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雨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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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谱写出动人的篇章 (8)

好像是本能地,我不时想着:“现在是种番茄的时候了”,或是“现在玉蜀黍可以收获了”,或是“要是我能从家乡弄到一点蚕豆种就好了!”我把这种思想告诉了妻,于是她就提议说:“我们要不要像邻居那样,叫人挑泥到天台上去,在那里辟一个园地?”可是我立刻反对,因为天台是那么小,而且阳光也那么少,给四面的高楼遮住了。于是这计划打消了,而旧园的梦想却仍旧继续着。

大概看到我常常为这样思想困恼着吧,妻在偷偷地活动着。于是,有一天,她高高兴兴地来对我说了:“你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园子了。你不看见我们对邻有一片空地吗?他们人少,种不了许多地,我已和他们商量好,划一部分地给我们种,水也很方便。现在,你说什么时候开始吧。”

她一定以为会给我一个意外的喜悦的,可是我却含糊地应着,心里想:“那不是我的园地,我要我自己的园地。”可是,为了要不使妻太难堪,我期期地回答她:“你不是劝我不要太疲劳吗?你的话是对的,我需要休息。我们把这种地的计划打消了吧。”

再生的波兰

他们在瓦砾之中生长着,以防空洞为家,以咖啡店为办事处,食无定时,穿不称身的旧衣,但是他们却微笑着,骄傲地过着生活。

波兰的生活已慢慢地趋向正常了,但是这个过程却是痛苦的。混乱和破坏便是德国人在五年半的占领之后所留下的遗物。什么东西都必须从头做起。波兰好像是一片殖民的土地,必须要从一片空无所有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经济秩序和一个政治行政。除此以外,带有一个附加的困难:德国人所播下的仇恨和猜疑的种子,必须连根铲除。

这里是几幅画像。在华沙区中,砖瓦工业已差不多完全破坏了,而华沙却急着需要砖瓦,因为它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都已坍败了。第一件急务是重建砖瓦工业。那些未受损害的西莱细亚区域的工场,在战前每年能够出产七万万块砖瓦。它们可能立刻拿来用,但是困难却在运输上。铁路的货车已毁坏了,残余下多少交通材料尚待调查。政府想用汽车和运货汽车来补充。UNNRA已经开始交货了,而且也答应得更多一点。

百分之六十的波兰面粉厂已变成瓦砾场了。政府感到重建它们的急要,现在已开始帮助它们重建了。在一万二十间面粉厂之中,二千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这些大都是被赶去了的德国人的产业。其余的面粉厂也由官方代管着,等待主有者来接收。

华沙是战争的最悲剧的城,又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城。在它的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你除了废墟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座城好像是死去而没有鬼魂出没的;可是从这些废墟之间,却浮现出生活来,一种认真的,工作而吃苦的生活,但却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快乐的生活。

你看见那些微笑的脸儿,忙碌的人物,跑来跑去的人。交通是十分不方便,少数的几架电车不够符合市民的需要,所以停车站上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今日华沙的最动人的景象,也许就是废墟之间的咖啡店生活吧。化为一堆瓦砾的大厦,当你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也许会辨认不出来吧。瓦砾已被清除了,十张桌子和四十张椅子,整整齐齐地安排在那往时的大厦的楼下一层的餐室中,门口挂着一块招牌,骄傲地宣称这是“巴黎咖啡店”。顾客们来来去去,侍者侍候他们,生活就回到了那废墟。在今日,这些咖啡店就是复活的华沙的象征。

人们住在地下防空洞,临时搭的房间,或是郊外的避弹屋。这些住所是只适合度夜的,成千成万的人都把他们的日子消磨在咖啡店中。那些咖啡店,有时候是设在一所破坏了的屋子的最低一层,上面临时用木板或是洋铁皮遮盖着;有时设在那在轰炸中神奇地保全了的玻璃顶阳台上;但是大部分的咖啡店,却都是露天的。在那里,人们坐着谈天,讲生意,办公事。他们似乎很快乐,但是如果你听他们谈话,你可以听见他们在那儿抱怨。他们不满意建筑太慢,交通太不方便。

这种临时的咖啡店吸引了各色各样的顾客:贩子们兜人买自来水笔和旧衣服,孩子卖报纸,还有一种特别的人物,那就是专卖外国货币的人。什么事情都有变通办法,如果有一件东西是无法弄得到的,只要一说出来,过了一小时你就可以弄到手。和咖啡店作着竞争的,有店铺和摊位。只消在被炮火打得洞穿的墙上钉几块木牌,店铺就开出来了。那些招牌宣告了那些店铺的存在和性质:“巴黎理发店”,“整旧如新,立等即有”等等。在另一条街上,在破碎的玻璃后面,几枝花和一块招牌写着“小勃里斯多尔”——原来在旧日的华沙,勃里斯多尔饭店是最大的旅馆。

这便是街头的生活,但是微笑的脸儿却隐藏着无数的忧虑。人民的衣服都穿得很坏;在波兰全国,衣服和皮革都缺乏得很,许多人都穿着几年以前的旧衣服,用不论任何方法去聊以蔽体。有的人则买旧衣服来穿,也不管那些衣服称身不称身,袖短及肘,裤短及膝的,也是常见的了,

在生活的每一部门,都缺乏熟练的人手。医生非常稀少,而人民却急需医药。几年以来,他们都是营养不良而且常常生病。孩子们都缺乏维他命和医药。留在那里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不得不去和希特勒的饥饿政策和缺乏卫生的后患斗争,然而人民却并不仅仅生活。他们还亲切而骄傲地生活。那最初在华沙行驶的电车都结满了花带。那些并不比摊子大一点的店铺都卖着花。在波兰,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家戏院开门了,而克格哥交响乐队,也经常奏演了。

报纸、杂志和专门出版物,都渐渐多起来,但是纸张的缺乏却妨碍了出版界的发展。小学和大学都重开了,但是书籍和仪器却十分缺乏。

在波兰,差不多任何东西都是不够供应。物价是高过受薪阶层的购买力。运输的缺乏增加了食品分配的困难,但是工厂和餐室,以及政府机关的食堂,却都竭力弥补这个缺陷。在波兰的经济机构中,是有着那么许多空洞,你刚补好了一个洞,另外五个洞又现出来了。经济的发动机的操纵杆不能操纵自如,于是整部车子走几码就停下来了。

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不安。精确的估计算出,从一九三九年起,波兰死亡的总数有六百万人。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家属的存亡和命运。幸而人民的精神拯救了这个现状。他们泰然微笑地穿着他们不称身的衣服,吃着他们的不规则的饭食,忍受着物品的缺乏和运输的迟缓。他们已下了决心,要使波兰重新生活起来。

香港的旧书市

这里有生意经,也有神话。

香港人对于书的估价,往往是会使外方人吃惊的。明清善本书可以论斤称,而一部极平常的书却会被人视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珍藏着一部《中华民国邮政地图》,待价而沽,须港币五千元(合国币四百万元)方肯出让。这等奇闻,恐怕只有在那个小岛上听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谈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类的笑谈,在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旧书市的性质自然和北平、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规模的大小而已,就连收买的方式和售出的对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别。那里卖旧书的仅是一些变相的地摊,沿街靠壁钉一两个木板架子,搭一个避风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书是论斤断秤的,道林纸和报纸印的书每斤出价约港币一二毫,而全张报纸的价钱却反而高一倍;有硬面书皮的洋装书更便宜一点,因为纸板“重秤”,中国纸的线装书,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价钱了。他们比较肯出价钱的倒是学校用的教科书,簿记学书,研究养鸡养兔的书等等,因为要这些书的人是非购不可的,所以他们也就肯以高价收入了。其次是医科和工科用书,为的是转运内地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此外便剩下“杂书”,只得卖给那些不大肯出钱的他们所谓“藏家”和“睇家”了。他们最大的主顾是小贩。这并不是说香港小贩最深知读书之“实惠”的人,在他们是无足重轻的。

旧书摊最多的是皇后大道中央戏院附近的楼梯街,现在共有五个摊子。从大道拾级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龄记”,管摊的是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他父亲则在下面一点公厕旁边摆废纸摊),年纪最小,却懂得许多事。著《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歌德是德国大文豪,他都头头是道。日寇占领香港后,这摊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学书,现在已卖得一本也不剩,又经过了一次失窃,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东西了。隔壁是“焯记”,摊主是一个老是有礼貌的中年人,专卖中国铅印书,价钱可不便宜,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面是“季记”,管摊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书卖书都差点功夫。虽则有时能看顾客的眼色和态度见风使舵,可是索价总嫌“离谱”(粤语不合分寸)一点。从前还有一些四部丛刊零本,现在却单靠卖教科书和字帖了。“季记”隔壁本来还有“江培记”,因为生意不好,已把存货称给鸭巴甸街的“黄沛记”,摊位也顶给卖旧铜烂铁的了。

上去一点,在摩罗街口,是“德信书店”,虽号称书店,却仍旧还是一个摊子。主持人是一对少年夫妇,书相当多,可是也相当贵。他以为是好书,就一分钱也不让价,反之,没有被他注意的书,讨价之廉竟会使人不相信。“格吕尼”版的波德莱尔的《恶之华》和韩波的《作品集》,两册只讨港币一元,希米忒的《莎土比亚字典》会论斤称给你,这等事在我们看来,差不多有点近乎神话了。“德信书店”隔壁是“华记”。虽则摊号仍是“华记”,老板却已换过了。原来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沦陷期中旧书全盛时代,他们在楼梯街竟拥有两个摊子之多。一个是现在这老地方,一个是在“焯记”隔壁,现在已变成旧衣摊了。因为来路稀少,顾客不多,他们便把滞销的书盘给了现在的管摊人,带着好销一些的书到广州去开店了,听说生意还不错呢。现在的“华记”已不如从前远甚,可是因为地利的关系(因为这是这条街第一个摊子,经荷里活道拿下旧书来卖的,第一先经过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选择的优先权),有时还有一点好东西。

在楼梯街,当你走到了“华记”的时候,书市便到了尽头。那时你便向左转,沿着荷里活道走两三百步,于是你便走到鸭巴甸街口。

鸭巴甸街的书摊名声还远不及楼梯街的大,规模也比较小一点,书类也比较新一点。可是那里的书,一般地说来,是比较便宜点。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黄沛记”,摊主是世业旧书的,所以对于木版书的知识,是比其余的丰富得多,可是对于西文书,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摊中,这是取价最廉的一个。他抱着薄利多销主义,所以虽在米珠薪桂的时期,虽则有八口之家,他还是每餐可以饮二两双蒸酒。可是近来他的摊子上也没有什么书,只剩下大批无人过问的日文书,和往日收下来的瓷器古董了。“黄沛记”对面是“董莹光”,也是鸭巴甸街的一个老土地。可是人们却称呼他为“大光灯”。大光灯意思就是煤油打气灯。因为战前这个摊子除了卖旧书以外还出租煤油打气灯。那些“大光灯”现在已不存在了,而这雅号却留了下来。

“大光灯”的书本来是不贵的,可是近来的索价却大大地“离谱”。据内中人说,因为有几次随便开了大价,居然有人照付了,他卖出味道来,以后就一味地上天讨价了。从“董莹光”走下几步,开在一个店铺中的,是“萧建英”。如果你说他是书摊,他一定会跳起来,因为在楼梯街和鸭巴甸街这两条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铺的——虽则是极其简陋的店铺。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称之为“高佬”,因为又高又瘦。他从前是送行情单的,路头很熟,现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却四面奔走着收书。实际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岁的弟弟。虽则还是一个孩子,做生意的本领却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个价钱之后,你就莫想他让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点,还是和“高佬”相商。因为“高佬”收得勤,书摊是常常有新书的。可是,近几月以来,因为来源涸绝,不得不把店面的一半分租给另一个专卖翻版书的摊子了。

在现在的“萧建英”斜对面,战前还有一家“民生书店”,是香港唯一专卖线装古书的书店,而且还代顾客装潢书籍号书根。工作不能算顶好,可是在香港却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香港沦陷后就关了门,现在,如果在香港想补裱古书,除了送到广州去以外就毫无办法了。

鸭巴甸街的书摊尽于此矣,香港的书市也就到了尽头了。此外,东碎西碎还有几家书摊,如中环街市旁以卖废纸为主的一家,西营盘兼卖教科书的“肥林”,跑马地黄泥甬道以租书为主的一家,可是绝少有可买的书,奉劝不必劳驾。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间的地道的地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