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小姨多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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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会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儿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摩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作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一边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个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去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捯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块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黏的潮湿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

“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脱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碰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过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