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是，在金帐汗国的行政架构之下，花剌子模帝国与保加尔国已经不再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统一的帝国的一部分。相应的结果是，原来分属两国的伊斯兰教势力，现在融合成了一股统一的势力，也就是说，在统一的金帐汗国治下，伊斯兰教领袖的影响力壮大了。这可以部分解释前面交代过的一个情节：别儿哥放下尊严以求得巴哈儿昔的接见。
4.尘归尘，土归土
别儿哥对伊斯兰教的重视，在布哈拉得到集中体现。正如前面已经交代过的，
[1]Thomas S.Noonan，“Suzdalia’s Eastern Trade in the Century before the Mongol Conquest.”，Turcica，vol.19，1978.
这里正是别儿哥的皈依之地。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并非金帐汗国的属地。布哈拉所在的中亚河中地区，原本属于察哈台汗国。不过，在察哈台于公元1242年去世后，河中地区实际上处于蒙古帝国中央的直接治理之下。因此，布哈拉城内不仅有察哈台家族的势力，也有术赤家族的势力。
公元1259年农历7月蒙哥大汗去世后，托雷与正妻所生的四子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召集西北诸王举行库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蒙古帝国大汗。随后，他将河中地区交由察哈台的孙子阿鲁忽管理，而布哈拉城的穆斯林精英与术赤家族的势力却效忠于别儿哥。为了争夺这座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心，换句话说，为了争夺对中亚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别儿哥与阿鲁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最终能影响这场争夺战结果的，主要是阿里不哥和忽必烈，而不是别儿哥和阿鲁忽。
在卢布鲁克写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阿里不哥的宗教倾向是基督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布哈拉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将布哈拉交给阿鲁忽，而不是别儿哥，很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别儿哥拥有了布哈拉，金帐汗国会因为得到伊斯兰教的支持而坐大，伊斯兰教则会因为金帐汗国的支持而进一步扩张。
这两种结果都不是阿里不哥希望看到的。于是，他选择将河中地区交还给察哈台的后人。他想通过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达到两个目的：其一，维持中亚地区的实力平衡；其二，团结察哈台家族的势力，从而实现巩固自己大汗之位的终极目的。但是，阿里不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倚为心腹的阿鲁忽，在关键的时候背叛了他。
公元1260年农历3月，阿里不哥的亲二哥忽必烈在开平府召集了库里台大会，并被推举为大汗。随后，忽必烈挥师北上，与阿里不哥展开决战。公元1261年，物资紧缺的阿里不哥派人去河中地区征收赋税。然而，阿鲁忽早已经在暗中投靠了
忽必烈，他将阿里不哥的使臣拘押并处死了。在忽必烈大汗的支持下，阿鲁忽巩固了对包括布哈拉在内的中亚河中地区的统治。
在这场争夺大汗之位的斗争中，别儿哥扮演着中立者的角色。在蒙哥大汗去世之后，别儿哥已经无人可以依靠：阿里不哥明显不信任他；忽必烈则与旭烈兀——他的仇人——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对这位金帐汗国可汗而言，无论是谁最终登上大汗之位，对自己都未必是好事。
来自蒙古帝国内部的潜在威胁，迫使别儿哥向外寻找新的盟友。他的宗教信仰为他指明了方向。因为有着共同的仇敌——旭烈兀，以及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埃及马穆鲁克苏丹贝巴斯成为别儿哥的选择。
贝巴斯与旭烈兀之间的恩怨，始于后者对叙利亚的入侵，在公元1260年的艾因贾鲁战役前后达至高潮。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对此战失利耿耿于怀的旭烈兀一直在伺机报复。
至于别儿哥与旭烈兀之间的恩怨，则源于对阿塞拜疆地区的争夺。阿塞拜疆位于里海的西面，处于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之间。它的战略价值在于，它有一片极为出色的牧场，“蒙古人特别喜爱库拉河下游驻冬的木甘草原，以及适于夏天放牧的覆盖着丰美青草的哈剌塔黑的山坡。”[1]
成吉思汗去世之前，曾将阿塞拜疆分封给术赤家族，但是蒙哥大汗登位之后，又将这块地方封给了弟弟旭烈兀。尽管别儿哥对这种安排十分不满，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直至蒙哥去世才开始争夺。
别儿哥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情感，使他与旭烈兀之间的矛盾加深。据英国历史学家尼科尔考证，旭烈兀大军于公元1258年攻陷巴格达、处死阿巴斯帝国最后一名
[1]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
哈里发的行为，让别儿哥极为愤怒。他曾如此向蒙哥大汗表示抗议：“他（旭烈兀）洗劫了穆斯林的所有的城市，并处死了哈里发。在真主的帮助下，我将让他为这如此多无辜的鲜血付出代价。”[1]
别儿哥很快就开始实践自己的誓言。公元1259年，别儿哥派侄子诺盖入侵波兰，目的是劫掠尽量多的资源，为日后与旭烈兀交战作准备。诺盖大军洗劫了很多波兰城市，包括克拉科夫和桑多梅日。
布哈拉城让别儿哥心痛。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巴托尔德考证，阿鲁忽得到这座城市的治理权后，曾伙同旭烈兀屠杀城内的金帐汗国臣民，以报复别儿哥在公元1252年对其家族的清洗。[2]
因此，对别儿哥来说，与埃及马穆鲁克苏丹贝巴斯结盟，是再明智不过的选择。对于贝巴斯而言，能够得到别儿哥这个盟友，使两个蒙古汗国陷入无穷尽的内耗，更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公元1261年开始，他们二人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阿拉伯编年史记录者、贝巴斯的秘书伊宾·阿不都赞喜儿记录了其中的一次：
公元1262年（伊斯兰纪年为660年），他（贝巴斯）给鞑靼大汗别儿哥写了一封信，信件由我笔录，他口述。他唆使他（别儿哥）反对旭烈兀，在他们之间煽起仇恨与敌意。由于接二连三地获得了他（别儿哥）皈依伊斯兰教的消息，他（贝巴斯）就从道理上指出，他（别儿哥）必须发动反对鞑靼人的圣战。他（别儿哥）有责任对异教徒作战，即便他们是他的亲人。要知道先
[1]David Nicolle，The Mongol Warlords：Ghengis Khan，Kublai Khan，Hulegu，Tamerlane，（Heroes&warriors），Firebird，1990.
[2]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p.446，Munshiram，2002.
知——安拉的祝福与和平属于他——就曾与自己同部落的亲人作战……伊斯兰教不光是一些教义章句，圣战是它的后盾之一。[1]
别儿哥听从了贝巴斯的建议，在公元1262年至1264年间，他吸引了旭烈兀的主力大军。因此，当安提俄克公爵博希蒙德六世请求旭烈兀派兵攻打马穆鲁克人时，旭烈兀能抽调的兵力已然不多了。
不过，别儿哥并未从与贝巴斯的结盟中获得多大好处。当他的主力军与旭烈兀主力军在北高加索决战时，阿鲁忽夺取了金帐汗国在花剌子模和其他地区的许多领地，比如讹答剌城。别儿哥丧失了对河中地区的控制权。公元1266年，在与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交战时，别儿哥去世。
包括乌克兰历史学家普拉夫金在内，不少历史学家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即别儿哥牵制旭烈兀的政策，使麦加和耶路撒冷避免了像巴格达同样的命运。[2]
别儿哥汗位的继承人蒙哥帖木儿（公元1266—1280年在位），延续了与马穆鲁克人结盟、牵制伊尔汗国的战略。尽管如此，蒙哥帖木儿本人并未皈依伊斯兰教。实际上，自别儿哥去世之后，连续四任可汗都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对金帐汗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元1312年，第10任大汗月即别（公元1312—1340年在位）登位后不久，伊斯兰教被确立为国教，真真正正在这个汗国扎下了根。
正如《圣经》所云：“尘归尘，土归土。”除了伊斯兰教获得成长机会，在蒙古帝国及其继承国的版图上，其他文明的根基虽有损伤，却并未动摇。
如前文已经交代过的，东正教势力继续在金帐汗国境内原罗斯国的领土上壮大。天主教也继续在欧洲境内发展，并在公元16世纪分裂出新教，而后更伴随欧
[1]《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55页；《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Michael Pravdin，Lev Nicholaevich Gumilev，Reuven Amittei Press，N.Kruchki.
洲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向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进行渗透。这几股宗教势力竞相发展的结果是，在几百年之后的21世纪，如何处理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成为俄罗斯处理与中亚国家——它们都曾是蒙古帝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而天主教、新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则更被学者认为是影响当下国际关系走向的深刻因素。
至于儒学（儒教），虽在元朝备受压制，却仍然顽强前进，终在明清二代再度扬眉吐气。时至21世纪，儒学似有了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