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不仅师从阳明、宣传阳明，而且还为阳明学派培养过人才，由此而得到阳明的更加青睐。如“祁连生傅凤，志在养亲而苦于贫。
徐曰仁之为祁也，悯其志，尝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来京师谒予（阳明），遂从予而南”［１７６］。再如曾被徐爱多次向阳明推荐的王天宇，后亦成为阳明的十分中意的门生，并称“天宇诚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潜者也”，从而使阳明“益信曰仁之言”［１７７］，以至放心地让他代表自己去授业育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徐爱视为阳明学派最早的也是阳明最为信任的“教授师”和引路人。正因为徐爱在王门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阳明门人会把他的话与阳明语录同等看待，以至被收入《传习录》中［１７８］，尊为教旨，而这在《传习录》中是找不到第二例的。
四、大疑大悟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徐爱对阳明的忠诚，并不等于盲从。由于王门的早期弟子所面对的是体系不全、宗旨未明的阳明学说以及唱和者寡、入门者疑的门户型态［１７９］，所以不要说黄绾，就是像徐爱这样的“近亲”，在入门后的一段时间，也会对阳明之说怀有疑虑。
这就是何以徐爱在入门之初曾给人以因兄长之恩、家父之命才不得已师从阳明的感觉，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一生必然是跟随阳明为标新立异而在黑暗中艰难探索的一生。而他从入门后的“大疑且骇”到“已而大悟”，再从“私与忧复作”到“乃今大省”
的若干思想历程，则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探索的过程。他曾回忆说：
予始学于先生，数年惟循迹而行，久而大疑且骇，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上系之稍通，复验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见，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体也，此心也，此学也。性本善也，而邪恶者客感也。感之在于一念，去之在于一念，无难事，无多术。且自恃禀性柔，未能为大恶，则以为如是终身可矣。而坦坦然，而荡荡然，乐也，孰知久则私与忧复作也！忽之则无所进，乃今大省，而知通世之痼疾存者有二，而不觉为之害也。”［１８０］直到正德七年末，徐爱在与阳明一起讨论《大学》格物诸说时，仍对阳明之见表现出极大的惊骇与疑虑：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
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１８１］从“始闻而骇”到“既而疑”，最后到肯定阳明是“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似乎又把正德二年刚入阳明之门时的迷茫之路重新走了一趟。所以湛甘泉说他“旦夕辨疑，将谓得所”［１８２］，是符合实际的。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指阳明学说）藩篱。”若考虑到徐爱从入门到去世一共也只有十年时间，那么便可以得出其学问生涯始终是在迷茫摸索中度过的结论。而在此过程中被阳明晚年弟子极度放大的“龙场悟道”，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次“超入圣域”的历练过程。尽管他也认为阳明“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但却从不明确指称这就是标志阳明思想成熟的“龙场悟道”。在他看来，其实阳明早在弘治末年就已算得上“闻道”［１８３］了，居夷三年只不过是在“超入圣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罢了。正因为徐爱对阳明“龙场悟道”关注得不多，评估也不像其后继者那么高，所以才会对其间从学阳明者“莫之知也”［１８４］。甚至可以这么说，徐爱所汲取的主要是阳明在正德三年以前和正德六年以后的学说，而这段时期阳明宣扬的主要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心即理”说和简易直截的“心上工夫”说。于是，就有了徐爱式的“读书不识心如何，自恨此生几浪过”［１８５］的悲情告白，以及强调“知之即是信之”［１８６］的颇具个性的阳明学说之解读路径。
他说：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
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阳明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流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１８７］很显然，在徐爱思想中还残留着较深的朱子学痕迹，刘宗周、黄宗羲说他“心中教法，居然只是宋儒矩矱”，是能够成立的。只不过这个责任并不在他，而主要在阳明，因为当时就连阳明本人也没有完全脱离朱学的藩篱。另外，徐爱还受到过王华的影响，而王华思想则完全可以纳入正统理学的范畴，这从其对陈献章的态度中即可看出一斑。［１８８］也许是受王华的影响，徐爱对陈献章亦很不以为然：
今以康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见其大成，则疑其于得力处有未至。白沙之风，使人有“吾与点也”之意。
此意在圣门首与，濂溪亦首令二程寻此。然末流涉旷，则疑其于用力处有缺。夫物，有体斯有用；事，有终必有始。将以康斋之践履为体为始耶？将以白沙之造诣为用为终耶？是体用始终岐为二也。［１８９］徐爱对“用力处有缺”的白沙之学的否定，虽然采用的是阳明的“体用合一”说，但其感情基础则很有可能导源于王华。王华曾不遗余力地“阐扬孝道”［１９０］，崇尚古之教化，其温和、折中的思想性格，对徐爱的影响不可小视。徐爱的《梅庄书院记》就是一篇记述和褒奖王华思想行实的重要文献：
海日翁守道范物以不素餐，德莫大焉，古之人也，弗可及矣。后不意予辱舅海日翁，且叨门下。海日翁时为天子讲官，启沃辅弼，道行于朝，其不可及者，既得益征服……夫浙距祁数千里，声气习尚，奚翅风马牛之不相及，翁以介儒明道其间［１９１］，化永弗替，安知后不有考而求之者，将与石鼓、岳麓并传于世？则祁阳文化之日新，方伯公之阔节，海日翁之降德，张公之哲信，竑之善学，举于是乎在。
这不仅说明王华对徐爱任职的祁州地区的文化建设有过重要贡献，而且表明徐爱除了师从阳明外，还师从过王华，所谓“且叨门下”，便有入门之意，甚至其选择出守祁州亦可能与王华有关。因此徐爱的某些思想品质明显近于王华而与阳明有别，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乐学说：
乙亥之秋……出访（陈）子中之庐，子中兄弟宿馔以待，众乃起，酌酒为翁（指王华）寿，曰：“尊忘天下之达尊，而油油与士庶嬉饮赓歌于烟云泉石间，历险夷，阅晦明，关顺逆，而乐不变。翁真超物外者耶？”翁正色道：“否。夫君子之动也以示法，故观以辅德，义以节欲，妨学则弗乐，丧志则弗玩，故曰君子之游也。然则古之表风教于东江而不可忘者，将独山川乎哉？”［１９２］
王华强调的是“观以辅德，义以节欲，妨学则弗乐，丧志则弗玩”的“君子之游”，与同游上虞东山的章世杰、王世瑞、陈子中等人的“真超物外”之游有本质区别。而徐爱的乐学理念就与王华的“君子之游”较为相近（详见前述）。
（第三节 存世之作与文献之误
一、存世之作
因徐爱早夭，故其著述不多，今存于世的，主要是他编纂的《传习录》［１９３］及其所著的《横山遗集》。另据阳明《寄邹谦之·二》：“祠堂位次祔祭之义，往年曾与徐曰仁备论。曰仁尝记其略，今使录一通奉览，以备采择。”［１９４］说明徐爱还曾记录过阳明在宗法家礼方面的重要论述，后阳明又让人把徐爱所记编为“一通”，以供极为重视家族宗会、乡里会约的江右弟子“奉览”［１９５］。而阳明之所以要向徐爱“备论”“祠堂位次祔祭之义”，则估计是因为他不仅极为器重徐爱，而且与王华一样视徐爱为家族之主要传人，是故将宗法家礼知识备讲于爱听。此外，徐爱还有二十首诗被黄宗羲的《姚江逸诗》收录。黄宗羲按曰：
“其诗功力未深而不落凡俗”［１９６］。不过这些诗，皆见于《横山遗集》。
１．徐记《传习录》三卷
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十二月，阳明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正好亦出任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两人相约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三卷。［１９７］关于编纂之动机，徐爱在《传习录序》中说：
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靡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１９８］正德十三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三卷及序、跋、题辞三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陆记８０条、薛记３５条），用徐爱所用“传习录”
命名之［１９９］，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然徐爱使用此词，并非全采朱子之意，而是将“习”字释为“诚诸践履之实”。后来《续刻传习录》的编者南大吉之弟南逢吉称：“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者不可得，而此序序录之意则备矣。”［２００］说明徐爱所录的《传习录》三卷，至嘉靖初年即已散失，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中徐爱所记的十四条语录只是原刻本中的极小部分。
所以陈荣捷先生认为，徐爱所录绝不止十四条，可有二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即载于《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的南逢吉之注解。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矣。［２０１］２．《横山遗集》二卷四册据嘉靖十三年蔡宗衮《刻徐横山集序》载：
曰仁殁于正德丁丑，年方三十有一，距今嘉靖甲午，去世十八年矣。其父古真翁，年逾八十有三。一日，躅蹐而告予曰：
“吾爱子逝矣，形骸不可复矣。检其遗书，则有存者，吾将寿之梓，以永吾情。吾身存，阅其言之存，犹吾儿之对语也；吾身亡，得其言之存，犹吾儿之后死也。吾寄吾情而已，工拙皆所弗计，愿执事少加印，可即付之梓人矣。”予闻古真之言，恻然父子真情，自不觉泣然而感动也。乃正其讹，补其缺，删其可删，什存七八。……惟闵古真之情，具述其意于左，方集上下二卷，附亲友哀辞一卷。录成，适汶上路公廉宪浙省，恤同志之早世，体古真之钟情，遂捐俸梓之，以成其志。［２０２］可见，《横山遗集》的编辑出版大致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由徐爱父亲古真翁“检其遗书，则有存者”，然徐父“付之梓人”的目的是为了“寄吾情而已，工拙皆所弗计”，因此导致了该书刻印的粗糙，既不规范，又有不少错字。然后是执事蔡宗衮在古真翁的请求下，“乃正其讹，补其缺，删其可删，什存七八”，“集上下二卷，附亲友哀辞一卷”。这就是说，经蔡宗衮编辑后的《横山遗集》，只保存了原有遗书的十分之七八。不过蔡氏所附的哀辞一卷，有较大价值，其中还有阳明的两篇佚文。最后才由适逢“廉宪浙省”的同门路迎，“捐俸梓之，以成其（古真翁）志”。路氏刻本现由台北“中央图书馆”珍藏，此为海内外之孤本，藏书印记为“嘉靖十三年汶上路氏浙江刊本”。
二、文献之误
徐爱不仅著述存世很少，而且有关他的文献资料亦相当缺乏，即使现存的，也有不少错讹，对此，在笔者的以上叙述中，已有个别指正，这里拟再作一些更正。比如徐爱师事阳明的时间，据徐爱本人说，是在阳明谪龙场之前：“自尊师阳明先生闻道后几年，某于丁卯（正德二年）春，始得以家君命执弟子礼焉。于时门下亦莫有予先者也。继而是秋，山阴蔡希颜、朱守中来学，乡之兴起者始多，而先生且赴谪所矣。”［２０３］故黄宗羲曰：正德二年，“阳明出狱而归，曰仁即北面称弟子”；并批评道：“邓元锡《皇明书》云‘自龙场归，受学’，非。”［２０４］其实不仅是邓元锡的《皇明书》，还有像徐象梅的《两浙名贤录》、乾隆五十九年刊刻的《姚江书院志略》等，也都认为徐爱师从阳明是在龙场之后。如《两浙名贤录》（卷四《理学》）载：“（徐爱）弱冠领乡荐，适文成自龙场归，论学稽山，爱深契之，遂执贽称弟子，奋然以圣学为己任。”而《姚江书院志略》则亦以讹传讹。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认为“阳明居夷三载，公（徐爱）朝夕门下，但见之若易，而仰之愈高”［２０５］。
尤为令人费解的是，有关徐爱的一些史实，连已透露出朴学迹象的学术大师刘宗周也照样搞不太清。［２０６］如刘宗周《人谱·杂记二》中的一则记载就明显有误：
阳明先生晚年家居，谤讥纷起。一日，门人言之，因问所以致谤之由。门人或曰：“先生功高见忌。”或曰：“先生学与时抵。”或曰：“人虑先生，故谤。”先生曰：“是固皆有之，而不尽然。某向来犹带些乡愿意思，只今信得良知二字，略无遮掩，才做得个狂者。”时徐曰仁（爱）在坐，曰：“知此，方知圣贤真血脉。”［２０７］阳明此言发于晚年居越讲学时，记载于《传习录》下卷中，此时徐爱已去世，刘宗周所记徐爱之评语其实是薛侃之言［２０８］，当属张冠李戴。
到了清代，在述及徐爱时，连基本史实都出现了差错。比如据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记载：康熙三十三年“正月杪，万子公择冒雪来访，信宿而去，八月卒。公（指黄宗羲）思之，如阳明之于曰仁，不俟其家人之请而铭之”［２０９］。意指阳明曾主动为徐爱撰写过墓铭。其实为徐爱撰墓铭的是萧鸣凤，阳明只是单独或与其弟一起撰写过祭文。再比如，光绪年间李元度重修的《南岳志》卷一二《前献》中竟然有这样的记载：“至嘉靖初， （阳明）复与其徒钱德洪、王畿、徐爱辈游南岳，日与衡士讲学，从者百余人，因各授以《传习录》。”徐爱卒于正德十三年，怎么可能于嘉靖初年随阳明游南岳呢？且徐爱与阳明的晚年弟子钱德洪、王畿从未见过面，又怎能与他俩一块赴衡山呢？
除史实错误外，个别的在思想史的定位上亦有明显不当，如黄宗羲认为徐爱得阳明“致良知”学之真谛，就很值得商榷。其曰：
（徐爱）先生记《传习》，初卷皆是南中所闻，其于“致良知”之说，固未之知也。然《录》中有云：“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为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则三字之提，不始于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后，以此为宗旨耳。是故阳明之学，先生为得其真。［２１０］其实黄宗羲本人已说得很清楚，认为阳明是在“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２１１］。既然阳明思想是到晚年才真正成熟的，那么想要徐爱在正德十二年以前就“得其真”，显然不可能，黄宗羲如此言，似有为乡贤溢美之嫌。
黄宗羲又曰：“绪山《传》云‘兵部’ 及‘告病归’， 皆非。”［２１２］绪山所撰的《徐曰仁传》今已逸，且未见其他文献记载过，故而无法考证其具体内容。而传文的撰写时间则可能在嘉靖十三年以后，要不然《横山遗集》是不可能不收录的。问题是，若依黄宗羲所言，连钱德洪都把“工部”（指徐爱于正德十年升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误成为“兵部”，那么至少说明有关徐爱的一些史料记载，在钱德洪时恐怕就已经比较模糊，更不要说百年之后的刘宗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