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会议在利伐吉亚宫的大舞厅中举行，这是一个古典风格的房间，沿墙竖着科林斯式的壁柱，高高的天花板上有豪华的装饰。房间两侧是法国式大拱形窗，因此它看上去像一个大凉廊，镶木地板有几英亩面积。在房间一端，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铺了白桌布的大圆桌。按照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所提出的标准，在这种房间里开会不可能谈得投机。但是罗斯福感到只要具备合作精神，就可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这种精神不久就显示出来了。
历时三个小时的讨论，几乎完全是关于当前的军事形势。安东诺夫将军宣读一份准备文件，详细分析了东线进展，他表示希望盟国尽快在西线推进，并轰炸德国交通线，借以防止德军从西线越过德境调到东线上来。马歇尔回顾了西线的局势，波特尔代表空军发言，坎宁安谈到德国技术的新发展有可能恢复潜艇的威胁。关于这一点，丘吉尔提到，也许盟国可以通过从亚德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一次远征，给苏联东线的战役予以帮助，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次会议完全由军人们唱主角，他们审查了最后进攻的计划，并就德国占领区问题达成了暂时性协议。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愿意把攻克柏林的荣誉，或者说是危险，让给苏联人。斯大林再次作了对日本宣战的保证，并把日期订在德国投降之后三个月。
但是，军事顾问现在在大家心目中，比起战后世界的规划来已经处于次要地位了。他们从第二天就开始讨论战后规划问题，以后天天如此，足足讨论了一个星期。每天上午总统都要和他的顾问和专家们商讨当天的议程，三国的外交部长则在其他地方会谈，同时参谋长们也在开会。每天下午在利伐吉亚大舞厅中举行正式会议，围绕着大圆桌展开激烈的争论。晚上有时举行宴会，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小餐厅里安静地用膳，总统和他的朋友们就在这里谈论当天会议的结果，筹划第二天的事情。
这是极其劳心伤神的工作，富兰克林又感到难以入睡了——他无法排除萦回脑际的千思万绪，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他的全部希望，也就是他从威尔逊以及其他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里继承来的、并且把他自己对世界各地普通人民的热爱倾注其中的、关于一个真正文明世界的理想，其得失成败完全在此一举。
在这个时刻，罗斯福再也不考虑自己正在担任伟大的历史性角色。这项任务是如此之重要，它对今后人类的千秋万代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他个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只要出色完成这项工作，只要真正打好和平神殿的基础，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只能从新闻记录影片里和他相会的千百万人民，看到他身披斗篷，坐在雅尔塔的平台上，清风吹乱了他那古典式眉宇上方的白发，双目凝视着地平线以外的时候，都意识到他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已经超脱了尘世的羁绊；他的全部精力和身心都凝聚在对全世界人民未来幸福的深情关注之中了。当他在俄罗斯的春光中端坐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中间的时候，裹在他身上的是人们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另外那两位也热诚地和他一同辛勤工作，他那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至少在这一时刻使他们受到了鼓舞。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再精明地、有时是目光短浅地为了本国真正的或假想的利益而讨价还价了。但是在目前至少不闹个人意气或存心作梗。他们也期望这一伟大的计划得到实现。
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世界，但是他们不可能把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去建筑国际大厦。相反地，他们只能在一个被毁坏了的文明世界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但还经常要受到旧时偏见和当前误解的干扰与阻挠。
罗斯福的建议是：“在管制和占领战败的德国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统一化，不宜瓜分为各个占领区。不仅在最高层机构中行政管理应该统一，各级机构均应联合统一。”总统带着他对联合国的理想和自负，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盟国间趋于和谐一致，而不是各行其是。
然而，他过于天真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遇到了苏英两方的一致冷淡。丘吉尔的烟斗左右挪动，嘴角露出讪笑，“联合，怎样联合？天天开会，天天争论不休？”
斯大林第一次顺着丘吉尔的思路，“各自当家作主，效率会高得多，方便得多。谁喜欢有一个专职的高居在上的统领？日常工作与战场需要不同，不可能去天天协商解决日常的繁琐的行政事务”。
“魁北克会议已经讨论过对德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以及各国军队在其建立行政管理制度的时间，我们无须在这次会议上多耽搁时问了。”丘吉尔再次表态。他们想迫使罗斯福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放弃个人的主见。
罗斯福在历次重大会议上显著的自信和坚定的语调已经消失了，大家都听得出他声调的间歇和嘶哑，他已无力在所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了。
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交换下目光，丘吉尔开始提出东欧的划分方案。“这是我在去年10月与斯大林先生在莫斯科一起讨论一致同意的方案，也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通过一下吧。”
斯大林紧接着说：“那个方案是经过苏英双方讨论的，不过，由于情况变化，红军将领们提出修改匈牙利与保加利亚的分配比例。”
这两处修改都是扩大苏方的势力范围，这是战局决定的。丘吉尔接受这个比例，无非是想保住面子，向国内交代的一个手法。既没有讨论的余地，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双方协议，没有争执，用不着仲裁，总统是第三者，只能一致通过了。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及他们的主要顾问们举行了宴会，会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他和丘吉尔都称他为“约大叔”，斯大林听了似乎有些不高兴，罗斯福急忙解释说，这是表示亲热的称呼。莫洛托夫为了使他们放心。便说，斯大林仅仅是“开个玩笑，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称他为‘约大叔’”。
罗斯福是总建筑师，惟独他全局在胸，其他人都只有局部的概念而已。他知道最终设计能否有用完全取决于他。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都受到各自的个性和民族偏见的限制。富兰克林坚信他们两人都真诚期望这一巨大任务的完成——他从未怀疑过他们的良好愿望；但他也认识到他们有局限性。丘吉尔依然沉湎于建立帝国的浪漫而年轻的迷梦之中，被基普林的仁慈王国——白人担负重任的胡说八道迷住心窍。他认识不到世界正在发生多么迅速的变化。
斯大林仍然怀疑有一个针对苏联的世界性阴谋。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苏联建立之后的开头20年中，西方世界实际上结成了一个未公开承认然而又是货真价实的同盟反对过他们。尤其是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遭受了可怕的灾难——几百万人民丧失生命或沦为奴隶，他们引以自豪的美丽的新城市和宏伟的公共建筑都被毁掉了。俄罗斯人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在他们身上天真和狡诈，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良好愿望和雄心勃勃兼而有之。他们犹如早熟的儿童，又好似生根于泥土之中的古老农民。他们具有暴发户的傲慢和神经质。他们就是这样出现在民族之林；但他们也真诚地渴望得到别人的喜欢。需要做的是赢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然后用道义的力量去引导他们。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如果苏联人转向征服和穷兵黩武的话，前途之可怕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们不知道那将是如何的可怕，但罗斯福是清楚地了解的。科学家们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今年夏季即可完成。一旦把这种力量释放到全世界，它引起的战争将比滑稽连环画报中最耸人听闻的描绘还要可怕得多。罗斯福认为，对于从古希腊、罗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充满活力的美，从英国那种遵守法制的自由观念，从法国的逻辑和侠义精神以及从美国关于全人类获得自由和安全的伟大理想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文明来说，现在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必须使这个所有国家的联合组织发挥作用。
富兰克林每天清晨醒来时，总是感到精疲力竭。他似乎无力从事又一天的紧张思考和重大决策。但是到了下午，当他在会议桌旁就座之后，他的精力又恢复了。他的脑子几乎是超人般的清晰，决不会产生失误或迟疑。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以及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积累，他对脑海中贮存的每一个项目都能运用自如。他往往只靠灵机一动，就能想出办法去解决那些看来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如麦金太尔后来说的：“主要靠他来解决问题。”他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倾听着。他们并不总是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们倾听着。
2月8日，会议开始研究太平洋战场，美苏参谋长在龙苏波夫亲王豪华的官邸举行会谈，解决远东问题，着重决定苏联一旦对日宣战，盟国应采取的步骤。
同日同时，在亚宫，罗斯福也正慎重地探询似的与斯大林讨论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也在场。总统娓娓倾诉他对日作战的设想，不在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反攻，只用B-29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密集轰炸，盟军也不用实际进入日本本土……
当初在德黑兰开始的交易，这次要落到纸面上成为正式协定。在完全满足苏方的要求条件下，苏方允诺在击败德国三个月后——比德黑兰会议提出的六个月提前了三个月，出兵中国东北。双方皆大欢喜。接着，两位巨头兴致勃勃毫无避讳地议论起中国的前途。
罗斯福像谈他的菲律宾要“独立自治”一样的口气说：“希望中国生存得更好些，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水平和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改善……”
“中国会有这样的前景。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维持统一战线，如果双方团结一致，我相信不但会在抗击日军的战场上打出辉煌的战役，像抗战初期那样，战后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前景的美好。”斯大林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局势的希望和忧虑。
2月9日下午，“三巨头”在会议厅听取美国国务卿宣读三国外长上午草拟的关于联合国托管领土的计划。丘吉尔尚未听完就暴跳起来，“这个材料我连一个字也没同意过！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件托管的事！”他激动地朝着在场的人宣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四五十个国家胡闹地染指大英帝国的领属！只要我当首相，我绝不会把大英帝国世袭的财产交出去，哪怕一分一毫也不成！”
他毫不掩饰地任凭泪水顺颊而淌。
会场如坟场般静寂，没有一声回答首相哀号的呼吁。
2月10日下午，哈里曼在尤苏波夫宫会见莫洛托夫，拿到了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英译本。
内容如下：
1．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
2．1904—1905年日本强占苏俄的土地——萨哈林岛南部必须归还，千岛群岛划归苏联。
3．控制使用满洲的铁路、旅顺和大连。
作为酬答，苏联除对日宣战外，并将与蒋介石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把苏方的草案连同他本人的修改意见，呈交总统，他坐在一旁静听反应。
“中国的大连、旅顺应当是国际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经营管理。”
总统看完摇首，“到底战争解决了多少问题，留下多少问题，新添了多少问题？在波兰问题、南斯拉夫问题、东欧问题是我软弱，有关中国问题也是我软弱了……苏联朋友的情况，哈里曼，你最近的那份材料我看过了，也亲自感受到了”。
哈里曼担任着驻苏大使，为援助苏联提供过有力的说明，给总统的报告中反复详尽地描述苏联抗战的意志和意义，艰苦的情况……他的热情支持，为苏联争取更多的租借物资，加强了美苏的友谊和信任。只是在最近的一份材料中，朦胧地透露出疑虑情绪，斯大林越来越盛气凌人，谈问题越来越困难，几年前的那种友好合作的态度在逐渐消隐。
此刻，哈里曼见总统忧心忡忡疲倦不堪的神态，不忍深入剖析，便说：“但愿是我的神经过敏，我看斯大林还是信任和尊重总统的。有些问题像东欧等国，不牵涉我们，主要是英方的问题。至于中国，他表示得也很清楚，有节制，尊重我国的权益，‘否决权’问题，他支持您增加中、法两国的建议，这些方面，我看还是有成效的。”
总统拿起笔来，喃喃地说：“我总得按美国的最高利益行事。”他在哈里曼拿来的文件上签了字。这时，他脑中闪现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3年那富有战略目光的论断：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被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惟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将成为三者间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这是美国20世纪的第一任总统为美国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平洋贸易所作的注释。他引导着美国人民的目光朝向东方。
此刻罗斯福总统深深叹服西奥多的远见，美国人对远东的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东印度群岛……远比对东欧，甚至巴黎、柏林更有兴趣。打败日本人，太平洋将解除威胁，让它成为一个真正太平的太平洋。
当天下午，战败国赔款问题又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份现成的表格，赔款总额，赔款分类，赔款日期。在赔款项目上，有工业设备、城市建筑等等。斯大林提出德国赔款总额200亿美元，苏联拿一半。丘占尔漫不经心地说，英政府已指示他不要提赔款数字，罗斯福也觉得具体赔款数字不太恰当，这会引起国内人民单从美元角度考虑战争的得失，会招致很大矛盾。留下无法偿清的债务没有好处，只有麻烦。
斯大林勃然变色，“你们这是预谋好的，袒护德国，讨好德国！”
好在他的怒火未引起蔓延，总统和丘吉尔稳稳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他。
会问休息时，哈里曼被叫到斯大林旁边，“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我准备就总统所提意见做出让步，我完全同意把中国大连变成国际自由港，但旅顺不同，苏联需要把它作为海军基地。因此，要租借”。
哈里曼彬彬有礼，“阁下还是与总统当面谈这件事吧”。
斯大林点点头，走向罗斯福。
两位巨头又坐到一起，低声交谈，于是一笔交易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