉承着山西一贯的肮脏，灰尘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做平阳，是“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它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舜和禹——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他们都被认定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依稀记得尧、舜、禹的传说。我的旅行来到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说来奇怪，尽管我这一代人对“中原之地”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对于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带。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开封？但当后者是华夏文明的兴起之地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也因此，尧、舜和禹，就像黄帝、炎帝一样，是个总是被提及、却很少被说清楚的传说。甚至，只有到了临汾，我才知道尧曾建都于此。
我用一晚上清除了旅途的疲倦，整个上午，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结果发现的不是对远古文明的悠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修复的东西，况且，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除去万里长城，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起历史烟尘。
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做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园或是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殿内摆放着那种常见的廉价工艺品，它是“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馆”，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瓶车，它们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5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给先祖敬香吧，30块的、60块的都有。”如果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的，而不属于游客……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强……”在付出30元的门票，买了一瓶热乎乎的冰红茶之后，我还买了一本蓝色封皮的《尧庙》的小册子，在它的序言里，当时的临汾市尧都区委副书记王天然这样写道：“我们的卖点就是4500年中华文明的源头。”而书的编著者高树德则写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
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拜多年的标语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40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天安门”，还有缩小的“天坛”，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体中国地图……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21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它不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18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我在40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再花50元门票进入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个城市雷同的消遣方式，气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在那儿我看到了几乎全部是玄幻、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称……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幻觉动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换成了“の”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日本株式会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并确信我“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我婉拒了这个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10元钱离去。
尽管我早已熟悉这一切了，今日中国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不协调。但如此大规模混杂仍叫我有点吃不消。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纽约纽约”和“台北新娘”的婚纱摄影……
“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割裂，我们是个无根的民族，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这种感觉在当天下午我前往洪洞县时同样明显。
十一 遗忘的力量
我总是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甚至洗发液的说明书。“这是懒惰的标志，”我经常提醒自己，“你期待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思想占据你的头脑，这样你就省却了独自的思考。”
我在书籍里成长，这是个便捷却懒惰的方法，书本永远不会离你而去，但是一个姑娘，甚至一只小狗，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我怀疑自己选择在书本里成长，度过整个青春，是因为我太无能、太怯懦。
在旅途中，我更喜欢阅读，似乎文字提供了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以抵抗旅途中的漂泊感。我期待自己像浮萍一样随遇而安，却从来做不到，断了线的风筝的命运是悲惨的，只有稳定和自由这对名词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一切才变得美妙无比。
一路上，我一直在读简·雅各布斯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它甚至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作家V·S·奈保尔的作品。我喜欢悲观的论调，确信乐观使人愚蠢。但就本质而言，我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才会对眼前充满悲观，因为你知道，多么严苛的批评，多么暗淡的描述，都不会妨碍你内心对美好的期待。
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论调，历史终究是会向前的，你的忧虑是杞人忧天……生活在此刻的人们，通常会忘记历史中的黑暗和绝望。我一直喜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句话，“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出生在19世纪末，并在1976年死去，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多么绝望的世纪，它目睹了自己国家被瓜分，充分体验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当他好不容易盼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又开始经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巨大的饥荒……对他的一生来说，历史不总是螺旋式上升，身在其中他只会感到充满绝望，正如斯蒂芬·茨威格的自杀，他经历过美好的维也纳时光，却又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当他刚刚从中摆脱出来时，又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体性地屠杀犹太人……
我喜欢简·雅各布斯，是因为她陈述了这个事实，历史中其实充满了“黑暗的年代”。就像不同的人对半瓶水的判断，有的人看到了半瓶水，有的人看到了半瓶空。历史同样如此，有的人看到了不断的黑暗之后的光明，有的人则看到了在光明之后，总是陷入黑暗。
简·雅各布斯提到了“遗忘”这一命题。回顾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多少辉煌的文明被掩埋在荒沙之下了。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明、中东曾经的辉煌，不都烟消云散了，没人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3000年前，建造了如此辉煌的建筑，留下了如此灿烂的文明。
当人们开始遗忘时，一切都会消失。在这次旅途中，我不断感觉到这种遗忘感。“我们是唯一延续的文明”，不断有人对我这样说，比之古巴比伦、古埃及，中国是个例外。但中国真的在延续吗？清朝的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真的还相似吗？
在成都的金沙博物馆，我看到了出土的近3000年前的蜀国文明，他们工艺的精巧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今天的四川人断然做不出类似的成就。我翻阅民国作家李櫌人的《死水微澜》，那个时候的成都人和现在一样吗？那个唐诗宋词、文人山水画的中国和今天的我们真的有关联吗？
一路上走来，我喜欢中国的辽阔，我也承认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蕴涵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你耐心一点，在他们淡然的表情之下，经常会有炽热的情绪。但是，我们精神的贫瘠、我们言行的粗俗，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严重，那种精神的断裂感是如此的显著。我愿意承认简·雅各布斯的“遗忘的力量”，文明经常因为骄傲而遗忘自身，就像我这一代遗忘了如何欣赏诗词元曲，如何与周围人和谐共处。传统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往往是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带来的——的话，抱有“存在即合理”的态度，我就和你无话可讲了。在一些历史阶段，所有事物的确有可能相互纠缠在一起，一起向下堕落。想想我们时代的不安全感，普遍性的对权力与金钱崇拜，普遍性的对精神生活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