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方面的意思，是阳明是非之心最主要的意思。阳明晚年四句教也强调这一点：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里良知是包二者为一的。好善恶恶是一种情感，知善知恶是一种能力。良知是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能力的统一。知善知恶以好善恶恶为根据，有“不容已”的好善恶恶的情感，才有知善知恶的现实判断的发生，所以阳明又把知善知恶归结为好善恶恶：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
这两个方面的分别是应该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在阳明的语录和书信中，对这
两个方面是有强调的侧重点的，“好善恶恶”是意志的品格，知善知恶是理智的品格。对于前者，阳明强调“意诚”，因为意诚，则真能好善恶恶。阳明说：
为学功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传习录》上）
又说：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传习录》下）
对于后者，阳明强调在实践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传习录》上）
王阳明教导弟子在实事上用功，认为只有在实事上才能使良知中意志与理智得到锻炼。因此阳明是非之心的思想与知行合一是统一的。在实事上磨炼，自己发一念知其善，即能着实去好；发一念知其恶，即能着实去恶。对于别人的是非，在实事上磨炼才能养成敏锐的判断能力。所以，知行合一阳明后来虽不甚讲，但它实际上已融入致良知中。着实致良知自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应有之义。
对于是非之心发生判断的方式，阳明有前后认识上的不同。在早期和提出致良知宗旨以前，以理智的形式为主。所谓理智的形式，即良知对于外界的反应采取分析、推理、证明等等理智的方法。阳明曾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传习录》下）随着阳明长期的实事磨炼，特别是遭逢数次重大事变，良知的反应能力趋于熟化，阳明对于良知愈益恃任，越来越倾向于把良知作为直觉能力。作为“诚意中之好恶”，自己发一念，其好其恶，良知自然知得；就是对于别人言行的判断，也付诸直觉。良知对于外来判断，喜而好之者，其必是；不喜而恶之者，其必非，好恶一从良知，即无不合天理。在阳明，长期的理性判断熟化为当下的直觉，这种直觉并伴随着情感的好恶，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已经融合无间，以至于道德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已凝聚为当下的道德情感。阳明弟子王龙溪描述阳明这种境界说：“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引）良知对于是非的判断，在阳明是由他半生所积累的是非评价的经验作基础的。所以，他的熟化、他的直觉并非率意的、任性的，而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也有天赋和后得之分。天赋的条理，即人心天然具有的分别不同差等而居之的倾向。后得的条理，指这种分别对待作为理智与经验凝聚、积累于个体心中，并变为理性本身的、自然的结构，在人对外界的反应中起作用。这种“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有一种迅捷、直接的优越性，它不是对每一事都进行理性的思考、排比、综合，而是诉诸长期理智与经验的整合作用而形成的价值结构。阳明说：
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现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现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传习录》中）
又，阳明弟子尝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阳明回答说：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
《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传习录》下）
在阳明的这个内在结构中，良知始于仁而行于义。“仁”即爱亲敬长及而后发展成的万物一体的境界。在万物一体境界中，如果需要分别对待，良知又自能作出分别。这种既分别又合于道德原则，即“义”。义即有分别而合宜。这种合宜与否的内在评价系统是良知，接受良知的指令、遵照良知的分别而去行动的系统也是良知。良知是裁制者与行为者的统一。这种裁制和按裁制去行动在仁的天赋层面只是一习惯性的倾向，而在由理性到直觉的熟化过程中，它又成为自然的和自觉的。这里，表现出王阳明一个卓越的思想：义（宜）的裁制行动和评价系统——良知，主要是后天训练的结果，它有一个经由锻炼积累而逐渐形成又敏锐起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必须是主客体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是阳明在德性培养过程方面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
阳明关于是非之心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卓越的方面：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是良知，舍此再无别的标准。因此，阳明不承认任何外在的权威。他认为，世之讲学者，皆口耳之学；口耳之学，测度揣求，只在知识上立家当，故对博学多闻之士，易生钦敬企望之心。他自己的学问是讲之以身心的，是实有诸己的，实有诸己，则首先以自己的良知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他提出：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
这段话虽在明斥朱熹对于《大学》的解释与增补，但其中包含否定一切权威的大胆思想。这对于打破当时“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僵化学术局面，起了促进作用。阳明这一点是对历代思想家中大胆怀疑经典的权威性，对权威学者不盲从、不迷信的批判精神的继承，也是他求“真知”的必然结果。在阳明看来，经典是人心的活动的外在记录，并非神圣不可怀疑。他曾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传习录》上）这已开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先河。经是史，只是古人身心活动的记录，不能将其置于不敢疑、不敢议的地位。阳明说：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第254页）
吾心地位高于六经。吾心是是非的最后裁定者。这种大胆藐视一切权威，惟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判断标准的精神，通过阳明弟子的推阐，对晚明思想解放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它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批狂士，这些狂士敢于抨击旧有的权威，敢于怀疑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这对打破旧有教条，开创新的学术局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3）思是良知的发用良知的另一意思是思维主体。这一意义不是良知最主要的意义，阳明在良知的这一意义的运用上也不太严格。本来，良知与心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心作为精神活动器官，包括了与知识理性、道德理性及审美有关的一切。而良知主要是道德理性，它主要与道德活动有关，包括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发生、监督、评价、裁制等功能。心中发生的活动，只有与道德理性有关的，才能进入良知系统。良知像一个卫士，意识活动的每一发生都从它面前走过。而他的天赋识别系统只指令它盘查与道德有关的意识活动。
阳明后期由于良知包容了比前期大得多的内容，作为“心”的属性的，也渐次为良知所有。也就是说，良知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处”，不仅觉“天理”而且也觉一般事物。“觉”作为良知的本质属性，由觉道德扩大到觉一般。阳明曾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传习录》中）此处良知是心之虚灵明觉，即是说良知是知觉、思维等理智活动的主体。阳明又说，“思是良知之发用”：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传习录》中）
良知既是天理的自觉，良知又思一般事物，而善恶正是在一般事物中表现的。所以，阳明要肯定良知的这种二相双存的性质。这样，良知对于具体事物就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具体事物对于良知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其应用场所。因此阳明特别强调良知与见闻之知的不离不杂的关系：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传习录》中）
见闻酬酢等日常事物，一方面做了良知发用的场所，一方面做了良知锻炼的场所。这原是二而一的，良知只有在致中扩充，只有在致中光大。而良知又是见闻酬酢的监督者、评判者。所以良知与经验活动必是不离不杂的。王阳明甚至认为，只有那些良知必须发生判断，善恶两种势力在内心发生激烈搏战的事件，才是良知最好的锻炼场所。所以阳明又提倡良知在声色货利上用功：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七情顺其自然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传习录》下）
在阳明看来，七情是人心自然生起的，不能像佛道那样，损减甚至湮灭人的自然感情。阳明主张立起主宰，立起评价和支配自然欲望的“良知”，使它疏导、整理人的自然感情。阳明承认感情欲望也是发自良知的，它同时又是锻炼良知的。良知应将七情宰制得各顺其流行，而无所执著。良知在阳明这里可说有体有用，体是其道德理性的评价、判断系统，用是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自然涌出的感情欲望。这一点，又和他的性气之说一致了。阳明曾说：
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传习录》中）
性即是良知之体，气即是良知之用，先验的东西不能离开经验的东西，只能通过经验的东西来表现。所以，良知的思的内容，情的内容，作为良知施行的场所，是良知的逻辑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4）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既把天赋的道德情感、知善知恶，好善恶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虚灵明觉之知都包笼在良知之内，良知在阳明这里，就几乎囊括了精神活动的全部内容。随着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大，良知的作用日益广泛，阳明把良知提升到天地万物的本体，与物无对的绝对的高度。阳明说：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它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传习录》下）
这里阳明是把良知作为宇宙间的最高灵性、宇宙根本法则的最高体现、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代表来看待的。在阳明眼里，具体事物都是相对的，都不能作为天地的本原，而良知是与物无对的绝对。天地、鬼神、万物皆因良知而有，皆是良知的派生物。
阳明把良知提升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是经由道德、认识等环节达到的。从道德方面说，良知首先是宇宙法则的集中体现。它以最直接、最生动的形式，把宇宙法则凝聚地显现于人的心中。在阳明看来，宇宙法则首先是仁，是天地万物一体之心。他把体现这一宇宙法则的理想人物称为大人。大人之心，纯然是良知。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大学问》）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对孔子的“能近取譬”、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程颢的“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张载的“民胞物与”等的总结。天地之生意表现于人就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天赋道德意识。从这一点说，良知是天地万物的精灵，良知是宇宙法则的集中体现。阳明说“人心是天地万物发窍处”，就是说人心至灵，好像一个发而出之的孔窍，宇宙根本法则、万物的生意都凝聚、郁积于良知，所以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是宇宙法则的最高体现。
另一条路径，是认识的路径。在阳明看来，虚灵明觉是良知的根本属性，人对事物的把握，须经由虚灵明觉。从这个意义说，良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阳明曾问弟子：“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弟子答：“尝闻人是天地的心。”问：“人又什么叫做心？”答：“只是一个灵明。”阳明发挥说：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传习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