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1938—1941重庆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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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外交部外面公园里的树木已经春意盎然,一些不知名的花朵在四处开放。郑先博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匆匆地走进去。他穿过清静的过道,来到王宠惠的办公室门外,敲了敲门。秘书过来给他开了门,郑先博也没招呼,径直走进里面的王宠惠的办公室。王宠惠正坐在办公桌前,见郑先博进来,便拿着一张纸起身来到郑先博面前。

郑先博:部长,有什么急事?

王宠惠把那一页纸递了过去:你先看看这份电报。

郑先博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电报纸后,王宠惠才接着说:顾维钧大使在巴黎碰巧和苏联驻法大使见了面,他意外地得到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到了列宁格勒的消息,就拍了这封电报回来。

郑先博问道:松冈洋右到列宁格勒的行程并不是预先安排的?

王宠惠忧虑地:问题就在这里。顾维钧听到的说法,是松冈洋右到列宁格勒故地重游。可谁都清楚,他到苏联去访问,并不是为了忆旧怀古。顾维钧很着急啊,联系到关于日本和苏联正在达成秘密协议的那些传言,他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郑先博:那驻苏大使邵力子先生呢,他是什么看法?

王宠惠摇头说:他在莫斯科无法知道内幕,所以我才着急。

郑先博说:松冈洋右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接见了他,这已经是非同寻常了。现在又突然离开莫斯科,这中间的原因的确不是用游山玩水就能解释清楚的。

王宠惠忧心忡忡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郑先博思忖了一下:部长,我认为松冈洋右突然到列宁格勒访问,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意延长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具体地说,他是在等待某种结果。

王宠惠看着他:你认为是在等待什么呢?

郑先博也说不太清楚,毕竟这只是一种判断:我不知道。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也许,苏共中央或者政治局需要讨论才能给松冈洋右一个正式的答复。所以,他宁愿在苏联多待一段时间。如果真是传言中所说的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某种和平协议,那就情况严重了。

王宠惠沉默片刻,才说:我叫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直觉判断。你的分析印证了我的担心,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儿了。你马上安排去一趟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大使潘友新打听一下情况。自从抗战以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援助者。可是现在欧洲的形势扑朔迷离,非常危急。苏联人完全有可能为了应付欧洲的局面和日本人达成某种协议,如果那样的话,我国的处境就非常不利了。

在终于要离开重庆之前,郑明被再次叫到了上司的办公室。34兵工厂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上司在怀疑自己,所以郑明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接下来,却什么都没有发生。郑明判断,一定是有人怀疑自己去年在“桐工作”中的行为,才引发了这次“考验”。不过,既然是考验,也就说明军统还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所以当他又站在上司面前时,郑明心里相当坦然。

胖处长冷冷地看了看郑明,把一叠材料递给他:武汉方面的情况,包括你的联络人和联络方式,都在这里了。这些东西不能离开大楼,你看完以后立即还到这里来。

看见郑明接过了那叠材料,却并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处长问:你还有事吗?

郑明:处长,上次那个所谓日本特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处长看着他:啊,情报不太准确,没想到这个日本特务竟然真的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不过还好,我们的人处理得很及时,没让他得逞。

郑明冷笑了:要我参加那个所谓的暗杀行动,恐怕也是针对我的吧?

处长摆出一副懒得理他的样子,说道:胡说八道!

郑明忍不住“哼”了一声:要是你认为这种把戏能骗得了我,那你们太小看人了。

处长恼火地厉声道:放肆!

郑明却无所谓地发泄道:你一方面可以通过所谓的兵工厂爆炸案对那个人进行逮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来测试我是否通敌。我没说错吧?在军统干了这么些年,我知道这里边的手段。只是,在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还搞这些阴谋,让我感到寒心!

处长愣了一下,突然有些阴险地笑了:郑明,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才派你去武汉工作站,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起码你是深入敌后,可以直接和日本人作战了。

郑明:我很高兴你委派我去武汉,这总比在重庆搞那些肮脏的阴谋有意义!

处长冷笑起来:那好啊,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不过,我可不敢说和你再见,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活着回到重庆。

你还是小看我了!郑明说完,狠狠地盯了处长一眼,转身离开了。

黄昏的长江岸边。

江中有几艘小船,淡淡的暮霭遮蔽了更远处的景物,使得江面有些朦胧。郑明和孙翔英在江边慢慢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他们知道,这大概是郑明离开重庆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最终,还是郑明打破了沉默,问道:你们那边,在设法营救夏新立了吗?

孙翔英:正在想办法。

郑明: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了。

孙翔英看着他:不知道武汉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自从离开那儿以后,我就没想过哪天还会回去,起码在赶走日本鬼子之前。没想到,你现在又要去了。

郑明笑了笑:我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是,真要离开重庆了,又有些舍不得。我到北碚去了一趟,和母亲告别。她哭了,真像是生离死别一样,劝也劝不住。

孙翔英:你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郑明点点头,突然有些伤感:如果我不能回来了,我是说,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你会忘了我吗?

孙翔英的眼睛顿时变得湿润了:不许说这样的话。

郑明却固执地:你不会忘记我,对吗?

孙翔英看着身边的长江,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不定,我们会在武汉见面的。

郑明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孙翔英看定了郑明,充满深情而又坚定地:我们说不定还会在武汉见面。所以,我不希望你说出那样的话来。

郑明还是没有理解她的意思说:但愿如此,在日本人被赶出中国之后,在武汉光复之后。

孙翔英却说:也许会在此之前。

郑明终于有些明白了,立刻严峻地说: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孙翔英:我没有感情用事,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郑明:翔英,你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们会再见面的。

两人默默地、充满柔情地对视着。他们身边,长江在黄昏的暗淡中悄悄地向东流去。

也在这个黄昏,按照王宠惠的意思,郑先博来到了苏联大使馆和潘友新晤谈。潘友新吸着香烟,和郑先博轻松地聊着。郑先博转达了王宠惠的询问,希望潘友新能够透露一些关于松冈洋右行踪的信息。

潘友新听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才缓缓地说:郑先生和王宠惠部长怎么会突然对松冈洋右外相的行踪感兴趣呢?据我所知,他不过是去列宁格勒游玩几天,放松一下。

郑先博直截了当地:大使先生,如果松冈洋右外相是在等待某种消息呢?

潘友新很好地用微笑掩饰了自己的惊讶:什么消息?

郑先博:比如,他是在等待莫斯科作出什么重要决定。

潘友新并不直接回答郑先博的问题:郑先生,你应该知道,苏联政府对华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自从苏联卷入中国的抗战之后,我们就一直恪守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都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

郑先博:这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不过让人担心的是,日本外相的这次访问,很可能会导致消极的结果,破坏这种一致性。

潘友新不以为然地说:苏联和日本的外交接触,完全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正常活动。请你放心,苏联政府不会在和日本政府的接触过程中出卖中国的利益。我知道,这是你们最担心的。当然,这中间也许会出现一些外交策略的调整,但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讨论或者需要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问题。

郑先博:大使先生应该知道,苏联如果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会危及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反法西斯阵营。

潘友新:郑先生多虑了,我倒觉得不会有那么严重。

郑先博无奈地:大使先生,但愿你的话不是一种外交辞令。

潘友新笑道:我是外交官,你也是外交官,我们之间的谈话就难免没有外交辞令,是这样吧?

郑先博:那好吧,大使先生,我告辞了。

潘友新和郑先博一起站了起来,突然又问了一句:关于松冈洋右外相的访苏,难道你们的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先生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郑先博说:如果有消息,我还会到这里来拜访你吗?

潘友新笑了笑,不说话了。

郑先博告辞潘友新,离开苏联大使馆出来,天已经黑了。根据他的观察和判断,潘友新模棱两可的态度,正好说明了松冈洋右的行踪意味深长。回到家里后,郑先博基本上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打算明天一早就给王宠惠汇报。

郑先博正在洗漱,准备睡觉,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郑先博连忙来到客厅把门打开,看见王宠惠站在门外,他有些吃惊:王部长?快请进!

王宠惠跟着他走进客厅,边在沙发上坐下边问:你和潘友新大使谈得怎么样?

郑先博将一杯茶放在了他面前:不太好。他没有透露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作了一些比较空洞的保证。我向他陈述了我们的担心,他只是说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会通知我们。

王宠惠情绪低落地沉默了。

郑先博:王部长,怎么了?

王宠惠: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我基本上断定,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潘友新对我们三缄其口,如果不是因为他不知内情的话,那么更证明这个交易里面,一定涉及到了中国的利益。

郑先博点头说:潘友新的外交辞令很可能是一种掩饰,他肯定已经知道了苏联和日本谈判的一些内容,只是在这个谈判的结果没有公布之前,不便于对我们透露而已。你看了《泰晤士报》和《大公报》没有?他们都认为这次苏日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王宠惠叹了一口气:我刚从委员长那儿来。

郑先博:委员长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宠惠苦笑了:委员长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达成什么协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抗战进程就必然会受到损害。委员长把我和外交部又是一通责备,还是老话,说我们无能。

郑先博不满地说:可委员长难道不知道,遇上这种事情,无论是你还是外交部都无法左右?

王宠惠叹了口气:是啊。一个有四万万人口、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却不断地任人宰割,任人出卖,而我们自己却完全无能为力,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委员长心里窝火,谁心里又好受呢?

郑先博:弱国无外交,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了。

王宠惠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我想,也许委员长训斥我的时候不会太多了。

郑先博:为什么?

王宠惠忧郁地:如果日苏之间的协定公布出来,中国真的再次成了其中的牺牲品的话,委员长大概不会让我这个无能的外交部长再干下去了。

郑先博愤愤地:不,这不公平!

王宠惠感叹地:外交和政治上面,从来没有公平的游戏。我也有些心力交瘁了,只是,看着别人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总是有些不甘心啊!

晚上,孙翔英来到了周公馆。周恩来不在,邓颖超看见她就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嘴馋了。孙翔英勉强地笑笑,说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请示周恩来。邓颖超让孙翔英坐下谈,孙翔英犹豫了一下,坐下了。

孙翔英坐下来就问:大姐,夏新立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邓颖超说:老夏被捕的事情,南方局已经做了安排,正通过各种渠道和国民政府方面交涉,估计很快就有结果。

孙翔英:这次老夏的被捕,完完全全是军统预先设计的阴谋。

邓颖超说:最近以来,有好几个同志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们的身份和被捕的方式大致相同。所以,恩来同志和其他南方局的同志都认为,老夏的被捕是军统搞的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大概是要栽赃、抹黑我们党的公众形象。“皖南事变”之后,老蒋可以说在国内国际都丢尽了脸,这次无非是想把破坏抗日的帽子也给我们戴上,挽回一些面子。

孙翔英说:如果他们的阴谋被公诸于众,不是更丢脸吗?

邓颖超安慰道:所以我估计交涉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老蒋和国民党恐怕不敢再在这种事情上失信于民的。

孙翔英沉默了。

邓颖超看着孙翔英,笑起来:小孙,你想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孙翔英突然说:大姐,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邓颖超:说吧。

孙翔英:我想回到武汉去工作。

这让邓颖超很意外:哦?为什么?

孙翔英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我在重庆已经工作一年了,虽然这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回武汉去,那儿更需要人。武汉陷落之前,我就一直在那儿,对那儿很熟悉。大姐,你能不能跟周副主席说说我的要求。

邓颖超笑了:小孙,你是让我给你当说客?

孙翔英也笑:我求你了。

邓颖超:武汉的工作很重要,但也很危险,我不能保证恩来同志会同意你的要求。而且我也不太赞同。雾季已经结束,日本鬼子又会开始对重庆的轰炸了,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

孙翔英:大姐,求你跟周副主席说一说,好吗?

邓颖超说:让我考虑一下吧。

郑先博和王宠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两天以后的一个深夜。黄山下,通往蒋介石官邸的石板小路前停放着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轿车,一个司机在车边站着吸烟,两个卫兵站在高处看着他,两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昏黄的光线照在卫兵的身上。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王宠惠、郑先博坐在黄山别墅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房间的另一端,房间里的气氛相当紧张。

蒋介石脸色很难看:大使先生,我想,你是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深夜把你请来的原因?

潘友新微笑地摇摇头。蒋介石尽力克制着:我们刚刚得知,贵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潘友新不动声色地: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消息。但我看不出我们在这个时候见面和这有什么直接关系。

蒋介石:是吗?!我是想让你马上知道,贵国政府和日本人签订的协议是对中国利益的出卖!这个协议不仅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把蒙古交给苏联,以换取承认所谓“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容侵犯!这太过分了!

潘友新说:蒋先生,我认为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我国对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战略判断。

蒋介石:战略判断?你们的这个协议不光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利益!日本人得到这份协议,等于得到了贵国政府不再支持中国抗战的保证,这对远东的反法西斯阵线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我们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

潘友新平静地:作为驻华大使,我可以向国内转达贵国政府的反应。

蒋介石看一眼王宠惠接着说:外交部的王部长也在这里,我们马上会发表一个声明,否认《苏日中立条约》中有关中国条款的效力,我们决不承认!亮畴,你立即着手这件事情。

王宠惠:是。

潘友新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蒋先生,虽然我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和日本政府签订了这份协议,但是我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始终一致,没有任何改变。

蒋介石愤愤地:非常遗憾,我看到了太多的改变!

潘友新:我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欧洲的形势,苏联不可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希望蒋先生能够理解。

蒋介石:我国军民抗战多年,实际上也帮助贵国在东面阻止了日寇的势力扩张。如果贵国政府认为和日本人签订中立协定可以换取在远东的和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潘友新只是再次说:我一定转达贵国政府的态度和看法。

蒋介石不说话了,客厅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晚上。

一处紧靠路边、被棕榈树掩映的房子,窗户拉着窗帘,有灯光从里面透出,照在回廊外的一辆美军吉普车上。从欧洲回来的顾宏源拎着一只旅行袋,在那辆美军吉普跟前站住了。他看了看吉普车,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除了疲惫。

这是顾宏源的家。他走到门前,虽然钥匙已经拿在手上,但还是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应答。顾宏源再次按响了门铃,而且一直不放。房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美国人的脑袋伸了出来。顾宏源看见美国人,倒是一点儿也不吃惊:安德鲁斯,你在这里?

那个叫做安德鲁斯的美国人却显得有些慌乱:顾?!你怎么回来了?

顾宏源笑了笑:看起来你有些吃惊?

安德鲁斯急忙让到一边:不……哦,对不起,快进来吧。

顾宏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提起旅行袋走进了房间。安德鲁斯在顾宏源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同时,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顾宏源走进客厅后,随手把旅行袋放在地上,四下看了看。茶几上摆放着一个酒瓶和两只酒杯,沙发上放着安德鲁斯的外套。他回头问道:难道这个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

安德鲁斯把沙发上的外套拿起来,刚要说什么,楼梯上却已经传来了顾宏源妻子的声音:宏源,你怎么回来了?

顾宏源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好像我回来得不是时候?

他的妻子有些衣冠不整地从楼上下来,拥抱了顾宏源。站在一边的安德鲁斯有些尴尬地说:顾,我先走了,祝贺你们的团聚。顾太太,再见。

顾宏源妻子也同样尴尬地对安德鲁斯点点头,安德鲁斯在顾宏源的注视下连忙走出了房子。顾宏源没有说话,在沙发上坐下,听着外面安德鲁斯发动汽车开走了。顾宏源的妻子是那种很小巧的菲律宾女人,虽然早就不年轻了,但也还风韵犹存。她在顾宏源对面坐下来,有解释的意思:安德鲁斯来陪我聊天,我们喝了几杯……顾宏源打断了她:你不用解释什么。

妻子看着他,起身为他倒了一杯水:你收到我的信了?

顾宏源点点头: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

妻子“哦”了一声,不说话了。就在两个月前,她给顾宏源写过一封信,信里明确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当然也少不了述说各种理由和对生活的抱怨,还有歉意。

顾宏源平静地说:我不准备责备你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最好在我逗留期间一了百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尽快把离婚的手续办完。

妻子突然有些难过的样子,把脸靠在了他的肩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顾宏源身体僵硬着,苦笑道:没什么好道歉的。

妻子问:国松知道这件事情了?

顾宏源说:他比我更早地知道你和安德鲁斯的关系。

妻子惊讶地离开了他。

看见她反应如此强烈,顾宏源笑了一下:你很吃惊?你应该知道,国松早不是孩子了。他在重庆一见到我,就给了我某种暗示。我想,等我们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最好还是你自己写信告诉他吧。

然后顾宏源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顾国松在重庆的照片,递给了妻子。妻子看着照片,突然有些伤感地哭了起来:宏源,我没办法!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太寂寞了!寂寞得无法忍受。希望你,还有儿子能够原谅我。

顾宏源倒有些安慰地:好啦,谁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累了,我要洗个澡。

说完,顾宏源站起身来,拎起自己的旅行袋上楼去了,留下妻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她神情忧伤地再次看了看顾国松的照片,拿起一杯酒一口喝光了。

顾宏源为了办理离婚手续,不得不在马尼拉多逗留一些日子,虽然他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多待。这天晚上,安德鲁斯在一个酒吧约他见见面。顾宏源知道,安德鲁斯想就这件事情有一个西方式的了断,便去了。酒吧里坐着许多美国大兵、华人、菲律宾人和欧洲人,显得有些喧闹。顾宏源一进门就看见安德鲁斯坐在吧台的高椅子上,面前摆着一杯啤酒。他走过去,也不招呼就坐在了安德鲁斯的旁边。

安德鲁斯为顾宏源要了一杯啤酒,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顾,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希望你不要恨你的妻子,是我的责任。

顾宏源喝了一口酒,笑了一下:安德鲁斯,我不是来和你讨论责任的。

安德鲁斯不自然地笑笑:顾,你离开马尼拉那么久,对你妻子来说太可怕了。

顾宏源:也许,你是一个拯救她的天使?

安德鲁斯急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顾宏源说:我们正在处理离婚的事情。处理完以后,我妻子,或者说我的前妻要怎么样,都与我无关了。

安德鲁斯:那就好。

看见顾宏源不说话了,安德鲁斯换了一个话题:顾,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这倒是顾宏源更愿意说的话题,他说:不好。现在轴心国在欧洲的势头很猛,苏联又刚刚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议。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东南亚的情况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安德鲁斯吃惊地问:你是说,日本人会对这里发动进攻?

顾宏源反问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苏联人想通过协定免除自己在东方的忧虑,专心对付希特勒。日本人则通过这个协定掐断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我想,如果日本人能很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事,他们就可以放手南进了。

安德鲁斯笑了:一个小小的岛国,难道敢发起太平洋战争?

顾宏源:你不要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

安德鲁斯不屑一顾地:新加坡有英军驻守,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我们美国的军队,日本人除非疯了才敢来挑战。

对这种典型的美国人的自信和骄狂,顾宏源已经司空见惯。他知道美国人的德性,便说:安德鲁斯,我有一个请求。如果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照顾好我的前妻。

安德鲁斯笑了:你不用这么悲观,日本人没那么大的本事。

顾宏源固执地再次问他:你能答应我吗?

安德鲁斯耸耸肩:好吧,我答应你。不过,我还是认为你过于担心了,日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顾宏源说:我们走着瞧吧。

随着雾季的结束,重庆的人们又开始担心随时都会飞临上空的日军轰炸机了。这种日益逼近的恐惧和紧迫,在江庆东他们防空司令部更加明显。连着几天,江庆东都带着人在市内各个防空洞进行最后一轮检查。江庆东最担心的,还是洞里的通风系统。去年那起因防空洞内通风不良造成的数人窒息死亡事件,已经足以让人警惕。然而检查的结果令江庆东大为失望。经费早就拨下去了,但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防空洞没有更换通风系统。理由是一样的,通风设备的供货方华中机电工程行虽然合同签了,钱收了,但无法提供足够的通风设备。

江庆东回到防空司令部,便直接来到了司令刘峙的办公室。看见他进来,刘峙很客气地看着他:啊,庆东,有什么事吗?

江庆东说:司令,我检查了许多防空洞,发现问题很大。

刘峙问道:什么问题?

江庆东:很多防空洞的通风设备依旧很不完善,有的坏了没有更换,有的根本就没有。司令,这太危险了。日本人的大规模空袭一旦开始,我担心会出大问题。

刘峙有些漫不经心地:购买鼓风机的合同不是早已经签了吗?

江庆东:但据说是无法供货。

刘峙想了想:合同既然已经签过,款也划出去了。他们拿不出货来,我也没有办法。再说,重庆有那么多防空洞都需要通风设备,的确也有些困难。

江庆东: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如果日本人的轰炸持续不断,那么多人挤在防空洞里却没有通风设备,后果堪忧啊!

刘峙:我知道。但是要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有难度。

江庆东着急地:司令,人命关天,再难也要想办法才行。

刘峙笑了笑: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日本鬼子的轰炸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吧,我抽空过问一下。

江庆东还想说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刘峙挥挥手打断了他:好了,我还有其他要紧的事情。

江庆东有些担心地看着刘峙拿起了电话听筒,悻悻地离开了。

天快黑的时候,外交部下班了。一脸倦意的王宠惠从外交部大楼里出来,正准备钻进等在外面的轿车,郑先博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从大楼里追了出来:王部长。

王宠惠停下来,看着郑先博走到自己面前,没吭声。

郑先博:胡适大使从美国来电,有好消息。

王宠惠似乎不太感兴趣,甚至在接过那张纸之后也没有去看它,问:什么好消息?

郑先博:胡适之先生会见了美国财长摩根索,他已经明确表示,《苏日中立协定》的签署,不会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也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计划。继上次已经同意给我们的4500万美元军用物资之后,美国政府又同意签署一项平衡基金协定,再给我们5000万美元。

王宠惠说:这倒是个好消息。

郑先博:还有,英国政府也同意通过平衡基金给中国政府贷款500万英镑,想来也是针对《苏日中立协定》作出的决定。

王宠惠苦笑了一下:这么说,英美两国都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

郑先博:不管是不是同情,起码他们做出了某种表示。

王宠惠把那纸电文还给了郑先博,略有些讥讽地:好啊,委员长的“苦撑待变”方针终于开始见到结果了。英国和美国在一旁观望了那么久,终于发现中国是他们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同盟了。不过,委员长不会因此而表扬外交部的。

郑先博这才开始觉察到了王宠惠的情绪有些异样,刚要问,王宠惠却继续说道:先博,外交事务是个苦差事,尤其对于中国的外交官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真正的同情和公正,有的只是国家利益,弱肉强食。援助也好,出卖和抛弃也好,说到底,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实力说话。国家不强大,“苦撑待变”的策略恐怕就是我们永远的宿命啊。

郑先博看着他问道:部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王宠惠难看地笑了笑:我已经奉调离任,不再是外交部长了。

这让郑先博惊讶不已:是因为《苏日中立条约》?

王宠惠不由自主地轻轻“哼”了一声:也许是,也许不是。不管怎么样,自从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之后,我们外交部就没有遇到过舒心的时候,我这个外交部长当得不好受啊。

郑先博关切地问:那,你会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

王宠惠心灰意冷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委员长可能有他的考虑。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我需要休息,太累了。

郑先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王宠惠说:先博,我送你一句话: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可以明哲保身,涉及到国家利益,还是要鞠躬尽瘁。

郑先博强笑了一下:如果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呢?

王宠惠也笑了:我相信,你应该能作出自己的选择。

郑先博还想说什么,王宠惠朝郑先博摆了摆手,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汽车。郑先博站在那儿,感慨地看着远去的轿车,难掩一脸的惆怅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