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左宗棠抵达北京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脾性的世界。还没进城，他就遇见了腐化堕落的实例。腐败已经吞噬了朝廷，使认真管理国家事务的企图一败涂地。他碰到了一个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进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门口交纳一笔银子。那些刚从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官员，有时要交纳10万两之多。左宗棠来到京城门口，门房要他交纳4万两，被他拒绝了。他说，皇帝召他进京，他就来了，如果进入国都面见皇上要交钱，那就应该由朝廷埋单。至于他，一个铜板也不会掏。他在城门外等了5天，直到事情有了转机，但他未掏腰包。［1］
进入京城的第二天，皇太后宣他召对。那天慈禧太后身体不适，召对由慈安主持。究竟是由于从哈密到北京长途旅行的疲劳？由于环境陌生？由于慈安接见时态度十分和蔼？或者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左宗棠生平第一次失去了镇定。他哭了。
慈安皇太后是一个具有罕见魅力的女人，生就一副软心肠。她对左宗棠及其历经的千辛万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致使左宗棠的防线彻底崩溃。这个男人一生中遭到不断的反对和非议，已被锻造得如钢铁一般坚强，但是此情此景，得到如此的同情，他再也撑持不住了。
皇太后看到了他的泪水，柔声问他为何如此。左宗棠说，眼睛本来不好，一路上被风沙刺激。皇太后又问他如何保护双眼。他说平时都戴墨镜。慈安叫他戴上。召对时戴眼镜有失于恭敬，左宗棠不肯。慈安执意叫他戴上。左宗棠从口袋里掏出眼镜，哆哆嗦嗦，眼镜掉到地上摔破了。慈安叫太监取来咸丰皇帝用过的墨镜，交给左宗棠。他戴着皇帝的眼镜走出召对的宫殿，这件礼物立刻令他深陷于谦卑。
召对过后，恭亲王向他引见集合在宫中的权贵。左宗棠已经恢复了自持。引见给他的第一个人是官文，在太平天国早期曾任湖广总督的满人。他在那些日子里曾对左宗棠大肆非议，多次轻蔑地指称左宗棠为“那个师爷”，因为左宗棠那时身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左宗棠说：“啊，你一定记得我。我就是骆秉章身边的那个师爷。”
官文非常窘迫，竟然无言以对。一种不安的气氛立刻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恭亲王立刻把另一位要人介绍给左宗棠，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引见结束后，左宗棠去找官文，可是这位著名的满人早已抽身而退了。
左宗棠被任命为皇帝的军机大臣，掌管兵部，在总理衙门行走。按照惯例，升任高级京官的任命书由太监宣读，而接受任命者应该给太监一个大红包。当左宗棠听宣任命时，他给了太监100两银子。太监的表情非常惊讶，左宗棠想：莫非我的慷慨把他吓着了？于是又给了他50两。接着太监开始问起咸丰的那副眼镜。左宗棠根本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就此作罢。
几天后，曾国藩的一个儿子悄悄地告诉左宗棠，说咸丰眼镜的问题已经成为宫中的话题。这个小曾和他那位了不起的父亲不一样，跟左宗棠关系不错，因此他提醒左宗棠最好满足太监的要求。左宗棠对此事不大在意，只是随口一问：他打算要多少？小曾说，太监们认为皇帝的眼镜是非同小可的礼品，值得10万两银子，不过他们只要1万两就会满足了。这个提议令左宗棠觉得太荒唐，他不愿认真考虑，而是一笑了之。
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再也没有听说此事。有一天，他跟小曾聊天，谈到小曾的那个忠告太荒唐，并且说：别把太监和他们的欲望太当一回事。小曾说：“噢，忘了告诉你，恭亲王担心那些太监捣鬼，为了避免尴尬，花8000两银子摆平了此事。”［2］
这种故事可能只是借名人之名鼓捣出来的传闻，但典型地反映了紫禁城内的生存环境，以及太监群体对北京官场的挟制。左宗棠很快就明白了：他不适合北京的格局。他是那种与京城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存在会惹恼那些宫廷阿谀者。
慈安皇太后在首次召见他以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她的谢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普遍的看法是，她死于伙伴慈禧皇太后之手，后者是个无情而专制的女人。慈禧病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怀疑她会一病不起。当宫内宣布皇太后驾崩时，京城中人一开始都以为死的是慈禧。当大家得知死去的人是慈安时，无不感到诧异。左宗棠在慈安死后的当晚进宫，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嚷道：“我今天还见到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时一样清朗。太后去世肯定不正常！”［3］
他怒气冲冲地在庭院里来回顿足，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如果换了别人这样做，恐怕脑袋就会在另一次日落之前搬家了。恭亲王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安静下来，可是早有太监将他的话报告了慈禧。如果说慈禧曾经对左宗棠有过偏爱，此后就不会如此了。没过几个月，左宗棠就被派到了地方上。他与北京的宫廷生活太不合拍了。
慈安皇太后一直处在她的伙伴慈禧的阴影之下，一般只是被附带地提及。作为一个脾气温和、不偏不倚的女人，她总是远离复杂的宫廷政治。但是她的影响力超过了她的声望，并非没有可能。她与慈禧在咸丰死后联手统治帝国，几乎从1861年一直持续到1881年。普遍的说法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岁月里，她一直藏有对慈禧的死刑判决书，这是咸丰临终时在病榻上签署并交给她的。
在这20年中，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云南和西北的回民都被镇压下去，又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伊犁——一切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有能力把自己从巨大的困难中拔出来，远未走到垂亡的地步。这一时期恭亲王主政，其标志是把越来越多的汉人送上高位。从满人到来直至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督抚、提督和绿营将领中，10个当中有7个是满人。接下来就发生了变化，汉人官员走到了前列。这一时期有3年时间中国内地没有1个满人督抚。
乾隆死后清朝最重大的胜利发生在慈安和慈禧联手执政的20年内，而恭亲王在此期间是全国权势最大的满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慈安去世3年后，慈禧“过河拆桥”，恭亲王被免职。于是满人在各省高位上所占的比例稳步上升，直到最后，与太平天国引起清廷注意时的情况相差无几。在国际关系方面，这个国家几乎遭受了所有的屈辱。只有一个人对慈安做过高度的评价，这个人就是波尔格。他在1893年写道：“中国近期历史上所取得的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她的坚定果决。”［4］
1881年10月，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所有的总督当中有许多方面是最令人垂涎的。可是左宗棠没有寻求职位。他老了，虚弱多病，他想退休回老家，在那里平静地度过晚年。然而他的威望太高，为了尽责，他不得不坚持到底。
在上任之前，他回了一趟湖南的老家。短暂停留之后，他继续前往南京，于1882年2月10日抵达。上一年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洪灾，现在百姓仍然很苦。左宗棠立即在淮河启动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他巡视了受灾地区，然后继续向下游走到长江口，视察河上的防御措施。视察途中，他到了上海，受到了外国移民的盛大欢迎，他们鸣炮13响向他致敬。他在一封信中说，这是外国人首次向一名中国官员鸣炮致敬。［5］这一点他肯定是弄错了，但既然他对此深信不疑，也就说明外国人鸣炮向中国官员致敬并不常见，至少在上海是如此。
到1882年底，左宗棠已经非常疲惫。身体出了不少毛病，加上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使了。他请求引退，理由是他无力妥善处理繁重的公务。他说，他的记忆力衰退了，往往刚读完一份信函或文件，马上就忘了内容。他被赏假3个月，可以不去衙门，但必须留在南京。1883年秋季，他应召去处理山东南部将要发生的暴动。镇压暴动是他的特长，他很快就控制了局面。1884年1月，他已衰弱到无法站立，但他仍然亲自视察辖区内的整个运河段。
中法关系因为安南问题而变得紧张，北京和各省衙门都在大谈战争。针对边境防御问题，左宗棠在一份奏章中对所有事务做了简明的总结：
自古谈边防者，不外战、守、和三事，要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6］
他再次请求解职回家。朝廷赏假4个月，但假未休完，又奉命进京。他于1884年6月13日抵达京城，受命负责全国的所有军事。诏书中有如下一段：
左宗棠功勋卓著，年逾七旬，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所有应派差使，毋庸开列。［7］
其中的最后一条是特殊待遇，也许是其他任何汉人京官都未曾享受过的。
尽管没有宣战，法国的敌对活动正大大加紧。他们袭击福建海岸，封锁了台湾。孤拔指挥的舰队在和平伪装下通过了闽江口的炮台，在福州下锚，于1884年8月23日向中国人开火，摧毁了江上的战船和马尾船厂，攻占了后方的炮台，并将之捣毁。朝廷现在指望着左宗棠，不顾他年迈多病，任命他为福建的钦差大臣。如果他年轻10岁，他肯定会让法国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在他生命的沙漏里，沙粒已经快漏光了。
左宗棠于1884年9月15日离开北京，于12月14日抵达福州。只差一天，就是他20年前第一次进入福建追歼最后一批太平军的日子。左宗棠离京以后，主和派占了上风，他在与法国的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他的天性中没有屈服，他宁愿抓住硬战的机会，也不愿不战而放弃。法国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左宗棠冲破封锁，成功地派出大批部队增援岛上的中国军队。中法和谈在春季恢复，李鸿章于6月份签署了条约。
对左宗棠而言，重回福州一定是一段伤心的经历。18年前，他心怀宏愿，要建立一支中国的海军，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大型造船中心，但是他如今看到，他规划的大业远未完成。福州船政局已成废墟，那是他创设的海军造船厂，他在西北征战的那些年里，一直关注着这里的进展。这件事他谈了18年，写了几百份奏章，而中国海军的现状，还是和太平天国灭亡时一样。多年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了，有些人会被徒劳的感觉所压倒。但左宗棠是儒学教义的信徒，认为尽忠职守本身就是目的，与明显的成败无关，所以他能从中找到慰藉。
条约签订之后，左宗棠奉命返回京城。根据他在最后这几年频繁调动的情况，可以大胆地推测，慈禧没有忘记他对慈安猝死一事所爆发的怒火。他请求朝廷批准他在返京途中回家探亲。请求得到了批准，但他未能起程。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去世。
北京接到左宗棠去世的噩耗，皇帝颁发上谕，缅怀他伟大的操守和对朝廷的贡献，宣布天子给予这位忠实臣仆的盖棺论定的褒奖。
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闲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联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加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宣召来京，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始终如一。上年命往福建督办军务，劳瘁不辞。
前因患病吁恳开缺，迭经赏假，并准其交卸差使，回籍安心调理。方冀医治就痊，长承恩眷，讵意未及就道，遽尔溘逝。披览遗疏，震悼良深！左宗棠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福建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古尼音布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主事左孝宽着赏给郎中；附贡生孝勋着赏给主事，均俟服阙后分部学习行走；廪贡生孝同着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其二等侯爵应以何人承袭，着杨昌浚迅速查明具奏，用示笃念旧臣至意。
注释：
［1］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太后治下的中国》，第510页。
［2］《曾左彭》，第5卷，第1282～1283页。
［3］布兰德与拜克豪斯：《北京宫廷年谱与备忘录》，第484页和489页。
［4］《中国简史》，第346页。
［5］《年谱》，第10卷，第25页。
［6］《国史本传》，第29页。
［7］《国史本传》，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