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本对阳明思想和实践最为倾心并且全力以赴加以推广实施的，非阳明之社学教化理论莫属。阳明十分关心社学发展，欲通过兴办社学去教化一乡之民众，这在其所作的《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政论性文献中有具体反映。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阳明从事平民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播王学，而是想利用乡村的宗族网络，通过社学来化谕乡民。其大多数弟子对他的这一深衷也是心领神会、活学活用的。有不少门人后学，尤其是赣、粤两地的高足，曾为推动社学乡约而奔走呼号，并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季本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只是由于条件所限，季氏推行社学乡约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乡，而是为官之地。他在广东揭阳主簿任内，曾与薛侃合作推行《榕城乡约》。薛侃曾对此大加赞赏：“彭山季子自侍御出簿视邑事，行约兴颓，百废俱新。”［１１５］ “侍御彭山季子来簿，吾邑首以化民为任。锄奸伐梗，行之一年，民始就规束。乃召父老而告之曰：‘有善无恶，人之性也；好善恶恶，人之情也……’于是酌为条规，乡立约长以总其教。……开其良心，又彰其善、纠其恶，以振厉之。数约复为一总约，以察诸约之邪正。”［１１６］为此，聂豹曾竭力敦请永丰知县彭善、吉安知府屠太山酌取季本的揭阳经验用于永丰，制定了《永丰乡约》，从而把季本的成功经验逐渐推广到了赣南各地。
问题是，季本罢归后为什么不把这些成功经验推广到越中地区？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条：一是季本本人因屡遭挫折而大大降低了政治热情度，于是归乡后，便决意不闻政事，皓首穷经，一心著书；二是季本的家乡越中地区与赣、粤地区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开放程度以及文化环境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对此，笔者准备在后面再作详细阐释。
季本也是比较早地注意到王学弊端的学者之一。这在其理论代表作《说理会编》［１１７］中有集中反映。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
（季本）亲闻姚江之传，而同门之士传布师说遍天下。恐其为说既长，或乖典则，故辑此书。凡疑难之说，悉辨明之。其意盖拟守仁于濂、洛，而此书则仿《近思录》而作……其间巧借程、朱之言以证良知之说，则犹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旨耳。（８１１页）可以说，该书的主要特点就是“巧借程、朱之言以证良知之说”。比如主张知先行后说（２９４～２９５页）；强调“心也者，天理在中之名也”（２７１页）；“性也者，生理之主于心者也”（２６５页）；“心与性一也，心者性所聚之居，性者心所具之理”（２７３页）；提出“自然者，流行之势也。流行之势，属于气者也。势以渐而重，重则不可反矣。
惟理可以反之。故语自然者，必以理为主宰可也”（２６３页）；声称“乐者心之本体，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泰然顺适，无所牵缠，本体之乐如是。……然此乃是成德之了，与喜怒哀乐乐字不同。喜怒哀乐是偏言所感一事之乐，然犹有不中节者，则骄乐、宴乐，害其本体者多矣。……此乐非由外铄，皆从心生，故曰乐者心之本体也”（２８１页）等等，几乎都可以从程朱那里找到根据。所以该书并无多少新意可言。它的价值，可能主要体现在进一步拉近了朱、王两家的距离，为阳明学的推广普及创造了较好的理论环境。因此，该书与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如果说阳明著《朱子晚年定论》的目的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那么季本著《说理会编》的目的便是想用程朱之说来克服王学固有的缺陷，使王学能不“乖典则”，不堕虚空。所以季本强调：“心体未尝不虚，但以性之至善本来虚明者言虚则可，若以无善无不善为虚，则所谓虚者乃是著虚。著虚犹属气也。”（２７２页）不难看出，遭到季本痛击的“著虚”之弊，虽表现在部分阳明门人后学身上，但根源则在阳明那里。
除了“巧借程、朱之言以证良知之说”外，季本还试图把阳明的“致良知”说与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融和互补，又印证于经书“典则”，以避免双方的传人走入极端。他说：
先师与甘泉翁同志友也。二公之教各立一家，先师则主于致良知，甘泉则主于随处体认天理。议者或谓：致良知之说近于虚，体认天理之说近于助。殊不知良知即本心之明、自然而动者也；致则复其本体，中间有多少工夫节次，其言简易直截而彻上彻下，一贯无遗。但恐学者从自然上说知，不本其发端之善，则虚而无主，将不以生为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体有何倚着？身体力行而省察之以认其是处，所谓体认也，恶得谓之助？但云随处则未免物物刻雕，此下学未见头脑之事也。若致良知，则如《论语》之言“一贯”，可以直超上达；随处体认天理，则如《论语》之言“忠恕”，乃随事精察之功也。但著于声色，则不免于助耳。此特言二公之见各有所主。若其人品优劣，则君子固有定论矣。［１１８］在同门中，季本思想可以说与聂豹最为相近。其著名的“贵主宰而恶自然”的思想，起初惟有聂豹给予了坚决支持。关于这一思想的产生过程及其立论依据，季本曾有详细说明：
甲午（嘉靖十三年）秋，余自南礼曹谪判辰州。月山以余为同门，不耻下问。而余学尚未精，靡有丽泽之益。然是时方兴慈湖杨氏之书，同门诸友多以自然为宗，至有以生言性，流于欲而不知者矣。余窃病之。越三年转而吉安，乃为《龙惕书》，以贻月山，亦未以为然也。双江聂子独深信之，则为《心龙》之说，以发其义。夫心之为龙也，言乎其惕也。龙起则惊，惊则惕，惕则天理初萌未杂于欲之象。盖即中庸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几也。是谓良知。此非至健，何以能之？故《易》曰：
“乾以易知乾之知，我自能知无待于外，何难之有？”所谓自然也，自然以乾知为主，岂复有流于欲者哉？此龙惕书之本旨也。
然为别既久，无由面论其详。又三年，余守长沙，月山自辰阳假公事来见，复相与讲明此学。而月山始洞然不疑，是余之说又深信于月山矣。及余谢事归林下，而月山已为吾浙斗师，过访敬庐，而余亦特往造焉。谈而不厌，久而愈亲，可谓君子交矣。［１１９］所谓“是时方兴慈湖杨氏之书”，估计指的是嘉靖四年由江西提学周广编校《慈湖遗书》十八卷和嘉靖十二年在江西增订出版《慈湖遗书》二十卷之事。而当时有不少人则趁杨简著作刊刻之际，掀起了宣传陆王心学的高潮， “数年之间，其说盛行如炽”［１２０］。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罗钦顺著《困知记》（嘉靖十二年作），对陆、杨心学进行抨击；湛甘泉读《慈湖遗书》后作《杨子折衷》（嘉靖十九刊刻），目标亦直指杨简。据崔铣《杨子折衷序》说：
杨简者，子静之徒也，衍说诩章，益无忌惮，苟不当意，虽圣亦斥，未久皆绝不传。近年忽梓其书，崇尚之者，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为道蠹，彼何人哉？整庵公辟陆、杨之谬，渭之于陆，甘泉之于杨，则篇摘而缕数之，不赖三公，中华又其夷乎！［１２１］季本著《龙惕书》［１２２］、聂豹著《心龙》，称得上王门中参与这场“围剿”杨简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一致把重点放在自然主宰之辨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杨简以及部分阳明弟子。正因为季本、聂豹的所作所为迎合了王学批评派，所以遭到王门中坚力量的反击亦是意料之中的事。比如王畿一方面承认“彭山深惩近时学者过用慈湖之敝”［１２３］，另一方面又对其“以警惕主宰自然”说进行了严厉批评。［１２４］邹守益所作的《心龙说》，对季本亦有批评。［１２５］又据《南野集》卷三《答季彭山》书，欧阳德在从季本那里获得《龙惕书》后，对其说亦有微词。［１２６］然而，浙中王门的重要传人张元忭则对王畿“以自然为宗”的思想表示不满，而有取于季本的“龙惕说”，称其大有功于阳明之门：
其（指季本）在吉安，讲学于青原山。时讲学者多以自然为宗，而厌拘检。先生惧其浸十师门之旨，因为“龙惕说”，以挽其敝。大都以龙喻心，以龙之警惕而主变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归乎自然，而用功则有所先。间以质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说，不为动。［１２７］张元忭生活的晚明社会，王学弊端已暴露无遗，所以张氏支持季本而反对王畿，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连徐渭这样的王畿信徒，也对季本的“龙惕说”表现出了浓厚兴趣。［１２８］这说明， “龙惕说”的负面效应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渐渐淡化，而其正面意义则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知，尤其在自然说较为泛滥的越中地区，更是受到有识之士的理解和关注。虽然季本的“龙惕说”在提出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他能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坚持向当时的四位王学大师（即邹守益、聂豹、钱德洪和王畿）做工作，虽“再三往复而说未定”，但仍能“自信其说不为动”，最终使他们改变态度［１２９］，赢得赞许，为王学留下了又一个“自我修正”的成功案例。这在笔者看来，是相当不容易的。
（第三节 浙中王门的实学形态
———顾应祥、孙应奎论
一、顾应祥
顾应祥（１４８３—１５６５），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与严嵩、湛若水同年。正德元年，顾奉旨担任轩使者，参与编纂《明孝宗实录》。正德三年编修完成后改授饶州府推官。正德六年，顾以台谏征召至京师，上因其年少，遂先补为锦衣卫经历。据徐爱《同志考》，正德七年，阳明在京师担任考功清吏司郎中，顾于是年受业于阳明。正德十二年，吏部推荐顾应祥为大理卿，顾力辞不就，因改广东岭东道佥事。此时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顾遂在阳明指挥下，先后讨平汀、漳山寇、海寇及郴、桂之贼寇，“半岁间三捷”，深得阳明赏识。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叛乱，顾被派往担任江西按察副使，尚未到任，叛乱即平，顾遂抚循疮痍，招集流亡，尽全力做好善后事宜。后历任陕西苑马寺卿、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嘉靖十二年正月，顾闻母杨淑人丧，未等朝廷同意，即返家奔丧，遂遭革职查办。家居十五年，尝与尚书蒋瑶、刘麟共组苕溪诗社。嘉靖二十二年，又与唐一庵等结社湖州岘山，名为“岘山社会”，以为“优游林下”之乐。［１３０］嘉靖二十七年，因都察院荐举，顾再次出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翌年升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十九年，任刑部尚书，以法律条令繁杂，令吴维岳等撰《律解疑辨》。此时严嵩任首辅，朝中之人皆惧其权势。顾与严嵩为同年进士，遂以耆旧自处，引致严嵩不悦而遭解职。《明史》未列其传，事迹可见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一五《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箬溪顾公应祥行状》、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六《箬溪顾公墓志铭》等。
顾应祥著述甚富，涉及数学、天文、哲学、史学、政治等诸多领域。数学、天文方面的成就，足以使他成为与浙西另一位大数学家李之藻齐名的中国古代十大数学家之一。顾氏虽拜阳明为师，一生致力于心性学的探讨，但天文、数学始终是他的兴趣爱好之所在。
他一生“好读书，九流百家皆识其首尾，而尤精于算学”［１３１］。著有《勾股算术》二卷（１５３３年）［１３２］、《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十卷（１５５０年）［１３３］、《弧矢算术》（１５５２年）一卷［１３４］、《测圆算术》四卷（１５５３年）［１３５］及《授时历撮要》等数学、天文学著作。他曾自述说：
“贱子数学原无师承，只是钻研册子，得之中间多有不蹈旧格者，反若简便，至于立法之故必须指授者，往往未得于心。”［１３６］说明顾氏研究数学，亦以是否“得于心”为的，此可谓明代数学之“通病”。
明代数学发展要明显落后于宋、元时期，以心学治数学，而不是遵循数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明朝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来看，顾应祥整理勾股问题而撰成《勾股算术》，用自己的理念重新整理《测圆海镜》的知识内容而撰成《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其背景乃是整个明朝士大夫率以空疏学风相尚的学术大环境。对一个官至刑部尚书的政客并且倾心于性命之学的道学家来说，能够对数学等自然科学有这样的认知与成就，的确令人钦佩。就阳明学的自身潜质而言，很难说有促进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可能性，顾应祥的出现，不仅丰富了阳明学的内涵，而且提出了王学研究的新课题。
当然，顾应祥最关心的还是人心、民生及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人代纪要》三十卷、《南诏事略》一卷、《长兴县志》一部、《静虚斋惜阴录》十二卷、《崇雅堂文集》十四卷，以及《读易愚得》一卷、《归田诗》四卷等。其中《人代纪要》“以编年纪事，虽无事必书其年。盖合《甲子会纪大事记》而一之。然繁简失伦，多未尽当。其中无年可编者，亦往往随意科配”［１３７］；《南诏事略》“乃应祥巡抚云南时所撰。大约摭拾各史《蛮夷传》及滇中旧志，参订而成。其诸书与史互异者，皆别作按语，详为考证。
诠注叙次，颇为简洁。至所载郑氏世次及一切事实，皆《五代史》及《五代会要》、《文献通考》诸书所未载，亦足裨史氏之阙也……与史传悉异，而未著其所出。盖明人著书之疏漏，往往如斯矣”［１３８］；《长兴县志》则编纂于其致仕后的嘉靖三十八年，四十年刻书成；《静虚斋惜阴录》亦是其致仕以后所作，于去世前一年由顾本人序刊。该书内容颇杂，尝“自序谓：古今人物之贤否，政治之得失，笔之于册。前数卷论理、论学诸篇，皆主良知之说。首附录礼论一篇，盖嘉靖初议大礼时所作……其论曾为王守仁所取，故弁于首卷…… 《明史·艺文志》列之儒家，然其中颇及杂说，不专讲学，今改入杂家类焉”［１３９］；而《崇雅堂文集》则为顾氏的诗词书信集，死后由其后代整理刊刻而成。
顾应祥对阳明学的态度比较复杂，理解亦常有歧义。他是阳明中年以后的入门弟子。阳明曾对他寄予厚望：“惟贤温雅，朋友中最为难得。”［１４０］然他则因对阳明门人“空谈性命，哓哓驾说”不满而“卒至畔去也”［１４１］。阳明殁后，他“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遂作《传习录疑》”［１４２］，与王门权威展开辩论。《传习录疑》今已不传，其质疑《传习录》的内容，《静虚斋惜阴录》卷一至卷三中也有许多记载，后者是否即为《传习录疑》，尚待考证。据顾应祥嘉靖四十三年自撰《静虚斋惜阴录序》载：“（《静虚斋惜阴录》）中间多有前人所不道及与当世名儒议论不合者，匪敢创为异说，惟求其理之当于吾心，以求正于后之有道者。”该书的前三卷主要是点评阳明的《传习录》，所针对的便是《传习续录》，即通行本《传习录》的第三卷。顾氏对阳明所言，不是指出“其言彼此不同”，就是强调“愚未敢以为然”［１４３］。（以下凡引顾应祥的话，均出自《静虚斋惜阴录》，只注《续修四库全书》本之页码。）书中所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涉及阳明学方面的可大致梳理出以下四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