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１４７］无知无识，故“我只空空而已”。本体论的“空”，是为了求证知识论即工夫论的“空”；工夫之本，惟在于“空”。所以一切人为之“才能”都是多余的，若从事于才能，便非圣人之学；惟有“自然之才能”，即无知无识，才是圣人为学之根本。董澐还以“恭默”为例论证道：“《书》称高宗‘恭默思道’，愚以为凡思道者，则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时不在道，则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无矣。”［１４８］认为只要领悟了本体自然后，便能做到凡圣合一：“学道先须细识心，细中之细妙难寻。若能寻到无寻处，方信凡心是圣心。
噫，人与尧舜初无少异者，果何在乎！”［１４９］应该说，这些观点都能从王阳明那里找到依据，并与王畿等人有惊人的一致性。尽管董澐与王畿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不多［１５０］，但由于他们都是阳明晚年在越讲学时的主要弟子，且都倾心于佛、道，因而使他们能在不同的区域文化背景下，并通过不同的致思路径，取得相当多的共识。在笔者看来，董、王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似性，甚至超过“二王”（即王畿和王艮）和“二溪”（即王龙溪和罗近溪），董澐可谓是王畿在思想上的重要盟友，而这一点正是治阳明后学者长期以来所忽视的。
第二，关于“依得良知”。董澐言道：
今人不依良知者，即异端也。［１５１］
但依得良知，礼法自在其中矣。［１５２］
知之所在即是意，只因不肯依着良知行去，所以意中发出许多虚诈。若能依了良知，一循天理，则意岂不诚乎？［１５３］今人不信有悟，好以推测之心求之，愈求则愈疑耳。然疑是好消息，要在善疑，愈疑则愈进，愈进则愈退，愈退则几矣。［１５４］“依”之概念来源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起初与“据”、“游”等词一样，只作动词解，并无特殊意义，至王阳明将其与孟子的“良知”概念相融合，后经王畿等人的不断渲染，遂成为王门中非常流行的哲学概念（当然，朱子等宋儒亦使用此概念，不过不像阳明学者那样用得如此频繁）。董澐也很看重这个概念，认为是衡量异端与正统的标志。至于怎样“依”，董澐的说法是：在“此心求空”的前提下，顺其自然，不作人伪，一循天理，信而有悟。也就是说，他在强调“此心求空”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天理”的依循，认为“天理”即“吾心本有之良知”，所以“依良知”也就是“依天理”，或称“任理”，所谓“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即是任理”［１５５］是也。而这一点正是他比王畿的“高明”之处。董澐答学者问格物云：
格物者，凡事物之来，或可或否，一皆以天理正之，使得其宜也。天理在何处，即是吾心本有之良知也。今人遇事接物，只因不肯放出天理处之，不得其宜，自昧其心，即是良知不尽。
若能自家心中觉得理当如此，即便依此理去处此事，谓之正物。
物正于外，而尽于内矣，此正是合内外之道。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也。知之所在即是意，只因不肯依着良知行去，所以意中发出许多虚诈。若能依了良知，一循天理，则意岂不诚乎？故云知至而后意诚。若夫心之本体，不拘动静，湛然常寂，盖无极之贞，元是如此，非强制也。今人无事时，千思百想，有事时，略行小善，常常挂念，亦是私意用事。殊不想心之本体，止因理上合当如此，并无别故。今若多了这些意思，则心之本体便不正了。若能未来莫迎，已往莫留，就与明镜一般，这个方是本来心体，方是大公至正。故曰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即中，身修即和。［１５６］
所谓“依此理去处此事”，似乎是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与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的折中。而且董澐也并不像王畿那样单讲“依良知”，而是把“依良知”与“循天理”结合在一起，用“天理”来规定“良知”，用“循”来化解“依”［１５７］。董澐的这种“加工”自有其一定的思想背景。因为“依”与“循”尽管是两个十分相近的概念，而且有共同的理论依据，即“良知本体自然流行”，故对良知的把握也应是“顺其天则自然”，所以阳明及其弟子既说“依良知”又说“循良知”［１５８］。但两者又略有差异： “循”尚有“行”之意，在强调良知本体的同时，尚未放弃对见成良知的实行与落实；而“依”则是在“信良知”的基础上强调易简与超悟，而且在王阳明之前，“循”一般只与“天理”发生关系，如胡居仁所谓“循乎理之自然”［１５９］。所以惟见时人指责“依良知” （如湛若水、孙应奎、王栋、罗洪先等［１６０］），而未见有抨击“循良知”者。后来更有人把“率”字与“循”字相链接，如管志道曾针对耿定向所谓“率”即“统率之率”而反驳道： “独以率性为统率之率，理趣虽深，而训字近巧，恐不如循字之训为妥。盖率由旧章之率，亦循义也。师岂以气质之性不可循，故以统率训耶？……阳明先生云无善无恶心之体，心之体即是性，循其无善无恶之本体，是谓至善。”［１６１］管志道所谓的“循”字，实含有“依”的意思，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心体的地位和作用，这与阳明的思路是相吻合的。不过阳明讲“依良知”，但更讲“信良知”，如曰：“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１６２］ “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１６３］其用意就在于想“做得个狂者的胸次”［１６４］。王畿沿着这一致思路径义无反顾地前行，而董澐则显得半遮半掩，欲持“中立”［１６５］。但即使如此，在董澐去世十余年后，仍有不少学者针对阳明后学中这种过分强调“依”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如湛甘泉说：
“今游先生（指阳明）之门者，乃云：‘只依良知，无非至道。’而致知之功，全不言及。至有纵情恣肆，尚自信为良知者。立教本旨，果如是乎？”钱德洪对此批评亦深表赞许。［１６６］从逻辑上说，“见就是性”［１６７］乃是与“本体自然”、“依得良知”
相辅相成、彼此互动的属于同一系列的命题，但若再作进一步分疏，其中似可分为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率意自然”，内有不涉人为、不事才能、不学智识［１６８］等意味。对此，董澐起初领会得并不准确，甚至还与好友法聚存在分歧。据载：
余尝疑于先儒论性，无从质问，一日与男榖论之，遂有率意之对。尝令缮写以示月泉法聚，往复数四，意皆相反，并录以呈先师。先师批曰：“二子异同之论，皆是说性，非见性也。
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他日聚子（指法聚）不非董子（指董澐），董子不非聚子，则于见性也，其庶已乎？”［１６９］噫！知性者鲜矣。不赖先师，则梦中说梦，何时而觉乎？［１７０］强调“见性”乃是阳明晚年进一步走向“良知现成”说的标志，但这一概念毕竟与佛教“见性成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董澐示教于法聚亦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是，法聚的意见与董澐何以相左？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分歧？阳明在批示中，并未指出两人异同之论的内容，而只是将其一概视为与“见性”相对的“说性”，也就是违背本体自然的“从事于才能”。据笔者推测，两人的分歧可能与“率意”还是“率性”的概念之争有关。儒家只讲“率性之谓道”，而佛家则强调“不作意”，可见“率意”一词于儒释之旨皆不符。王阳明于晚年亦明确主张：“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１７１］“性”即“良知”，“率性”即“依良知”。因此，若把“意”与“性”相混淆，用“率意”取代“率性”，无论是就儒家之立场，还是从佛家的眼光看，都是犯了性本论上的错误。［１７２］董澐讨论“率意”的问题，是由其子董榖引发的，而董榖的“求见本体之失”，又显然与董澐的失误有直接关联。
“见就是性”的另一层含义是“着实工夫”［１７３］，也就是自陆象山以来的“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１７４］。此说亦为王阳明及其高弟钱德洪、王畿所重视。［１７５］董澐的观点与他们基本一致，但有自己的特色。他说：
噫！除却人情事变无用力之地矣，孰谓象山为禅学哉？［１７６］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则虚而灵、空而妙矣。［１７７］心无体也，纲常伦理，形质器用，与心为体，拾万象无太虚，拾万事无心矣。分之为物，则合之则为心，见物便见心，离物见心，亦是见鬼。此艮背行庭之义也。［１７８］故先师夫子提出良知二字以示人，盖谓心之本体最善于知，欲人易识其本体，而一切依凭之以行也。所谓致者，知得如此，即须如此行之，务极其至也。［１７９］自行自坐自开门，饱饭熟眠秋树根。种种见成无得说，客来相见但寒温。［１８０］以身体之，方是解经。若依旧说，都在效验上去了。［１８１］按照董澐的思路，“内外合一”，故“于事无心，于心无事”； “事外无心”［１８２］，故“离物见心，亦是见鬼”；良知“种种见成”，故当“一切依凭之以行也”； “着实工夫”，故须“以身体之”，不依旧说。
这一连串的逻辑链接，其理论预设，即“见就是性”说与“内外合一”之道；其心趣所向，即按照自己的主张解经行事，灵妙超然。
因此，董澐强调“着实工夫”所要达到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个人旨趣上的“以身体之”，虚灵空妙，率性自然；另一个是日常人伦和社会福祉上的“心无体也，纲常伦理，形质器用，与心为体”。董澐的性格中虽有不解世俗之事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对枯寂空虚的刻意追求，更不是对民生疾苦的无动于衷。如其《示孙》诗曰：“海上田园即鹿门，衙门市井不须论。五伦不失但耕种，也是吾家好子孙。”［１８３］所以郑端胤于《刻从吾董先生集引》中称其“为一方请命，开河渠，建梵钟，兴起百世之利，不难犯众所疑畏，毅然贾、董、房、杜之经纶也。惜不得志于时，而以嘉言微行诏诸来世”，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董澐在《与吴南溪先生论水利书》中说：
昔邵信臣所以谓之父者，以其所至兴举水利，而朱子提刑浙东，即开黄岩河道，民到于今称之。近者薛中离先生，于广中平地凿渠八十余里，数府之民免于浮海之险。诚以位高望重之贤，加志于斯民折枝而已，宁复有难事哉？［１８４］关于兴修澉之水利的事，自明洪武年始，就不断有当地绅士及民间人士为之请命呼吁，然终未结果，以至连年水患，一百六十余年来，黎民困苦不堪，董澐揪心如焚，于是以垂暮之年，加志于水利之事。
董澐的思想后在其子董榖所谓的“体用实学”和“本体工夫”论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述：
君子之学，用其心于万事之中，而置于其身于万事之外。
亲万事之于吾身也，犹浮云之过于太虚也；亲吾身之于万事也，犹勤予之经理其家也；此之谓体用之实学。若徒崇尚清虚，谈空说有，而无实用，在吾儒谓之死汉，在释氏谓之顽空。岂惟晋人之风流，虽宋人之理学，亦多有之矣。诚何益于事哉？又况并清谈而无之者乎！［１８５］本体要虚，工夫要实；合着本体，方是工夫；做就工夫，无非本体。有见于虚，而无实工，谓之顽空；虽有工夫，而异于本体，谓之错用。不外于人伦日用而一毫不染，方是真空；动合乎无方无体而一物不遗，方为妙用。晋人之清虚，徒窥其体而无其用，谓之顽空，则并其体皆非矣。宋儒之格致，徒事于外而遗其内，是错用也，而亦何益之有哉？［１８６］不过董澐在为民办实事时，经常以道教方士的面目出现，带有一些迷信色彩。比如他为当地建造钟楼的目的就是为了“挽回风水”，丰年有余，为民治病：
盖五行之性，惟在均平，方得无事。……余恻然于此，虽以衰暮之年，欲为地方成此胜事。乃同信士胡瓒辈，礼请禅师法聚图之，积集众缘，铢积寸累，六年而始有成。［１８７］独耿耿于垂尽之年者，惟以民吾同胞，不忍地方生齿衰落。
戊子年建一钟楼，以挽回风水。今经六稔，果见军民稍乐，病者获痊，信非诬也。［１８８］而这显然是由董澐的“隐儒”性格和“道人”情趣决定的。
（第四节 附记：著述与刊本
董澐的著作现仍存于世的有《从吾道人语录》、《从吾道人诗稿》
及《湖海集》三种，现具述于下：
一、《从吾道人语录》
该书刻于董澐殁后的嘉靖十四年［１８９］，原有单行本行于世，然现在我们所能见到却是附载于日本蓬佐文库珍藏的《王门宗旨》后的木刻本。据《名古屋市蓬佐文库汉籍分类目录》（１９７５年）载：
《王门宗旨》十四卷，《从吾道人语录》一卷， 《附录》（载阳明撰写的《从吾道人记》和《守岁诗序》二文）一卷，《云门录》（薛侃语录）一卷，十四册，明周汝登选，陶望龄订，万历十三年周氏自序［１９０］，新安余懋孳校刊本。有尾阳内库印记，宽永六年（１７０５）买本。
但据笔者所知，现藏于国内图书馆的周汝登《王门宗旨》诸版本中，并未收录该书。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记的《王门宗旨》亦仅为十四卷，此书“盖督学陈大绶之意，而汝登编次之。书成之后，陶望龄又为校定”［１９１］，且每卷末尾皆录有参校者的姓名，如卷一○ 《绪山语抄》末尾记“山阴王应遴参校”几个字，而并无《从吾道人语录》、《附录》和《云门录》三卷。可见，所谓《王门宗旨》原本是十四卷、十一册，《从吾道人语录》等三卷是由后人添加上去的。
另据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六《王门宗旨序》云：
《王门宗旨》［１９２］者，录阳明先生语也。先生语难去取，而间有所择者，揭起要也。要语在论学，而奏疏行移等具存者，征学问之实用也。旨称宗者，明为千圣之嫡嗣也。数门人语附见，而概系之王门者，统于宗无二旨也。
然据陈大绶《王门宗旨叙》说：“首（阳明）先生语，次徐曰仁语，次王汝止、钱德洪语，而王汝中语终焉。”邹元标的《王门宗旨序》亦只提到徐爱、钱德洪、王畿和王艮四人。［１９３］说明《从吾道人语录》是没有被《王门宗旨》的原刻本收录的。但是若从《从吾道人语录》所记录的大量阳明语录（其中有不少语录未见于《传习录》）分析，并且再参证于周汝登序言所说的编辑方针，则可推知辑录《从吾道人语录》与汝登所言并不矛盾。后人也许正是据此才补入该书的。因《王门宗旨》由周汝登选、陶望龄订、陈大绶阅、余懋孳校梓，而《从吾道人语录》则由焦竑订，其余不变，所以估计是由对董澐相当推崇的焦竑补录的。
《四库全书》存目中仅载有浙江汪启淑家藏本《董从吾稿》一卷。提要称：
其集以诗与语录、杂文，共为一编，而附守仁和赠诸作，大抵皆暮年谈理之词也。卷末有其子榖《跋》，称尚有诗文若干卷未刻。盖讲学以后，转以早年之作，为不足存云。［１９４］又据宋慈抱《两浙著述考》载：
此书（指《从吾道人语录》）前卷有《从吾道人记》一篇及《守岁诗序》一篇，皆守仁所作。中分《日省录》九则、《求心录》六十则、《把卷录》六十一则。［１９５］后录则《题传习录序》 及古文四首。附录则阳明所和从吾道人西楼等作与邹东廓赠从吾道人诗。……见《海宁州志》，未见。［１９６］可知《董从吾稿》与《从吾道人语录》不是同一种书，前者似为《从吾道人语录》与下面所要叙述的《从吾道人诗稿》的合编本。然《两浙著述考》所说的《从吾道人语录》中的阳明诗和东廓诗，则并不载于蓬佐文库本，且前卷两篇记序亦被载于蓬佐文库本的附录中，后录中的古文四首，蓬佐文库本是三首。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董澐著作在当时曾有不同刊本流行于世。
二、《从吾道人诗稿》
董榖在撰于嘉靖十四年的《从吾道人语录跋》中说：
右语录一帙，不肖榖先子从吾府君手笔也。先子晚游先师阳明夫子之门，一变至道，默坐精思无间，昕夕有所得即书之，老益不倦。每语人曰： “本来面目，吾喜见之矣。”积久成数巨编，皆精神之会，性命之微也。榖甥徐来侍先子最久，与闻奥义，请捐赀入梓。顾浩繁重复，弗便检阅，因各掇数十条授之。……与四方同志者共此。又有《淘金录》、《自怡录》、《萝阴野录》并诗文若干卷，皆扶植世教者，俟续图之。［１９７］说明董澐所记语录原为“巨编”，数量相当之大，董榖因“顾浩繁重复，弗便检阅，因各掇数十条”，交于其外甥徐来刊行于世。
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六《董从吾稿》则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