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师既没，讲学之风渐微，予不自量，与二三同志砥切濯磨，妄意联属，期于不坠。赖君同志过为匡翼，以督予所不逮。”［５５］对此，钱绪山亦颇有同感，并从“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的一元论立场作了总结：“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５６］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尚书·毕命》：“既历三纪。”孔传：
“十二年为纪。”说明阳明去世后不久，宗门便开始了衰微，只是这种衰微的迹象主要发生在浙中地区，并不包括江右、南中等地区。
事实上，从精英层面看，到了后阳明时代，由于讲学活动的衰微，有关王门弟子、后学间的师承关系，除了第一代弟子的情况比较确定外，嘉靖后期开始情况就已变得非常复杂，甚至混乱不清了。
譬如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引董其昌（据说是罗汝芳的入室弟子）之说：
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然姚江身后，其高足王龙溪辈，传罗近溪、李见罗，是为江西一派；传唐一庵、许敬庵，是为浙江一派；最后杨复所自粤东起，则又用陈白沙绪余，而演罗近溪一脉，与敬庵同为南京卿贰，分曹讲学，各立门户，以致并入弹章。而楚中耿天台、淑台伯仲，又以别派行南中。最后李卓吾出，又独创特解，一扫而空之。今锡山诸公（指东林一派），又祖杨龟山，特于朱陆异同，辨晰精核，则二程渊源，又将显著于中天矣。［５７］虽然董其昌对耿氏兄弟的判定以及对李贽、东林诸子的评语，颇有独到之处，但他对龙溪以后的分疏与界定，则反映出他对阳明以后王门分化传承状况之把握的肤浅和混乱。只要对阳明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错误。如李见罗的为学宗旨与阳明有异，带有兼容并畜之倾向［５８］，故而被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归入“止修学案”。即使就师承关系而言，李见罗也应归入邹东廓门下，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便将其归入邹氏师承表中。再说唐一庵和许敬庵，皆为王、湛折中论者，将他俩归入龙溪门下，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许敬庵尝这样评价唐一庵：
湛先生称随处体认天理，王先生称致良知，先生（指唐一庵）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言为的。夫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谓道心也，讨者，学问思辨行之功，即与虞廷之所谓精一也。随处体认天理其旨该矣，而学者或昧于反身寻讨；致良知其几约矣，而学者或失于直任灵明。此“讨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诚，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杂，即所谓体认天理与致良知。此先生苦心深诣，可与湛王二先生鼎立为儒宗者也。［５９］许又自诩道：“吾于四先生（指薛文清、陈白沙、王文成、胡敬斋）各师其所长而已，其未至者不敢尽以为然也。”［６０］并批判阳明后学说：“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畅矣。乃其末流，侈虚谈而少实行，世之君子犹惑焉。”［６１］这说明，唐、许二人的基本立场与王龙溪相差甚远。浙西学者董其昌的上述言论，一方面表明他有抬高浙西学者并把王湛合一论者纳入主流王学队伍的意图，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阳明时代整个王门尤其是浙中王门的严重分歧和步调不一。而这正是浙中王门过早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 浙中王门的兴起与衰微
关于浙中王门，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的序言中有一段详细评论：
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然一时之盛，吾越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其儒者不能一二数。若山阴范瓘，字廷润，号栗斋，初师王司舆、许半圭，其后卒业于阳明，博考群经，恍然有悟，以为孔、孟的传，惟周、程得之，朱、陆而下，皆弗及也。家贫不以关怀，曰：“天下有至宝，得而玩之，可以忘贫。”作古诗二十章，历叙道统及太极之说，其奥义未易测也。余姚管州，字子行，号石屏。［６２］官兵部司务，每当入直，讽咏抑扬，司马怪之。边警至，司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贤路？”司马谩为好语谢之。以京察归。大洲有《宿四祖山》诗：“四子堂堂特地来。”谓蔡白石、沈古林、龙溪、石屏也。范引年，号半野，讲学于青田，从游者颇众。［６３］夏淳，字惟初，号复吾，以乡举，卒官思明府同知。魏庄渠主“天根天机”之说，复吾曰：“指其静为天根，动为天机，则可，若以静养天根，动察天机，是歧动静而二之，非所以语性也。”［６４］柴凤，字后愚，主教天真书院，衢、严之士多从之。［６５］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历官右副都御史，以《传习录》为规范，董天真之役。闻人铨（按：又作诠），字邦正，号北江，与绪山定《文录》，刻之行世。［６６］即以寒宗而论，黄骥，字德良，尤西川纪其言阳明事。［６７］黄文焕，号吴南，开州正学，阳明使其子受业，有《东阁私抄》记其所闻。
黄嘉爱，字懋仁，号鹤溪，正德戊辰进士，官至钦州守。黄元釜，号丁山；黄夔，字子韶，号后川。［６８］皆笃实光明，墨守师说。以此推之，当时好修一世湮没者，可胜道哉！［６９］浙中是阳明思想的发源地，也是最早自立门户的地方，黄宗羲在序文中所说的“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即指此意。于是，梨洲接着便在《浙中王门学案》一至四中，为徐爱、蔡宗兖、朱节、钱德洪、王畿、黄绾、董澐附子榖、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张元冲、程文德、徐用检、万表、王宗沐、张元忭等“正宗”的浙中王门弟子分别立传；并在《泰州学案》五中为周汝登、陶望龄、刘塙等具有泰州王门背景的浙籍学者立传；又在《甘泉学案》四、五中，为唐枢、蔡汝楠、许孚远等浙西籍的王湛折中论者立传；还在最后的《附案》中，为应典、周莹、庐可久、杜惟熙、颜鲸等金华传人立传。［７０］除此之外，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由贾朴刊刻并请黄宗羲口授序言的《明儒学案》紫筠斋（贾朴斋名）本（《四库全书》所收的山东巡抚采进本即为该本），尚有二老阁本中未予记载的许璋、王文辕（《姚江学案》）［７１］、胡瀚［７２］（《浙中王门学案》）三人的叙传。紫筠斋本所载的许璋等人的叙传，虽有可能为贾氏所增，但也不排除被黄宗羲遗漏的可能性。据贾润序云：“其他崛起而无师承者，亦皆广为网罗，靡所遗失。论不主于一家，要使人人尽见其生平而后已。”汤斌亦曰：“《学案》宗旨杂越，苟善读之，未始非一贯也。”［７３］说明黄宗羲在搜集资料时，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可以说是越杂越好， “广为网罗，靡所遗失”。
况且，即使为贾氏增入的推测能够成立，那也是符合黄宗羲心愿的。因梨洲曾曰：“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羲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庵、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７４］贾氏增入无疑是对梨洲这一心愿的满足。
然而，黄序中记载的最后几位黄氏学者，别的史志记载甚少，只因是梨洲“寒宗”之故，才被记录在案。总的来说，梨洲在浙中王门序文及而后的学案、附案中，对阳明的第一代弟子或者与浙中王门关系密切的人，都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叙，不过仍有一些不该有的疏漏，其中有几位从学于阳明的弟子（如徐珊、杨珂），在《明儒学案》中虽偶有提及，但并未作展开叙述，应补入才是。
徐珊，本姓史，号汝佩，又号三溪，余姚人，嘉靖元年举人。
正德十六年师事阳明。据阳明《书徐汝佩卷》：“壬午（嘉靖元年）之冬，汝佩别予北上，赴南宫试。已而门下士有自京来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宫策问若阴诋夫子之学者，不对而出，遂浩然东归，行且至矣。予闻之，黯然不乐者久之。”［７５］徐珊对此解释道：“始吾见发策者之阴诋吾夫子之学也，盖怫然而怒，愤然而不平。以为吾夫子之学，则若是其简易广大也；吾夫子之言，则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则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悯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堕于渊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诋詈而日惇惇焉，亦岂何求于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觉其为心，而相嫉娼诋毁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与之并立乎？已矣！吾将从夫子而长往于深山穷谷，耳不与之相闻，而目不与之相见，斯已矣。故遂浩然而归。归途无所事事，始复专心致志，沈潜于吾夫子致知之训，心平气和，而良知自发。然后黯然而不乐曰：嘻吁乎！吾过矣。”士遂问：“然则子之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欤？”徐珊答：“非是之谓也。吾之为是也，亦未下可；而所以为是者，则有所不可也。吾语子。始吾未见夫子也，则闻夫子之学而亦尝非笑之矣，诋毁之矣。及见夫子，亲闻良知之诲，恍然而大悟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责。吾不及夫子之门，则几死矣。今虽知之甚深，而未能实诸己也；信之甚笃，而未能孚诸人也。则犹未免于身谤者也，而遽尔责人若是之峻。且彼盖未尝亲承吾夫子之训也，使得亲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诋毁者，异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责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笃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责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诋毁，而日谆谆然惟恐人之不入于善，而我则反之，其间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乐也，盖所以爱珊之至而忧珊之深也。
虽然，夫子之心，则又广矣大矣，微矣几矣。不睹不闻之中，吾岂能尽以语子也？”后徐珊见阳明，备以其所以告于士者为问，阳明“颔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７６］，对徐的解释不作表态。后来钱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见（阳明）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曰：‘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先生曰：‘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７７］可见，阳明是想借会试的机会而使自己的学说“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然徐珊显然没有阳明那样的远见卓识，而只会意气用事，故为阳明所“不乐”。嘉靖二十年，徐珊官辰州府同知，曾建虎溪精舍于辰州［７８］，对阳明学在湖南的传播起到过一定作用。后因“侵饷缢死，人羞称之”； “时人为之语曰：‘君子学道则害人，小人学道则缢死。’”［７９］与同为余姚人、同为阳明弟子的徐爱之清廉不同，徐珊应属阳明门下的贪官之形象。
著有《卯洞集》。［８０］卯洞在盘顺中里，介于楚、蜀之交。嘉靖间，徐珊以庙工采木于此，积其二年中所作公牍、杂文为二卷，诗歌为二卷，因以其地名集。
杨珂，字汝鸣，余姚人，正德十六年九月，阳明归余姚省祖茔，杨珂与孙应奎、徐珊等从阳明讲学，后隐居秘图山，不以科举为事，自放于山水之间，遂号秘图。为诗洒脱不群，晚年日趋怡旷，被誉为“越中十子”之一。“所临晋、唐帖，得其神似，书法与徐文长齐名，而王元美（世贞）故以险怪目之。以一时艺苑共走太仓（指王世贞），秘图、文长皆不屑也”［８１］。作为阳明弟子，杨珂可谓浙中王门中最早把阳明学的基本精神融会贯通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代表之一，对浙东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若将整部《明儒学案》作番比较就不难发现，《明儒学案》中浙江尤其是绍兴地区的学者所占比例应该说是最多的。有学者曾根据《明儒学案》的人名索引作过统计，能够明确地望的理学家共有２４１人，其中浙江籍４７人，占１９５％，居江西之后；然若以县论，超过１０人的全国只有三个县，浙江占两个，即余姚和山阴，都在绍兴府；如果按府级单位计算，绍兴共有２５人，居全国第一。［８２］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在《儒林宗派》卷一五“王氏学派”中则收录了４７０余名阳明的门人后学，其中浙江籍的５７人，江西籍的６０人，浙江虽略少于江西，然明显多余江苏［８３］、安徽等阳明学重地。而浙江籍中，又以余姚最多。这是因为，浙江乃阳明学的创设之地，又是黄宗羲、万斯同的家乡，他们编撰《明儒学案》和《儒林宗派》，以浙江学者居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江西则是阳明经营时间最长、出版重要著作（如《传习录》、《大学古本旁证》、《朱子晚年定论》等）最早的省份，所以阳明学在江西的发展后来居上，超过浙江，也是正常的。问题是，黄宗羲把浙江的阳明学者分别置于浙中、泰州、甘泉三个学派以及“附案”中，从而使浙中王门在与江右等地区王门的力量对比中，从开始时的上风转为了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