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友访谈小记这是2012年5月中央党校在读的几位研究生学友，按照党校研究生院的要求，约我访谈后根据录音整理的一个摘记。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回忆，也就借此保存一点记忆。这些学友是：梅少粉、张科、董亚伟。
席文启，男，1951年生，山东阳谷人。中学毕业后当过军人、工人、教师、干部。八三级中央党校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沈冲。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东城区、北京联合大学任职。现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宗教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起初研究生院与席订约访谈时，席曾婉辞；后在院里坚持下接受。我们于5月18日在他的办公室见了面。访谈先由席主述，然后我们就他经历中的一些事情做了提问，席一一做了回答。下面摘录的主要是他的几段叙述，也穿插了部分对提问的回答。
一、关于求学经历
我是68届初中毕业生。1965年入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业就荒废了。我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初中一年级。1969年初去当兵，1974年复员到工厂当工人。77年恢复高考时，想去考大学，领导没让去。1979年底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招生，是为培养党校教师和宣传干部开办的，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这个班的哲学专业就读。我虽然上学不多，但从小喜欢读书，这个习惯也是我想上学的动力以及能够考上这个班的基础。在市委党校的两年是我刻苦读书的两年。除了上课外，就自己读书，马列哲学的主要著作，中西哲学史的主要著作，基本上泛读了一遍。同时，也自学外语。
学友访谈小记
当时负责指导哲学专业教学的是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杨焰老师，很有水平也很负责任，她也亲自指导我们写文章，我本人受益不浅。当时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是孙长江老师，讲写作的是孙瑞鸢老师，都很有学问。1982年初结业，像我一样以前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学员，给了一个党校授予的“大专”学历，在北京市范围内有效，算是“内部粮票”。毕业后我就留在哲学教研室当助教。1983年春，中央党校招考硕士研究生，我正愁我这个“内部粮票”没法当老师，就下决心报考。随后苦修两个月，终于以哲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成了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三年又是我苦读的三年。一是有读书的时间和空间（一人一间房）。如果说前两年是泛读，这三年就应该算是精读了，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哲学原著和中西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二是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名家给我们讲课，有北京大学的，也有中国社科院的，还有党校自己的，如张岱年、任继愈、熊伟、汪子嵩、黄楠森、韩树英、高光等，他们的学问使我们受益匪浅。三是有一批党校自己的高水平的老师给我们指导研究学问和写论文。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是沈冲，她思想敏锐，见解深刻，指导得法，给我以很大帮助和久远影响。我的硕士论文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再认识》，答辩时给了较高的评价。当时接触比较多的老师还有张绪文、高光、向熙阳等，都给我许多帮助。回顾以后的经历，之所以能有点进步，与我这前后五年在党校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得感谢党，感谢党校，感谢党校的老师们。
二、关于工作经历
这里只说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工作经历。1986年夏天毕业的时候，中央党校曾想留我当教师，可是我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市委党校，那边不放。为此，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蒋南翔同志还专门给当时的市委领导金鉴同志写信，希望能放我去中央党校。这时已经到了10月，我已被任为哲学教研室副主任，领导依然没有放行。在市委党校这段时间，是边教研、边工作。教学和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也讲些与哲学有关的专题课。工作岗位先后换了几个，从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到学校科研处长，后来又兼思想政治教育（是从高校移植过来的专业，属党校第一批硕士学位点之一）教研室主任；1993年暑期，担任党校副校长，分管教学。不久后的年底，调任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先分管宣传、文教，后分管统战、党群。1999年初，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那年我47岁。2001年春，曾到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一个学期。2002年秋，我主动请调，在大学开学时到北京联合大学任党委书记。2008年初，再调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从事民族宗教侨务方面的工作至今。到明年初，市人大换届，我就该退休了，现在应该算是站最后一班岗。回顾在这些不同岗位的经历，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得益于“边学习、边工作、边研究”的做法。细想一下，这么做也是必然的。因为到一个新岗位，面临的首先是环境不熟、工作不熟、人员不熟。有这三个不熟，又得当领导，怎么办？只好先从学习入手，下基层调查研究，拜老师、交朋友、当学生，在学习中会产生一些想法、建议，拿出来跟同志们交换意见；有共识的，就可以作为工作意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提高。工作一段时间，对自己的工作对象或工作领域，有了一定的经验基础，有了一些材料积累，同时也会发现或产生一些问题，或新的或老的，或实际的或涉及到理论的，需要解决，这就得研究。其实，这也就是“边学习、边工作、边研究”——这个我自己针对自己的情况所采取的生活模式的来历。回想毕业以来的26年，经历了几个岗位，大的成绩谈不上，只是履行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而已。但是，可以说的是，尽了自己的努力。如果说还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的话，除了上级的领导、组织的培养、群众的支持这些因素以外，从个人来说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个“边学习、边工作、边研究”的信条了。
三、关于学术经历
在26年里，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术岗位上，但我基本上没有扔下学术研究。当然，我研究的东西，算不算学术，可以讨论。但从我个人，是朝着做点学问的方向努力的，尽管是业余地在做。在党校工作时期，可算是一半研究，一半工作。那时有条件讲点课做点学问，而且你在学校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能脱离业务；因为脱离了业务你也当不好领导。在那段时间，主要是写了三部篇幅较小的书稿，一是《新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在组织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的；二是《历史与个人》，主要是研究个人在历史上如何发挥作用问题的；三是《邓小平哲学思想探析》，主要是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三部书稿后来都陆续出版了。在东城那段时间，虽然公务很忙，也没有放弃读书和研究问题，一直到当人大主任期间，还在为市委党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上课，有时候课就安排在晚上，讲原著选读，包括哲学原著，也讲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在这段时间，主要是写了一些论文，比如有关于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有关于刘少奇经济思想的，也有关于邓小平思想的。特别是开始了关于我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到大学工作以后，一方面是结合大学的办学实践，研究高校建设的有关问题，这方面也留下了一些作品；一方面因为仍然对人大制度有兴趣，2004年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合作，在全国人大研究部门和中央党校一些专家的帮助下，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以人大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由我担任所长；两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以这两个平台为基础开展了一些学术活动。2004年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篇文章《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优势》，提出了我自己对人大制度的一些思考。在我看来，我国的人大制度既不是三权分立的，也不是议行合一的，而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一统三分的；它超越了三权分立，也超越了议行合一，保留了它们各自的优势，又去除了它们各自的弊端，处于代议制发展史上经历了正题、反题之后的合题状态，具有一种历史的高位优势。这个观点在此前还没有人提出过。到市人大机关工作后的这几年，时间相对宽松，领导让我兼任市人大理论研究会的秘书长，操持相关学术活动。同时，这几年也是我个人读书最多、写文章最多，主持课题最多的几年。比较重要的文章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几个问题》、《民主与法治必须同在同行》、《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建立与发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有敬畏之心》、《重温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北京乡镇人大调查随笔》、《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多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同时还承担了3项省部级课题或重点课题，合作主编了6部文集。从中央党校毕业后，我是在市党校时期评的讲师和副教授，后来转岗到了公务员，不能评职称了，直到2004年在大学工作时才评了哲学教授。汇总起来，个人发表的字数约在300万字左右。如果说，这些年之所以没有扔下学术研究，也出了点成果，主要跟自己多年来形成的爱读书、爱动脑、爱动笔的习惯有关。当然，能够坚持边学习、边工作、边研究的生活模式，喜欢做什么就研究什么，也是一个原因。
访谈结束后，我们根据录音进行了整理，也写了些我们的访谈感受，其内容要比现在多。在发给席师兄进行审读的时候，他又作了删节和梳理。
收入本书的文稿主要是本人于2008年至2012年7月期间的作品。其时，本人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任职，负责民族宗教侨务方面的工作。作品从内容说，包括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文化调查与读书心得，以及对自己所担负工作方面的思考；从形式说，包括论文、调研报告、读书笔记、讲稿等。可谓内容驳杂，形式多样。其中有一部分文稿是与同事合作的产物。本书之所以做这样的囊括，主要是对自己这段时间工作和学习的一种记录，或一种纪念。
书名取《求学集》，一是与本人以前的《求索集》、《求实集》、《求真集》相匹配，以求整齐，因为前面的这3本集子也是阶段性、同类型的文稿；二是“求学”，既有对不懈追求学问的自励，也有对继续求学意愿的表达。
在本书的整理、编辑、出版过程中，王斌先生、周小华老师、杨娜小友、李少军、王娜及出版社的同志们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恳的谢意。
作者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