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１］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５９页。
［１０２］《横山遗集》卷上《送戴工部摧芜湖归序》。
［１０３］《横山遗集》卷上《送戴工部摧芜湖归序》。按：说到徐爱的廉政思想，还得再提一下其父徐玺。据吕柟《古真先生传》：“爱举进士，出知祁州，适天下多故，廉能大闻于畿甸。而（徐玺）先生至祁，俭朴滋甚。人或语及贫富事。曰：‘昔人教儿世且嗤之，吾将教儿贪耶？’”（《泾野先生文集》卷三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六一，４５３页）说明徐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与徐玺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１０４］《横山遗集》卷下《应诏陈言“上下同心以更化善治”奏疏》。
［１０５］《横山遗集》卷上《答邵思抑书》。
［１０６］《姚江逸诗》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四〇〇，１３４页。
［１０７］《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５０３页。
［１０８］《两浙名贤录》卷四《理学》。
［１０９］［１１０］《思复堂文集》，４３页。
［１１１］《两浙名贤录》卷四《理学》。
［１１２］《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九。
［１１３］《王阳明全集》，９８４页。
［１１４］《思复堂文集》，４３页。
［１１５］《王阳明全集》，２２６页。
［１１６］据季本说，三子受业阳明的地方是在“阳明山中”即阳明洞：“时闻先师倡道阳明山中，（蔡希渊）乃偕守忠往受业焉，因与余姚徐君曰仁为三友，刊落繁芜，学务归一。”（《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议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蔡公墓志铭》，８９０页）
［１１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一三，７２０页。
［１１８］当时王门中流行着徐爱“及门最先”、季本“及门最久”的说法（如徐渭说：“自新建先生倡道东南，四方之士兴起而从之者，无虑数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门最久，称高弟。”（《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五《季彭山先生传》，４３７～４３９页））。后者余以为是，前者则有失精确（详见后述）。
［１１９］《明史列传》卷七〇，３３１４页，台北，学生书局据康熙抄本影印，１９６０。
［１２０］同上书，７３１页。
［１２１］参见《白鹿洞志》卷一二，《中国历代书院志》第１册，４３６～４３７页。
［１２２］《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议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蔡公墓志铭》，８９０页。
［１２３］《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议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蔡公墓志铭》，８９０页。按：王阳明《寄希渊》书曰：“守忠来，承手札喻及出处，此见希渊爱我之深，他人无此也。然此义亦惟希颜有之，他人无此也。”（《王阳明全集》，１５６页）对希渊的理论勇气，既赞赏又担忧。
［１２４］两书分见《东廓集》卷一、《白鹿洞志》卷一二。
［１２５］《季彭山先生文集》卷三《奉议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学佥事蔡公墓志铭》。
［１２６］《石龙集》卷二六《奠朱白浦侍御文》。
［１２７］《王阳明全集》，９６０页。
［１２８］参见《泾野先生文集》卷二〇《答山阴朱守中道长书》。
［１２９］《泉翁大全集·泉翁大全文集》卷九《答朱守中侍御》。
［１３０］《泉翁大全集·泉翁大全文集》卷一五《叙别》。
［１３１］《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一三，７２０～７２１页。
［１３２］《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２４页。
［１３３］参见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１１６～１１８页。
［１３４］《友庆堂合稿》卷四《三益轩会语》，第１３９条。
［１３５］《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２４页。
［１３６］［１３７］《王阳明全集》，９５５页。
［１３８］《王阳明全集》，７４５～７４６页。
［１３９］参见《阳明年谱》正德十二年五月条、王应鹏《祭文》、《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
［１４０］参见邓志伟： 《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４０６～４０９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１］《湛甘泉先生全集》卷七《答徐曰仁工曹》。
［１４２］［１４３］《横山遗集》卷上《同志考序》。
［１４４］徐爱病逝后，阳明“及门高弟咸推重中离薛公”（《罗明德公文集》卷二《云门录引》），故由薛侃来撰写《续同志考》是名正言顺的。另据钱绪山《答论年谱书》曰：“昨见兄（指罗洪先）疑，又检中离《续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则其诸所相传者不诬也。”（《王阳明全集》，１３７７页）可见，薛侃的《续同志考》是阳明学派的基础性资料，绪山等人编纂《年谱》亦要以该书为基准。
［１４５］《王阳明全集》，１２３５页。
［１４６］据何乔远《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载：“（徐爱）举进士，为南京郎中，与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季本、许相卿、王激、诸偁、林达、张寰、唐愈贤、饶文璧、刘观时、郑骝、周积、郭庆、栾惠、刘晓、何鳌、陈杰、杨杓、白说、彭一之、朱篪辈，日夕绩砺不懈。”然此处所载，并非都是阳明的早期弟子，更不见正德初年之入门者。
［１４７］湛甘泉为徐爱所撰的《祭文》尝曰：“推阳明义，视我师兄。”然此处之“师兄”，据笔者分析，当解为师与兄。因甘泉从未师从过阳明，何来“师兄”一说？倒是徐爱曾“尽究（王、湛）二子所得之奥”，除了师从阳明，似乎还师从过甘泉，故称阳明为师，而称甘泉为师与兄。只不过对徐爱来说，阳明师的影响力要远大于甘泉师罢了。
［１４８］读徐爱《三月丙寅纪梦》诗，便可体会到他对湛、黄二子的特殊情感：
“我拜甘泉堂，何时西泉来？阳明须臾至，偕登罗浮台。台高草堂春，尊酒同颜开。
遥呼石龙子（黄绾号石龙），如何滞天台？……不必究所论，此乐已无涯。”（《横山遗集》卷上）
［１４９］湛甘泉在《赠别应元忠吉士叙》中亦云：“正德丙寅，始得吾阳明王子者于京师，因以得曰仁徐子者。”（《泉翁大全集》卷一五）然《阳明年谱》只记载了弘治十八年至正德元年，阳明在京师与甘泉“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而并未记载徐爱“侍侧”王、湛之事（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２６页）。
［１５０］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２８页。
［１５１］至徐爱殁后，黄绾才比较明确地纳贽北面，奋然有志于阳明之学，诚如其所谓：“初春乡人归，辱手札并《祭徐曰仁文》，令人凄然，益念斯世之孤，不知何日得从阳明之麓，以毕此生也。”（《石龙集》卷一七《寄阳明先生书》三）直到正德末年，“阳明归越，先生（指黄绾）过之，闻致良知之教，曰：‘简易直捷，圣学无疑，先生真吾师也，尚可自处于友乎！’乃称门弟子”（《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１８页）。也就是说，黄绾虽与阳明相识甚早，然至阳明晚年归越讲学时，才正式称弟子，这在王门中是十分罕见的。
［１５２］《王阳明全集》，８７７页。
［１５３］同上书，１３７１页。
［１５４］同上书，１２３１页。
［１５５］黄绾撰于正德十一年的《实翁先生寿序》云：“绾先选部（按：黄绾父亲黄俌，１４４９—１５０６，字汝修，初号艾斋，后更方麓，登成化十七年进士第，初授职方主事，改武选郎中，赐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公（指王华）同年而好。公子守仁，绾则从而赖其成，即所谓得圣人之学者，于是以为公寿。”
（《石龙集》卷一一）此时黄绾对阳明已相当崇拜，故毫不讳言自己赖阳明而得圣人之学的事实。
［１５６］《横山遗集》卷上《和友人黄宗贤漫兴二绝》。
［１５７］《王阳明全集》，１４０９～１４１０页。按：在此过程中，黄绾采取的是折中诸儒的办法，并把阳明与甘泉的思想融会贯通。比如对于甘泉，其《春秋原古序》即曰：“时犹未见湛子之书，今偶见之，多与予合。乃取湛子之书及《三传》、胡氏，参以诸儒之说而折衷焉，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虽云经传，或由汉儒附会，后儒曲说，皆不敢信，必质诸真圣人之经而后敢安，此予之志也。”（《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２６页）后其门生吴国鼎在《〈明道录〉跋》中又说，黄绾曾谓四方来学者曰：
“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工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明道编》，７７页）《明道编》是黄绾晚年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到了晚年，黄绾已试图超越王、湛，直至取而代之。从资历上看，黄绾有这样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１５８］《明道编》，１５页。
［１５９］《王阳明全集》，９５５页。
［１６０］《横山遗集》卷上《龙溪次世瑞韵》。
［１６１］徐爱的《三月丙寅纪梦》（详见注１４８）诗，说的是黄绾滞留家乡，没来与阳明、甘泉一起“尊酒同颜开”的事，便隐约向我们透露出了一点黄绾与阳明之间的微妙关系。
［１６２］《石龙集》卷一一《实翁先生寿序》。
［１６３］参见《黄宗羲全集》第８册，１４４页。按：该书未见于万历十六年编刻的《湛甘泉先生全集》之通行本及其他刊本。
［１６４］序见《湛甘泉先生文集》万历七年三十五卷本。按：该序文亦未载于通行本。参见乔清举：《甘泉文集考》，《中国哲学》第１９ 辑，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
［１６５］《横山遗集》卷上《送黄宗贤谢病归天台诗叙》。
［１６６］徐、黄二人作为阳明早年的道友和弟子，常在暗中较劲，很少公开论学，用徐爱的话说，即“似可亡言矣，而犹有言乎哉！”（《横山遗集》卷上《送黄宗贤谢病归天台诗叙》）
［１６７］有关正德二年入阳明之门者，墨憨斋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记载得较为详细：“徐爱、蔡宗（按：原文缺‘兖’字）、朱节、冀元亨、蒋信、刘观时，皆来执贽问道。”然冀元亨、蒋信皆为阳明谪龙场以后的弟子，《靖乱录》所记明显有误。
［１６８］《横山遗集》卷上《同志考序》。
［１６９］《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５２页。
［１７０］据《年谱》记载：正德二年，阳明在越；夏，赴谪至钱塘（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２７～１２２８页）。徐爱等人可能就是此时师从阳明的。黄宗羲亦曰：“阳明出狱而归，先生即北面称弟子，及门莫有先之者。”（《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４８页）另据徐爱说，他于“丁卯（正德二年）春，始得以家君命执弟子礼焉”（《横山遗集》卷上《同志考序》）。由此可见，阳明出狱归越当在正德二年春， 《年谱》所记不明。
［１７１］［１７２］《王阳明全集》，２２６页。
［１７３］后人又有以闻阳明晚年之说而定王畿、钱德洪为王门“闻道最蚤”者，如《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陈昼卿刻本赞曰：“阳明高弟，首推王、钱；闻道最蚤，信道尤坚；引导后进，有开必先；患难相从，心丧三年；有功绝学，绵此宗传。虽曰钱为正学，而王近入禅；要皆孔门之颜、曾，与曰仁而三焉。”（沈云龙：
《明清史料汇编》集９册，３２页，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４］《王阳明全集》，１５９页。
［１７５］故而徐爱不仅主张为每一位同志立传，而且竭尽全力地保护哪怕意见不太一致的同门好友。据其《与许立升书》载：“夫王道者，爱之同门友也。其心行爱所素知，敢以一日之故，而为饰词以欺执事者哉！……夫谴不谴，固无加损于执事与王道，而爱犹以告者，盖同年知厚之私，亦效忠之意，非但为王道游说已也。”
王道（１４７６—１５３２），字纯甫，号顺渠，武城（今属山东）人，正德进士，曾任应天教授，初学阳明，后师甘泉，在阳明门下属于那种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的立场不坚定分子。正德八年，阳明在写给黄绾的信中曾极为伤感地说道：“世衰俗降，友朋中虽平日最所爱敬者，亦多改头换面，持两端之说，以希俗取容，意思殊为衰飒可怜。……仆在留都，与纯甫住密迩。……其后纯甫转官北上，始觉其有恝然者。
寻亦痛自悔责，以为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堕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自谓吾党数人，纵使散处敌国仇家，当亦断不至是。不谓今日亦有此等议论，此亦惟宜自反自责而已。”（《王阳明全集》，１５１～１５２页）后徐爱替王道说话，虽非因一日之交情，然的确是由于“其心行爱所素知”也。说明徐爱对王道的政治、学术立场仍予以一定的理解，而并未像阳明那样牢骚满腹。
［１７６］《王阳明全集》，２７０页。
［１７７］同上书，２７１页。
［１７８］即《传习录》上卷第６２条所记：“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
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王阳明全集》，２０页）在《传习录》中，其他人的话皆以问话而请阳明回答的形式出现，惟有徐爱的这段话，似乎是在代替阳明回答，这绝非偶然。
［１７９］当时有人就曾这么告诫想入王门的人说：“今之言道，莫阳明夫子若，而世方哄然訾议，彼苟有慕，人将畏而违之，何利焉？”然徐爱则不这么认为，正是他极力鼓动陆澄向阳明执弟子礼的（参见《横山遗集》卷下《送陆子清伯行序》）。
［１８０］《横山遗集》卷下《赠薛子尚谦序》。
［１８１］《传习录题辞》，《王阳明全集》，１页。
［１８２］《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〇《祭徐郎中曰仁文》。
［１８３］［１８４］《横山遗集》卷上《同志考序》。
［１８５］《横山遗集》卷上《写怀歌答族侄次韵》。
［１８６］《横山遗集》卷上《与林巡抚粹夫书》。
［１８７］《传习录跋》，《王阳明全集》，１０页。
［１８８］参见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下篇第十三章。
［１８９］《横山遗集》卷上《答王承吉书》。
［１９０］据徐爱说，王华曾为上虞曹娥墓撰写过碑词，碑词“极阐扬孝道，推引劝励，沨沨可读”（《横山遗集》卷上《东江吊古记》）。可见当时王华在家乡提倡孝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１９１］该段话是指王华受提学张时敏的推荐，作为浙江方伯宁良之子的家庭教师，被迎至祁阳教喻宁竑之事（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３８８、１３９４页）。
［１９２］《横山遗集》卷上《东江吊古记》。
［１９３］《中国子学名著集成》录有徐爱所编的《传习录》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崇祯间施忠愍刊本。
［１９４］《王阳明全集》，２０３页。
［１９５］从阳明《寄邹谦之·二》的上下文分析，此书从“或问《文公家礼》”
开始至末尾的一大段内容，当是徐爱所记。
［１９６］《姚江逸诗》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四〇〇，１３４页。
［１９７］据蔡汝楠《传习录》校刻本“右曰仁所录”后薛侃注云：“曰仁所纪凡三卷，侃近得此数条并两小序，其余俟求其家附录之。正德戊寅春薛侃识。”
［１９８］《王阳明全集》，１５６７页。
［１９９］在徐爱的序跋引言中虽未见“传习”二字，但从其序以孔子之言为准绳，加之南逢吉在其序后又明言：“此徐子曰仁之自序。”故笔者推测，“传习录”之命名可能出之徐爱。
［２００］转引自蔡汝楠：《传习录校本》。按：日本京都大学附属中央图书馆藏有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因该本版心下端有“衡湘书院校刊”六字，故又称“衡湘书院本”。
［２０１］参见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８页，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８８。
［２０２］《横山遗集》卷首《刻徐横山集序》。
［２０３］《横山遗集》卷上《同志考序》。按：然朱节所撰徐爱祭文则称：“而与同师事乎阳明。”意谓自己是与徐爱一起师事阳明的，这与徐爱所记稍有出入。
［２０４］《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４８页。
［２０５］《浙学宗传·明曰仁先生徐爱》，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１１５页。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亦从此说。这样的错误发生在既非纯学者出身又非浙江人的刘鳞长身上，似乎还可以原谅，然发生在与徐爱同邑（周氏出生在余姚的邻县嵊州，当时皆属绍兴府管辖）的周汝登身上就有点不应该了。
［２０６］《姚江书院志略》卷上《祀典·徐曰仁传》的资料，据说就来源于刘宗周的《刘子道统录》（参见《中国历代书院志》第９册，２９１页）。
［２０７］《刘宗周全集》第２册，１３３～１３４页。
［２０８］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１６页。
［２０９］《黄宗羲全集》第１０册，５５页。
［２１０］《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２４９页。
［２１１］同上书，２０１页。
［２１２］同上书，２４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