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所学的一切为大众化的穷人服务，为新中国的医学发达而努力！”——张褒佳在向党交心的《自传》里这样写道（3）1929年1月3日，张褒佳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西解村一户富足的农民家庭。张褒佳的曾祖父叫张登洲。张家祖上勤俭持家，励精图治，张登洲当家主事的时候，一个大家庭三十多口人，有坡地三百余亩，牛马驴骡等牲口八九头，两处院落，房屋、牲口房、碾坊、磨房等七十余间。除自己劳动外还雇有长工，在西解村可谓大户人家。张登洲膝下一个儿子，叫张徐善，也就是张褒佳的祖父。张徐善住的是一处两进院的房舍。一进门楼迎面是照壁，前院有厅房。过了前院登上台阶就是后院。后院有坐北朝南的三间堂房，两边各有东、西三间厢房。张徐善母亲已病故，他父亲张登洲住在堂房。他和妻子李氏住在东厢房。
张褒佳的父亲叫张武贵，字瑞生，即张徐善的长子。张瑞生和媳妇廉秋芳住在西厢房。张褒佳降生的时候，张瑞生不在家里。张瑞生从小就被父亲送去上私塾，后来他父亲受晋商影响，又要张瑞生学做生意。在当时，张徐善比较一般农民来看算是有眼光的。在封建社会里，谁能说从农到商的转变不是一种进步呢？因此，张瑞生十来岁就被父亲张徐善送到解店镇一家店铺当“相公”（徒弟）。解店镇西二里有西解村、北二里有北解村、南二里有南解村、东二里有七庄四个村庄包围着。它像一簇花蕊，被四个花瓣包裹着，位置得天独厚。张瑞生在解店镇学徒，早出晚归，风雨无阻。由于他思维敏捷，豁达开朗，很受师傅器重。他出徒成家后，成了张徐善门里的少掌柜，常年奔波在外。儿子张褒佳降生的时候，他正在曲沃县“德和城”商号当相公。该商号掌柜为万泉县“十三社”社首北解村首富黄海水先生的长子黄自兴（字子隆）。从万泉县城解店到曲沃县城，要经过稷山、新绛、侯马好几个县市，几百里路呢。别说那个年代交通、通信都不发达，即使发达，他一时也赶不回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两个时辰的事情，他怎么也回不来。媳妇廉秋芳生孩子的事儿里里外外一应由张徐善和李氏打理。张褒佳出生后，父亲张瑞生平时也很少回来，常常是逢年过节才回到家，待不几天就又要赶回去。孩童时期对张褒佳的启蒙教育，落在奶奶和母亲两个女人的肩上，因为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多半时间要在地里忙活计。“母亲是孩子最早的老师，更是孩子的终生导师。”张褒佳的奶奶虽然贤惠，但她毕竟是上辈人，她的溺爱往往多于教导。张褒佳的母亲廉秋芳是距离西解村南三里古城涧薛村一大户人家长女，三寸金莲、长相姣好、性格温顺、贤淑达理，如果她也溺爱有加，那娃儿是教育不好的。廉秋芳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她懂得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然而廉秋芳没上过学，不识字。丈夫张瑞生每次回到家里，都要教张褒佳认读《弟子规》和《三字经》，有时还教他读几首唐诗。廉秋芳在丈夫教娃儿的时候，自己也跟着认读学习。不懂的地方，晚上睡觉前让丈夫讲给她听。久而久之，廉秋芳认读《弟子规》和《三字经》跑到了丈夫的前面，成了孩子们的老师。他们认为，对孩子最好的启蒙教育，就是让孩子懂得孝道，懂得怎样做人，“入则孝”，“出则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这样一来，张瑞生像流动授课的教授，廉秋芳像具体任课和监管的班主任老师，配合得天衣无缝。
本来，张褒佳天资聪慧，在父母亲的教导监管下，他五岁时就会背诵《弟子规》和《三字经》了。尽管他年龄小不完全懂得其中高深的含义，但毕竟从启蒙阶段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张褒佳在家里有个学伴儿，就是他的小叔张武臣。就在张褒佳1929年1月3日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头一年，他的小叔先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小叔和他父亲弟兄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张褒佳大约在两岁的时候，夏天不慎被白蛉虫叮咬受到黑热病源传染。起初谁也不知道。后来，他身上时不时地发热，有时候一阵阵地打寒战。可过了几天，他的烧热又退了下去。发烧时他也吃也喝也玩，精神头还不错，因此廉秋芳没在意。小孩子家有时候发烧是长精明的，廉秋芳这样想。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发现他面色萎黄，渐渐消瘦，肚子不知怎地渐渐大起来。身上时不时发烧发热。小褒佳发病痛苦的样子令廉秋芳和婆婆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们急忙给他看医生。当时，偏远的丘陵山村只有中医。中医先生望、问、切、摸，摸出了他的脾脏肿大；又见他面色萎黄，说他营养不良，像是黑热病。那个年代，这种传染病在晋南黄土高坡丘陵地带儿童中比较普遍。
中医先生开了几服中药，让回去熬中药汤喝，并嘱咐加强营养，多吃点儿好的，夏秋天注意防范蚊虫叮咬，防止再次感染等。廉秋芳不敢马虎，她就这么个宝贝疙瘩。她遵照医嘱，让小褒佳吃药、营养。营养好办。虽然他家吃的是大锅饭，可他张家就这么个晚辈长子，一家老小都尽着他吃。尽管三十年代晋南乡村里没什么稀罕吃食，但杀只鸡、割块肉、打个荷包蛋也是很营养的。早晚熬小米汤，廉秋芳就把上边飘起的一层小米油撇出来给小褒佳喝。那时候小褒佳很爱喝小米油汤汤。别小看小米油汤汤，很养人咧！偶尔，父亲张瑞生从河南捎来一些怀山药，廉秋芳蒸啊煮的，或做山药糕给张褒佳吃。总之变着法儿营养小褒佳。可是说到喝中药汤，就有点儿难啦。哪个小孩子都不愿意喝苦不拉唧的汤药。廉秋芳又是哄又是劝，还好小褒佳很听话，接过小碗“咕嘟咕嘟”喝个干净。张褒佳在母亲和奶奶的精心照料下，病情渐渐好转。
张褒佳故居现存的三间堂房
1937年春天，张褒佳八岁时曾祖父张登洲逝世，他们张家这个大家庭依然在一起生活着，没有分家。不过，当家主事的换成了张登洲的弟弟张泗洲。这年秋天，张褒佳在本村上小学，开始了他动荡不安的小学生活。“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这个偏远的晋南小村庄也打破了往年秋天的宁静。“事变”之初，山西牺盟会的新军驻守在这里。牺盟会把抗日救国宣传搞得热火朝天。他们宣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鼓舞民众团结抗日的信心和勇气。小学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抗战宣传中去。小学老师第一堂课教的就是“我是中国人，坚决抗日”九个大字。学生还学唱抗日救国的歌曲。西解村张褒佳小学的同学、后来曾经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复员回乡后任西解村支部书记的董五魁和身体康健的张哲至今都能熟练地唱出他们学唱的《救亡歌》。在这种抗日救国的氛围里，小褒佳和他的同学们受到了爱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张褒佳父亲所在的“德和城”商号西迁。1938年年初，万泉、荣河地区沦陷于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日军经常抓人修工事，挖战壕；经常到村庄骚扰百姓。老百姓一听说鬼子来了，就拼命往玉茭地里、林子里、沟壕里跑，找隐蔽地方躲藏。跑得稍慢，被日本兵发现，就有生命危险。西解村张哲的母亲那年由于抱着小女儿跑得慢，日军发现后就打了她一枪，把小女儿的帽子都打飞了，子弹从他母亲肩胛骨下穿过，至今落下伤痕。待到日本兵走远，老百姓才战战兢兢地回家。家里被日军翻腾得一片狼藉，鸡被抓走，牛被赶走，面瓮里、做饭的铁锅里被日本兵拉了屎、撒了尿……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这时期，张褒佳常常和母亲、爷爷、奶奶这样“逃日本”。有一次，日本兵来村里抓民工，张褒佳的奶奶和母亲带着他先逃了。他爷爷张徐善留在家里对付鬼子。他爷爷是“村副”，鬼子兵让张徐善派民工修工事，因老百姓都跑掉了，张徐善派不来民工，鬼子兵恼羞成怒，砸了张徐善几枪托，把他家翻得乱七八糟，临走时把他家的毛驴也牵走了。日军为了收买人心，对儿童施行“软化”、“攻心”策略，对小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他们强迫学生学习他们发的日语课本，学习他们的传统习惯。那时候，学校发有两套课本：一套是国文课本，一套是日文课本。张褒佳的老师畅学伦跟日本人玩“捉迷藏”。
平时只学国文课本，一听到日本人要来，就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换上日文课本。日本人前脚走，畅老师就叫学生换上国文课本。小学学习的国文，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孔子》、《孟子》等，以及算术、珠算。国文的许多内容张褒佳学前在家里大人们都教过，所以学起来比较容易，他的成绩总是优秀。他长得白白净净，性格文静和善，跟同学团结。不管是皮一点儿的同学还是老实一些的同学；不管是西解村张姓同学还是董姓同学，他都与他们合得来，很少和同学争执吵架。他对同学热忱帮助。他家境比较富裕，平时吃的是白馍，而不少贫苦家同学吃的是黑馍，有的连黑馍也吃不上，他就偷偷把白馍分给同学吃；有的同学家里穷得连石笔都买不起，他常常把自己的石笔送给他们用，把自己的石板借给他们用。同学们都非常尊重他。畅学伦老师也非常待见他。畅学伦老师不止一次地对他爷爷张徐善说：“娃儿是个好苗苗啊！”再往后，抗战进入到艰难的相持阶段。畅学伦老师突然走了，此后，又有三四个老师先后“失踪”。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后来，人们悄悄议论说，那几个年轻老师跑到陕北延安投共产党八路军去了。还有的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他们经常到东岳庙飞云楼里碰头开会，商量投八路的事儿。畅学伦等老师的出走，让小褒佳心里很长时间不得劲儿。心里不得劲儿不单单是因为没了老师，也不单单是因为畅学伦老师特别待见他，主要是他和同学们心里充满疑团：共产党八路军解店飞云楼。
青年时期的张褒佳
是干什么的？老师为什么要投靠他们？他们为什么要到飞云楼偷偷碰头开会？……渐渐地，他们对飞云楼产生了神秘感、敬重感和好奇感。晋南流传着一句谚语：“解店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插入云霄的飞云楼，以楼体雄伟、凌空欲飞著称于世。她与同属一县的秋风楼，以及永济的鹳雀楼、介休的祆神楼并称为“山西四大名楼”。从空中看，飞云楼如同一朵重重花瓣的牡丹，盛开在人间；从远处看，如同拔地而起的塔楼，层层飞檐，势欲飞翔；从近处看，这是一座造型精美、结构精巧的楼阁建筑，平面呈方形，纯木结构，明三暗五，雄伟高大，底层木柱林立，斗拱密集排列，极富变化。在飞云楼的顶部饰有黄、绿、蓝几色琉璃瓦，阳光照射之下，五彩斑斓，富丽堂皇。如果碰上晴天丽日，飞云楼就好像一朵美丽的天上飞云落在了人间。有时候，张褒佳和小叔张武臣以及同学董五魁等常来飞云楼玩耍。他们攀爬到最顶层，驻足放眼四周，中条山尽收眼底，孤山仿佛来到了跟前，地上的各种建筑物和树木也尽收眼底，好像魔术似的变小了。不由得，他们就想到了他们的畅学伦老师……（4）张褒佳父亲张瑞生所在的“德和城”商号，1938年年初西迁至古城西安东关新民巷之后，他与黄自文（黄海水先生六子）先生合作，创办了“永昌”号商行，继续做着生意。1943年夏秋之交，张瑞生和父亲张徐善商量，把张褒佳母亲廉秋芳、小褒佳和他的小弟弟张武臣一起接到了西安。在距“永昌”商号不远的东关新民巷临时租住了两间房子，落下了脚。张褒佳和小叔张武臣恰在这时都该上中学了。去哪里上？张瑞生听说附近有一所“晋兴中学”是刚从山西搬迁过来的，校长和老师都是山西人。目前没有校舍，临时借用一家半途停建的纺织厂。虽然条件差些，但毕竟是山西人办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天涯沦落人，相互怎能不怜悯？晋兴中学的校长一听说学生是山西人，满口答应下来。晋兴中学1943年年初才从山西运城迁到这里，临时安置在停建的纱厂里，条件很差。他们上课就在工厂的大车间里。窗户没有安装玻璃，学校就用竹席钉上。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捶打着窗户上的竹席，透过竹席的缝隙，拼命地往教室里钻。教室里没有其他取暖设备，偌大的教室生了一个铁炉子，四处漏风，一点儿热气都聚不住。学生和老师手脚冻得像猫抓的一样疼痛。老师讲课，手被冻得拿不住粉笔，不得不反复到炉子上烤一烤。有时候，老师看见学生冻得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学生围住火炉，老师就在那儿讲课。
那情景，颇像野地里烤火，只是一面有些热气。何况，只是一具小铁炉，会有多少热气？没多久，学生们的手脚都被冻得长了冻疮。晋兴中学实行的是集体住宿制，不允许学生走读。学生们的集体宿舍也是车间式的房子用砖坯隔开的。一个大房子里垒上一个大通铺，学生们一个挨一个挤在通铺上睡觉。卫生条件很差。那年月，本来缺水的西安城郊，澡堂少得可怜，学生们几个月也洗不了一次澡。何况，学生们也只有十三四岁年纪，不懂得讲卫生，不懂得怎样打理自己，一个月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换洗衣服，身上的跳蚤往外蹦，虱子成堆成蛋儿。张褒佳在这种环境下熬过一冬，第二年春天就得了疥疮。得疥疮病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学生中大有人在。疥疮是疥虫寄生在人体表皮层引起的瘙痒性皮肤病，是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起初，只是晚上睡觉时大腿内侧和阴囊处有瘙痒的感觉，一阵一阵的，他不在意。后来，大腿内侧和阴囊处出现暗红色的小疙瘩，夜里睡觉时痒得难受。他和小叔挨着睡觉，小叔发现他晚上经常抓挠，就问他咋回事。起初他还不好意思说，后来痒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才给小叔张武臣说了。小叔建议他请假回家看病。他回家里给母亲说了自己的病情，母亲不敢马虎，赶紧领着他到医院就诊。那时西安已经有了西医，但人们还是习惯于看中医。再者，西医药要比中医药昂贵得多。廉秋芳初次还是领着张褒佳到了中医诊所。中医诊所的先生查看了他的病症，说是得了“疙痨”——“疙痨”是疥疮的俗称。就开了几服中药，煎药汤喝，药渣水擦洗患处，并建议回家后用硫黄熏蒸。按照中医先生的医嘱，廉秋芳给张褒佳煎了几服中药汤喝，晚上帮儿子用药渣水擦洗。母亲还想了一个土办法，把硫黄点着放在瓮里，让张褒佳蹲在里面，头露在外面，用硫黄烟气熏蒸。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由于病情好转，加之学业较紧，张褒佳不敢在家久待，就尽快上学去了。谁知，这种皮肤病比较顽固，皮肤深层的疥虫不死光，就有可能再次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