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这里意思很明显：学问功夫的结果应是对人心整个道德理性、知识理性本身的改造，是在根上发生效果，不是在心体所发生的意念上。诚意即诚心体，不是诚心体上发生的意念。心体若诚，则对所发的善恶意念，皆有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自然反应。若只在意念上用功，意念憧憧，倏忽起灭，不仅不可望一一皆置之适宜之地，而且主体的判断、去取之功将不胜繁劳。同时，这种功夫进路容易养成修饰掩藏、“义袭而取”等徇外、装缀的弊病。所以他曾说：“子思以后无人识‘中’字，随事随时讨求是当，谓是为中而执之，何啻千里！”（《答应容庵》，《双江聂先生文集》卷九）亦反对认“中”在事上时上而不在心上的弊病。
聂豹对钱德洪“后天诚意”之学的批评，表现了他一个十分明白的趋向：对于形上本有的东西的喜好。黄宗羲曾述及，聂豹归寂之学得自体验：“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物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出，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明儒学案》第372页）此即“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也即陈献章所谓“静中养出端倪”。可以看出，聂豹的趋向是通过静这条途径，直造先天本体。他认为学问立于本体之上才算有了稳固的基础。对于本体的喜好，使他对所有以后天功夫代替先天本体的各派学者皆加以反对。钱德洪后天诚意之学本出于阳明，不仅四句教“为善去恶是格物”已成了师门定本，而且阳明平日“实落为善去恶”、“
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等语不一而足，可以说此正阳明学的基本精神。直造先天本体的趋向，使聂豹不仅反对钱德洪，而且对阳明核心理论“格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格物说，也不慊于心，他说：
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乃是先师为下学反正之渐，故为是不得已之辞。所谓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体有所不正也。不善体者，往往赚入袭取窠臼，无故为霸者立一赤帜。此予之所忧也。（《答亢子益》，《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
聂豹所忧者，在“只要外面做得好看，不来心上做功夫”，离开本体来谈末节。他所执持的，除了他狱中的真实体验外，还有阳明早年“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的精神。所以，聂豹对钱德洪的批评，实际上是以己所得于阳明者批评钱德洪所得于阳明者。其间个人体验（如狱中闲久静极）、喜好趋向等都对他主体思想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聂豹也批评了同为江右王门的邹守益、欧阳德。在他看来，邹守益、欧阳德即感求寂、即用求体、即和求中是将本末混作一片。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正本以清源：归寂之“寂”，是本原，有此本原之“中”，才能有发而中节之“和”。他曾致书邹守益，申论此观点：
若以虚灵本体而言之，纯粹至善，原无恶对。若于念虑事为之著，于所谓善恶者而致吾之知，纵使知为之、知去之，亦不知与义袭何异。故致知者必充满其虚灵本体之量，以立天下之大本，使之发无不良。是谓贯显微内外而一之也。（《答东廓》，《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
他所谓至善，并不是一般儒者所谓善性、天理，而是虚灵的心体本身，也即寂。此寂不与感相对，故不与善恶相对。修养功夫若不着在归寂，则必循后天为善去恶以求先天本体。但凡不在寂体上用功者，皆孟子所谓“义袭而取”，侥幸合于善的原则，并非发自本心。归寂之学即所以立大本，有大本才有达道。所以他认为，他的学问并非像某些学者指斥的那样，是割裂了本末内外，而是归寂以通感，立本以达道。
他也致书欧阳德，以水与源、枝叶花实与根本为喻，反复申辩此意：
源泉者，江淮河汉所从出也。然非江淮河汉则亦无以见所谓源泉者。故浚源者浚其江淮河汉所从出之源，非江淮河汉为源而浚之也。根本者，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也。培根者，培其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之根，非以枝叶花实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应变化所从出之知，而即感应变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于容光必照之处，而遗其悬象著明之大也。（《与欧阳南野》，《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
他所谓源、本皆指寂体，有寂体才能通感；所谓致知即归寂，非“推致吾心良知所知之善于事事物物”。所以，聂豹认为，归寂之学不仅是周程以来宋儒所反复倡言者，且契合王阳明一贯宗旨，是王学正法眼藏：
问：良知之学何如？曰：此是王门相传指诀。先师（指王阳明）以世之学者率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圣人，以有所不知不能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从多学而识、考索记诵上钻研，劳苦缠绊，耽搁了天下无限好资质的人。乃谓良知自知，致而养之，不待学虑，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谓不学不虑、爱亲敬长，盖指良知之发用流行、切近精实处。而不悟者，遂以爱敬为良知，着在枝节上求，虽极高手，不免赚入邪魔蹊径，到底只从霸学里改头换面出来。盖孩提之爱敬，即道心也，一本其纯一未发，自然流行，而纤毫思虑营欲不与。故致良知者，只致养这个纯一未发的本体。本体复则万物备，所谓立天下之大本。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此是《传习录》中正法眼藏。（《困辨录·辩诚》，《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这里聂豹认为，他的归寂之学正为纠正王学偏弊而来。王阳明良知之学，产生于学界以知识湮没道德之后，故倡良知人人皆具，以良知陶熔规范具体知识之说。但良知是发用，必本其未发之中，这个未发之中是虚寂湛一的。致良知即养其虚寂湛一之体，由此得感而遂通之用。直信发用而遗本体，是违离师说。
聂豹这段话，不仅意在为自己的王学正统地位辩护，而且对王阳明之学产生的背景，他所引起的学风的变革，都有深刻的说明。此或为后来刘宗周、黄宗羲所本。他的归寂之学对王学补偏救弊的作用，黄宗羲也有公允说明：“阳明以致良知为宗旨，门人渐失其传，总以未发之中，认作已发之和，故功夫只在致和上，甚之而轻浮浅露，待其善恶之形而为克治之事，已不胜其艰难杂糅矣。故双江、念庵以归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明儒学案》第458页）
江右王门另一学者陈九川，对聂豹归寂之学，既褒扬其中一意本原、扫荡支离之精义，又批评其割裂寂感的错误，他说：
昔晦翁以戒惧为涵养本原，为未发，为致中；以慎独为察识端倪，为已发，为致和。兼修交养，似若精密，而强析动静作两项功夫，不归精一。今吾丈以察识端倪为第二义，独取其涵养本原之说，已扫支离之弊。但吾丈又将感应发用另作一层，在后面看，若从此发生流出者，则所谓毫厘之差尔。（《与聂双江》，《明儒学案》第463页）
陈九川认为，寂感不可分，本原发用不可分，格物功夫在发用上，但发用上用功即本原上用功，达用即是立本。如果强调在本原上用功，待本原涵养好了再发用而中节，这是宋儒李延平以来相沿之学，虽若精微，实非孔门体用一源宗旨。
聂豹归寂之学出，遭到王门许多弟子问难攻击，聂豹一一致书答辩，往复良苦，独江右罗洪先、刘文敏与之契合。罗洪先曾谓：“双江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明儒学案》第373页）刘文敏晚年也说“双江之言是也”，并有临终遗言与门人：“知体本虚，虚乃生生，虚者天地万物之原也。吾道以虚为宗，汝曹念哉！与后学言，即涂辙不一，慎勿违吾宗可耳。”（《明儒学案》第432页）对聂豹之学，深表赞同。
聂豹以上辩论，涉及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心本体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知识理性、道德理性为之主，还是仅仅一块白板？在邹守益、欧阳德看来，心本体是相对的，它必须在它所反映的事物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一派主体用合一。欧阳德即用水和流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道理。在他们的老师王阳明这里，心本体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道德理性是绝对的，良知见父知孝、见兄知悌的情感是天赋的，是必然要表现的，但它和知识理性的结合却是一个不断修养的过程。对事物进行善恶判断的趋向是先天的，但知是知非的能力必待后天修养而后丰富和完善。王龙溪也认为心之本体——良知是绝对的，后天的作用是使良知本体通畅地表现出来，即“疏浚河道以畅其流”。钱德洪认为良知心体是相对的，在具体的为善去恶的道德活动中，才能完成这一本体。而聂豹的心本体是绝对的，并且可以说是一块白板，在其用、其感上才显出道德、知识上的意义。这个绝对的心体即“寂体”，是超乎具体的动静之外的。具体的动静是感、是用对外部事物的反应。反应本身是知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合一：格物是“物各付物”，使物各得其所。而这种各得其所既是知识方面依照事物的必然规律去做，又是道德方面“知天地之化育”。这就是他的“良知本寂，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的哲学意义。因为聂豹之学主要讨论的是良知的动静、体用、寂感等问题，所以他仍不越王学门径；但因他的结论与王阳明道德与知识统一、体用统一、寂感统一的说法不同，所以招致王门各派的反对。
三归寂之学的推广
聂豹归寂之学，得自狱中体验。此前，他循王阳明“知是知非，为善去恶”的学说去做，久而无得。及系狱，经困顿忧患，见心体本寂，见静主宰动、未发主宰已发，故立归寂宗旨。罗洪先曾叙及聂豹前后立说的变化：
昔者闻良知之学，悦之，以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求自然之则，其亦庶乎有据矣。已而察之，执感以为据，即不免于为感所役。吾之心无时可息，则于是非者，亦将有时而淆也。又尝凝精而待之以虚，无计其为感与否也。吾之心暂息矣，而是非之则，似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者，逐于已发；而今之息者，其近于未发矣乎！（《困辨录·序》，
《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归寂宗旨确立后，聂豹又以它融释儒家主要范畴，如中、易、仁、诚等，皆有发明，于是执之愈坚。他的这种融释，可以看做归寂之学的推广。
聂豹首先将它融释《中庸》。在他看来，寂体即是道心，亦即是中，归寂即致中，他说：
中是道心之本体，有未发之中，便有发而中节之和。不睹不闻，便是未发之中，过与不及，皆恶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言和也，致中而和出焉。（《困辨录》，《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因此，他赞成二程门下龟山一派的静中体认，在他看来，主静是上根人直指本体的学问，他反对当时学者诋静敬二字为禅学，说：“近世学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静为禅学，主敬为迂学，哀哉！”（《困辨录》，《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聂豹所谓中，是本体之中，心无一物而不偏不倚。这种中是一种状态，一种境界，在应事接物之际，这种中即体现为权。权，即根据具体的时地条件对定则的灵活运用，也即《中庸》所谓“和”。权是中的自然发用。他说：
盖中无定体，惟权是体；权无定用，惟道是用。权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则，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然后能发无不中，变易从道，莫非自然之用。（《困辨录》，《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聂豹此意甚精。“惟权是体”是说，有未发之中，就能有发而中节之和。但和不过是中的自然流行，因此，归寂是根本功夫。
聂豹也把归寂之旨与“易”相比拟：寂体是先天，感通是后天；寂体是太虚，感通是太虚所涵之物。他说：
寂然不动，中涵太虚，先天也；千变万化，皆由此出。可以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违”。触之而动，感而后应，后天也；何思何虑，遂通而顺应之，故曰“奉天时”，言人力一毫不与也。（《困辨录》，《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归寂自能通感，通感是循物之性，不以私意挠之，故曰不着一毫人力。归寂以通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对中的比拟思量。最后，聂豹认为，他的归寂之学，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学风，他指出：
今世之学，其上焉者则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识障。讲求义理，模仿古人行事之迹，多闻见博学，动有所引证。是障虽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从知识入，均为知识障也。（《困辨录》，《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四）
他指出，义理是随事变而适用的，并不能预先讲求是当，然后临事照搬。事变是一个时间内各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并不能先立一个格式。所以必须向本体上用功，归寂然后以一御万。
聂豹归寂之学的发挥，虽然其理论深度比之对于归寂之旨的论证要差得多，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归寂之旨的真正意思，看出他的功夫的真正指向。对主静理论的全面概括，深入阐发，要待江右学派的巨子罗洪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