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学术中心在浙东，所以常有浙西学者跨江来求学的，如董澐、董榖父子乃王阳明的浙西高足，陈确、张履祥等为刘宗周的蕺山学派在浙西的主要传人。因此，尽管浙西在思想原创性上难以与浙东比肩，但在学术传承上，却仍有与浙东一脉相承的学派源流。仍以阳明学为例，除董澐父子外，尚有倾心阳明的许孚远、王宗沐以及为韩贞遗稿作序的余尚友等人。许孚远对浙西地区民风颓靡、学术潦倒的情形感触极深，而对好友绍兴人张元忭为中兴学术事业所做的努力则赞许备至，声称：“昨秋领教后，悬念殊深。吾乡习俗颓靡，朋友寥落，莫有甚于此时。如吾兄挺然卓立，迥出尘表，真弟所敬服，弟所倚赖也。”［１１９］余尚友曾自称是阳明的“浙西后学”［１２０］。故陶望龄代左景贤写的《潜学编序》称：“夫文成之后，驾其说以行浙之东西者多矣。”［１２１］又谓：“当正、嘉间……先生之教始于乡而盛于大江以西。”［１２２］此处所说的“大江”即钱塘江，然其谓“大江以西”乃取广义的“浙西”概念，包括安徽的宁国地区。
而若就广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也许并不亚于浙东。即使就狭义的“浙西”概念而言，阳明学在浙西也有不少传播的机会和影响广泛的活动。如王畿、罗汝芳等阳明以后的大师级人物都曾在浙西授业讲学［１２３］，罗氏还著有《两浙游记》，其浙西弟子朱廷益则为他撰写过祭文。［１２４］而据《阳明年谱》记载，嘉靖十六年，阳明后学沈谧曾在秀水（今嘉兴）文湖建书院，祀阳明，“同志与祭天真者俱趋文湖，于今益盛”［１２５］。文中所说的“祭天真者”，即在杭州天真书院参与讲会活动的阳明学者。如果把天真书院的讲会活动也算作浙西的话，那么甚至可以说，阳明去世后的浙江学术中心，不在浙东，而在浙西［１２６］，因为在嘉隆年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阳明弟子们在浙江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杭州的天真书院。
需指出的是，浙西讲学之风的兴起，浙东的王畿有莫大之功。
王畿及门弟子沈懋孝（生卒年不详），字幼贞，号晴峰，平湖人，隆庆二年进士，嘉靖四十四年从学于王畿。据沈懋孝《沈太史全集》
所收《洛诵编·水南徐先生当湖会语叙》载：“往嘉靖乙丑（四十四年），龙溪王先生尝止于陆与中之天心院，讲良知学脉，从游士数十百人。而水南徐君从焉。余时侍养家居，亦与其末从。”另据《沈太史全集》所收《石林蒉草·滴露轩藏书记》载，自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以来的五六年间，沈懋孝经常从王龙溪问学。又言及自己年方十二之时，曾拜见罗念庵、邹东廓。而赵大洲则为其馆师。据刘芳节称，沈懋孝受学于龙溪而青出于龙溪：“先生之学，实有渊源。
龙溪以姚江为蓝染，先生青出于龙溪。”［１２７］沈懋孝是浙西地区相当活跃的阳明学者，著名的东林党人赵南星、史孟麟、叶水盛等均出其门下。［１２８］浙西还有两位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了凡、丁宾，包括袁的父亲袁参坡，也是王畿的弟子。袁了凡（１５３３—１６０６），初名表，改名黄，字坤义、坤甫，号了凡，吴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晚明流行一时的“功过格”的提倡者之一，其思想在明末清初影响颇大。丁宾（１５４３—１６３３），字礼原，号改亭，嘉善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王龙溪晚年的得意门生，尝编刻《王龙溪全集》。关于袁了凡、丁宾从学王龙溪一事，可参见袁了凡的《两行斋集》卷一四《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王龙溪与浙西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玉芝法聚、唐一庵、许敬庵以及后来的张杨园等人那里找到不少例证。［１２９］除此之外，包括王畿在内的阳明学者还在浙西地区创办了不少书院，举办过一系列有影响的讲会活动。笔者曾据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一书作过统计，其中较有影响的大概有以下几次：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沈谧建书院于秀水县文湖（今属嘉兴市），祀阳明［１３０］；嘉靖二十二年秋，顾应祥、唐一庵等结社于湖州岘山［１３１］；嘉靖三十二年夏，罗念庵、邹东廓、唐一庵、王龙溪、唐荆川、方湛一等“携同学六七人”会于当湖（今嘉兴平湖）［１３２］；嘉靖四十三春，王龙溪与李见罗会于武林金波园［１３３］，有湖上浃旬之会；秋，复与万思默相会于武林［１３４］；嘉靖四十四年，王龙溪赴嘉兴平湖，宿于陆与中之天心院，“讲良知学脉，从游士数十百人”［１３５］；嘉靖四十五年秋，唐一庵、王龙溪、管南屏、王敬所、孙蒙泉、胡石川等聚会于杭州金波园，与会者达百余人［１３６］；隆庆二年，王龙溪主讲于当湖之天心书院，与丁宾、陆云台等八人结为“天心会盟”［１３７］；同年冬，王龙溪自云间趋过嘉禾（按：云间乃松江府之雅称，嘉禾乃嘉兴府之雅称），会于东溪山房，讲“愤乐之说”，后又应蔡春台之邀，赴姑苏，举竹堂会［１３８］；隆庆三年，王龙溪应曾见台之约，趋会武林，举武林会，就王学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讨［１３９］；万历五年秋，王龙溪应邀“赴阳羡之会”［１４０］ （按：阳羡乃宜兴之雅称）；同年秋，邓定宇、张阳和、罗康洲聚会于杭州，与王龙溪论学［１４１］；万历六年春，许敬庵、张阳和、赵瀔阳、罗康洲“聚会于武林西湖之上，论心谈道”［１４２］。万历七年，张居正毁天下书院，包括杭州天真书院在内的与王门讲学有关的诸多重要书院均在禁毁之列，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年春，王龙溪仍应约讲学于平湖，刘允玉、沈懋孝等１８５人与会［１４３］；翌年，王龙溪又赴松江参加“云间之会”，后又与平湖人陆五台会“于嘉禾舟中”［１４４］，畅讲佛学。
由此可见，王畿可谓浙西阳明学的主要传播者和教授师。故此，光绪年间修《嘉善县志》，编入《龙溪王畿会籍记》，以凸显其对浙西阳明学的传播与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是合情合理的。值得深思的是，从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王畿只在浙东地区参与过两次讲会活动，即隆庆四年周海门侍坐的“剡中讲会”，事见《东越证学录》卷五《剡中会语》［１４５］，及万历二年与张阳和一起主讲的越中“云门会”和“天柱会”，事见《龙溪会语》卷六《书同心册后语》、《天山问答》。［１４６］然同一时期，他在浙西地区的讲学活动则明显增多，称得上是当时活跃于浙西学术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这固然与其当时安家杭州金波园、来往浙西地区比较方便有一定关系。但同样安家杭州钱王祠的钱绪山，为什么就没有像王龙溪那样积极参与浙西地区的讲学活动呢？这就不能不从钱、王二人的思想性格、工作职责以及当时两浙地区的思想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详见本书第６章）。
尽管阳明学经过王畿等人的努力在浙西地区得到了巨大发展，但这并没有改变浙西地区的学术传统和风格。因此，浙西地区对阳明学的抨击，仍要大大超过浙东地区。从学术风格上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１４７］。“贵专家”者注重于某一门学问中的卓然成就［１４８］，如哲学家王守仁、刘宗周，史学家全祖望、章学诚，经学家黄宗炎、万斯大［１４９］，历算学家黄百家、黄炳垕，文学家李邺嗣、郑梁［１５０］，以至近代大文豪鲁迅及教育家蔡元培等；而“尚博雅”者则崇尚博学，于学无所不窥，不讲究自立门户，从顾炎武到章太炎［１５１］、王国维，再到当代学术大师钱钟书、钱穆等，都有此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浙东的风格是古典的，而浙西的风格是浪漫的；浙东的凝重厚实正好可以与浙西的时尚博雅形成比照。若从学术分类上看，则可以说“浙西讲经学，浙东重史学”［１５２］ （顾炎武说“经学即理学”，故此处经学又可理解为理学）；浙东是阳明学的发源地，而浙西是甘泉学的重镇［１５３］，甚至可谓浙东宗心学［１５４］，而浙西讲理学（章学诚所谓“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即由此而来）。而且浙东心学能与浙东史学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并行不悖［１５５］，而浙西理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浙西经学合二为一。钱穆说：“永嘉不讳言功利，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从事于功利者每借良知为藉口。惟谨受朱子之所谓义理，则显与功利背驰。而言良知者，根极归趣亦无以自外焉。”［１５６］这的确道出了永嘉事功之学与阳明良知之学的某种内在联系。而浙西的吕留良、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等人则谨守朱学，故与浙东之学相抵牾。陶望龄曾说过：“盖道无域而言有方，圣人见其同，儒者标其异故也。”［１５７］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言”，而所谓“言”，除指话语环境外，还应包括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这是学术思想发展无法回避的“软”环境。浙东与浙西在学术思想上的同异关系，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软环境之上。阳明学虽产生于浙江，但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却并不顺畅，且不说朱子学和甘泉学占主导地位的浙西地区，即使有着心学传统的浙东地区，也经常会面临来自其“内部”的干扰和纠缠，如温、台地区的学人对宁、绍地区王学中坚的批评与修正。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２章中作展开讨论。
（第三节 “浙学”的建构与浙中王学的分疏
一、浙中王学的渊源通过前两节的考察，使我们对王学与“浙学”的关系及其在浙东与浙西的传播过程中所处的地缘环境有了大概的了解，接下去需要分析的是浙中王学的学缘关系。而要阐释浙中王学的学缘关系，就必须先梳理一下近世以来的“浙学”学脉。
实际上，自宋代以后，浙江尤其是浙东学人就十分注重对学谱抑或学脉的建构，如谢铎的《续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关涉中国学术史整体的学脉之建构，那么有关区域性学脉的建构，我们照样能举出不少例证。早在明嘉靖时期，就有金贲亨的《台学渊流》。到了清代，董玚、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学脉传承意识更加浓重。其中刘宗周的弟子董玚有《越中学脉记》，全祖望则在宁波开始了有目的的梳理浙东学术的工作，而章学诚不仅撰成《浙东学术》一文，而且以倾心史学、偏重浙东的地域文化情结，与乾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浙西经学相抗衡。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梳理“浙学”学脉的重要依据。
具体地说，秦汉以前的浙江学术在整个中华学术史上显得较为单薄、不成气候。东汉以降，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浙江学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传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以“实事疾妄”为治学宗旨的东汉王充）和独具风格的学术流派（如陈隋时期由智大师开创的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思想宗旨的佛教天台宗），不过这些在不少学者眼里都只能算作“浙学”的萌芽期。［１５８］ “浙学”的真正形成，当在北宋，南宋以后趋于繁荣，明清时期则可谓“浙学”的鼎盛期。
北宋中期的庆历、皇祐年间，浙江学术与北方传来的理学发生了首次碰撞。这一时期的浙江地区先有以明州“杨杜五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与理学先驱之一的胡瑗及其“湖学”在学术和教育上互相呼应，继有永嘉学者林石等人对“湖学”的积极追随和传播。正是由于后者的努力，才在很大程度上为稍后“洛学”、“关学”在永嘉地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然把理学思潮全面而广泛地引入浙江的，却是继林石等人而起的“永嘉九先生”。他们是“洛学”、“关学”在浙江的主要传播者。由于九先生在接受“洛学”的同时，还受到“关学”甚至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加之浙东地区原本就有的十分浓厚的求实致用学风，所以使得“永嘉九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师说的简单因袭和传承，而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与正统“洛学”的明显差异。他们的这种既传承师说又不拘泥师说，既传播一学又不局限一学的学术理念，对后世“浙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说，南宋乃至明清时期浙江地区各种学术思想的蜂拥而起，以及呈现于诸学说之中的“枝叶日繁，流派日广”［１５９］的繁荣景象，均导源于此。
南宋中期，“浙学”进入全盛阶段，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如温州地区有“郑氏之学”、“平阳之学”、“永嘉事功之学”，婺州地区有“吕学”、“永康之学”、唐氏“经制之学”，明州地区有“四明之学”等。［１６０］这些“浙学”之分支与理学的关系，可谓形态各异，质地纷呈。它们有的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有的成为理学的主要派别，有的则以强烈的反理学姿态崭露头角。因此这一时期的“浙学”与理学之间所呈现出的是既全面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甚至影响了“浙学”在元代及明初的走向。
这就是，一方面那些一度与理学分庭抗礼的学派在南宋后期走向衰微，使得“浙学”在总体上呈现出向理学尤其是逐渐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全面回归的态势，以至在众多的朱子后学中，不少所谓“醇正”的支流都出现在浙中。诚如全祖望所言：“晦庵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惓惓浙学之意也夫！”［１６１］所谓“北山一支”，是指南宋后期至元初兴起于婺州地区的“金华朱学”，又称“北山四先生”。
因其较多地保留了正统朱学的色彩，故被后世视为朱学嫡脉、理学正宗。所谓“东发一支”，是指慈溪学者黄震及其门人，他们既是宋末朱学在浙东地区的主要传人，又以修正程朱理学而著称。然无论“北山”还是“东发”，在传承程朱之学的同时，又都显示出自身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是：第一，不专注性理空谈，比较重视实际，这显然是受“浙学”求实致用传统学风影响的结果；第二，具有较强烈的疑经倾向；第三，在与陆学的关系上，虽不像同期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朱学那样主张“和会朱陆”，但在一些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心学的影响。除了金华朱学和东发之学外，在南宋后期，永嘉地区的学者也逐渐背离了叶适的事功之学，而走上了追随程朱理学的道路。如这一时期永嘉最著名的两位学者叶味道和陈埴，都先后接受了朱学，并以积极传播朱学为己任。［１６２］另一方面，活跃于明州地区的“四明四先生”却高举“陆学”的旗帜，与程朱之学相抗衡。四先生虽总体上都属心学之范畴，但对心学的理解和发挥则存有差异，由此而显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特质。如杨简公开引进佛家思想，并把心学进一步推向极端化的“唯我论”路径；袁燮积极吸收婺州、温州等地的事功之学，侧重于政治伦理的挖掘与发挥，而把心学向“笃实”的方向引进；舒麟在竭力调和朱、陆学说的同时，将玄虚的心学移向平实的日常生活；沈焕则“辨论古今”，力求心学能开物成务，已初显出心学化之史学的思维向度。从心学演变的轨迹看，四先生不仅运用各自的影响力把浙江心学朝着不同的方向引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王阳明对心学的全面而彻底的改造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明中后期浙中王学的兴起与展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南宋“浙学”发展过程中，吕祖谦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