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也在过去30年的变化中感到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他们经常要与僵化的体制斗争，获得少得可怜的自由。但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钱是一切。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了，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廖念钥和李仲贤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青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18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100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郑浩南，”他说起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够义气。”香港电影经常充当了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是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元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冲突者，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而肇事人逃到了乡下或别的城市。“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李伟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13岁时他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餐馆的服务生，他在成都做保安时的好朋友是店老板的女儿的男朋友，也是瘦瘦小小、更内向忧伤，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会有什么威慑力。70年前，也是一样的少年被抓去当兵，去打内战，去抗击日本人，却没经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的命运中当炮灰的成分要多于英勇的抗击吧。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想必在很多个这样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沙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十四 热忱的耗尽
进入这家客栈时，已是凌晨3点，我只想找一张床，倒头睡下。一路上，我很少坐飞机，它摧毁感受力，你不明所已，就被带到了一个陌生之地，像是个没头没脑的包裹。但从成都到丽江太远了，旅行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我的热忱和好奇心被消耗殆尽，可没兴趣再花上将近一天的时间，从火车换成汽车，和一大堆包裹与陌生人挤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盯着车厢前头挂着的那台电视机——我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了这么多的烂片，它的声音还大得出奇，我们发现人们不恐惧噪音，却恐惧安静。乘务员担心漫漫旅途让人厌倦，总是把音量调到最大，它从车头穿越车厢里默默的人群，一直抵达车尾，我想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纵容头脑中的胡思乱想，但这种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
伴随着地域的不同，节目有所变化，从黑龙江到山西，二人转的力量一直占据着主宰地位，我听了那么多半色情的笑话，看了那么多杂耍式的表演，记住了那么多二人转的明星，东北腔至少占据了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铁岭之于今日中国，有点儿像40年前利物浦之于英国，赵本山使用的是东北农民土话，而披头士则是利物浦的工人嗓音。到了陕西，香港枪战片开始占据主流，在四川境内的长途车上总是看见成龙，偶尔也有李连杰，这一部是《中华保镖》，百无聊赖中，我对这部电影进行了文本分析。女主角钟丽缇和身为保镖的李连杰的关系，就像是香港与北京的关系，前者爱上了后者的强大，这是香港不变的情怀。当英国人统治时，香港自认是苏丝黄，爱上了白人画家；而在1997年之后，北京取代了伦敦，漂泊的酒吧女摇身变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女富人……
我们选择乘坐飞机从四川进入云南。
作为烦闷旅途调味剂的艳遇迟迟没有发生，但根据抽样调查，艳遇就像是英国人与天气的关系，人人都在谈论它，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猜这与中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有关，当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时，你怎么能指望陌生人之间迅速拥抱彼此。
当这种自发性的情感减弱，陌生人之间充满了阻碍时，金钱开始成为催化剂。“进来唱歌吗？”我想起了在大同的孩子气式的“探险”。
我们的出租车刚停下来时，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就把头伸进来。这是一家大同市的娱乐中心，我们慕名而来，至少两个本地出租车司机推荐我们来，因为“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它是“最典型的大同景观”……我和朋友对此充满好奇，我们的青春期开始得太晚，超过了30岁却仍令人怜悯地有着18岁的好奇心，我们仍想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女人……这在今日社会看起来唾手可得，每个城市、每个小镇都有那么多公然或半明半暗的色情场所，女人身体和饭桌、KTV、桑拿房一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社会压力的排泄口，是改良热情的麻醉剂，大多数人对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我怀疑，很多生意人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带着客户去唱歌、去洗浴中心该怎么谈生意，就像很多报纸编辑不知道在Google出现之前是怎样找资料的……
这家娱乐中心拥有一个平庸不堪的名字“鑫鑫”，它那霓虹灯的招牌还有几个荧光灯管坏掉了，所以“鑫鑫”这两个字是不完整的，它本来应该有六个“金”字，却少了一个半。门口有点奇特，要先爬上十几个台阶，才进入正门，门口方方正正，格局像是老式的苏式建筑，就像是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不知道它里面是否铺着我喜欢的被漆成红色的木地板。
我们试着像老江湖一样，带着有点厌倦的表情缓缓进门，仿佛我们早已历经沧桑，尝遍山珍海味，熟知各种新奇事物……一旦进了门，我还是立刻就被震惊了。
不错，楼内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空间。一块面积不大的门厅，它连着一条长廊，一个接一个的房间分隔了这长廊的空间。机关大院的办公室、筒子楼、医院、我那个时代的中学教室，都是这种格局。厅内和长廊，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人。暴露着双腿和肩膀的姑娘们坐在那里，她们在聊天、吃零食，或干脆表情呆滞地干坐着，她们坐的是那种低矮的小凳子，有点像一群候诊的病人……还有一群油光满面的男人，这群人打上了我们时代的烙印，他们喜欢穿一种有领的条纹T恤，腋下夹着黑色的小皮包，那里面是钱包、电话，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发暗的红色、轻微的浮肿，那是夜生活与烟酒过度的表现，他们的表情通常有点自满和乖戾，但我知道如果遇到更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时，他们就会转化成过度的谦卑……就像“巴比特”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社会的象征一样，我刚才描述的这种人像是过去10年中国社会的缩影——他们是经济变革中的小有成就者，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小小的傲慢，也让他们付出了过多的身体和内心的代价……和巴比特一样，他们被一种褊狭、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左右。
我们跟着这个小平头上了二楼，这里有着与一楼同样的景象。然后我们左拐，钻进一间封闭的房间，木板将这个大房间分割成面积均等的两个。我能记住的是带着拙劣刺绣的沙发，是暗淡的黄色，不知道它是暧昧的灯光所致，还是确实这么脏。那一排姑娘走进来时，我觉得有点眼花缭乱。那个身材修长、像香港TVB里的一位女演员的姑娘，真的只要50元就陪我做尽各种尝试吗？
我和同伴以社会考察的名义而来，实际上内心都蠢蠢欲动，我们太虚伪了，太自以为是的矜持了，两个姑娘坐在我们身旁，并随时准备坐在我们的大腿上，我们却纵容大好时光悄然逝去，倒是她们的直接弄得我们无所适从，她们需要尽快地开始，尽快地结束，效率和金钱紧密相联。我相信，我们是她们最好、最莫名其妙的客人，足够慷慨，却什么也没发生。
这些经验让我心灰意冷，即使到了丽江——一座公认的艳遇之城，我都没太多兴趣。凌晨3点的小客栈，准备收容我的疲倦。但在走廊里的洗手池前，我看到了一条蓝色牛仔短裤，下面是笔直、丰满的双腿。我的眼睛又干又涩，意志昏沉，却对这一景象印象深刻，还有那头长发。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时，她又在洗脸，我略去我们对话的细节，总之，她和我一起去吃早饭，去喝了一家接一家咖啡馆的美式咖啡，她决定和我一起从丽江前往大理，最终抵达我这行程的终点——腾冲。她来自台北，母亲是外省人，外公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位知名记者，他的父亲则是土生的台湾人。这是她第一次来大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她对这片辽阔土地的感情是矛盾的，她像这一代台湾人一样，对身份的认同纠缠不清。
十五 老人张德藩
我的新旅伴比我懒散，却是个勤奋的摄影师，和我一样喜欢Leonard Cohen。当长途汽车最终开始穿越通往腾冲的高山时，她指着颜色浓郁的怒江水兴奋地叫起来。怒江水让我想起了黑龙江，它们流淌得都那样缓慢、从容，它们都黏稠，像是油，而不是水，只不过前者的颜色更黄，而后者的颜色更黑。在怒江一段，植被葱葱郁郁，那种热带才有的茂盛，在那一瞬间，我仿若回到了史前时代，两万年前的这里也是这样吧。
在腾冲，一位老兵比其他任何人与事，都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张德藩打开贴了尉迟恭、秦叔宝两位门神的木板门，站在我们眼前，他的蓝色西装整洁利索，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看得出，他不属于这个村庄。
“我们来找一位从台湾来的老人。”从张家坡的村口，我们开始一路询问。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他的经历——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台湾度过了大半人生，如今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腾冲县和顺镇的张家坡。
对我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中国远征军像滇缅公路、史迪威一样，似曾相识，却从未了解。事实上，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的来龙去脉，我们知之甚少，而国民党政权的作为则更像是历史的盲点。距离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整整70年过去了，但我对于那场战争的主要记忆只是几个孤立的年份、几场孤立的战役、几次骇人听闻的屠杀，至于战争的内在逻辑与细节——中国失败与胜利的原因、中日两国的真实国力的对比、杰出人物和普通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与怯懦——则几乎未得到探讨。我们总是在遗忘，似乎所有的苦难都仅仅是苦难本身，除去哀叹与控诉，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转化成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探求。
腾冲曾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控制缅甸的军事重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见证了中国与她的盟友美国、英国兴奋、悲壮、挫折重重的合作。1942～1944年，中国军队第一次将触角伸到国土之外，他们在缅甸遭遇惨败，几万人被困在深山密林中，迎接不必要的死亡；他们在印度重整旗鼓，补充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兵员，接受美国式的装备与军事训练，最终完成了对日反攻。腾冲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牺牲者，那些50公分高、20公分宽的小小墓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既然他们生前就列队，那么死后也是如此吧。很多墓碑上的字迹经过雨打风吹已然褪色，只依稀看到“一等兵”、“上等兵”这样的字样。
真实的战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除去勇猛、荣耀、爱国热忱，它或许更蕴涵了恐惧、无可奈何。战死于缅甸的戴安澜将军会说“此次远征，系唐明皇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但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张德藩的故事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