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倾吐自己的苦闷与愤懑，抒写自己的志向与胸怀。如《艾如张》、《董逃歌》、《杂感》、《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可以看做章太炎革命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绝命词三首》等，昂扬激越，视死如归，真实地表现了章太炎的英雄气概与革命精神，成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脍炙人口的名篇。
另一类，则多为叙事，或揭露丑类，或痛剐痈疽，或赞颂志士，或凭吊英雄。前两种有《儒冠》、《安昌谣》、《梁园客》、《哀韩赋》、《哀山东赋》、《吊伊藤博文赋》等篇，后两种有《祭维新六贤文》、《沈荩哀辞》、《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哀辞》、《鹊案户鸣》、《山阴徐君歌》、《安君颂》等篇。这些诗篇，明朗豁达，率直真切，具有强有力的煽动性与战斗性。“鸱余乞食情无那，蝇矢陈庭气尚骄。报国文章隆九鼎，小臣环玦系秋毫。”梁鼎芬之流舞文弄墨进行政治投机的卑劣行径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初既躏吾田稼兮，后又处吾之宫。彼姬姜之窈窕兮，充下陈于憔悴。驱丁男以负担兮，老弱转于沟浍。”这是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所造成的悲惨局面如实的描写，也是对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灾难最为深沉的抗议。“中国既亡，几三百年。哀此黎民，困不得伸。胡虏滔天，政日益专。山阴徐君，生当其辰。能执大义，以身救民。手歼虏酋，名声远闻。”对徐锡麟的事迹的这番描述，如泣如诉，读来平易，却感人至深。这篇诗歌对徐锡麟击毙恩铭的情景的描绘，更是令人惊心动魄：“仲夏讲武，虏帅来观。百僚追从，军士万人。觵觵我君，手持弹丸，射虏虏死，魂魄飞扬上天。骑士大呼，诸吏窜奔。攻武库，突其门。天不悔祸，而军实已殚。乌乎我君，遂丧其元，二士与偕，惟马伊陈。胣君心鬲，以享淫昏。心曜跃起，直上栋间。胡鬼告言，我腹已穿，不能啖饭，何用炮炙心肝？诸虏闻之，忧心。”革命志士勇猛搏击的无畏气概，跃然纸上。
很明显，所有这些诗歌，都属于近代革命文学的菁华。它表明了作者正和革命共命运，正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
为了利用文学形式，扩大宣传效果，使革命思想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章太炎还用白话写了《逐满歌》等歌谣。比如，他在《逐满歌》中写道：
滑头最是康熙皇，一条鞭法是钱粮。
名为永远不加赋，平余火耗仍无数。
名为永远免丁徭，各项当差着力敲。
开科诳骗读书人，更要开捐骗贫民。
…………
兄弟原是汉家种，不杀仇人不算勇。
莫听康梁诳尔言，第一仇人在眼前，
光绪皇帝名载湉！
这等于洋洋数万言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一篇缩写，通俗易懂，当然就要不胫而走。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党人印了这首歌谣，专门拿到新军士兵、会党群众中去宣传，原因也在于此。
章太炎还关心译诗。他曾积极协助苏曼殊将拜伦的诗译成汉文。苏曼殊在给刘三的信中说：“前译拜轮诗，恨不随吾兄左右，得聆教益。今蒙末底居士为我改正，亦幸甚矣。”苏曼殊以四言译拜伦《赞大海》，以五言译拜伦《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以七言译《星耶峰耶俱无生》，文辞古奥，格调浑厚，明显地留下了章太炎斧凿的痕迹，也说明了苏曼殊本人诗风受章太炎影响之深。特别是《赞大海》一诗第五章，整个为章太炎所译，词为：
赫如阳燧，神灵是鉴。
别风淮雨，上临下监。
扶摇羊角，溶溶澹澹。
北极凝冰，赤道淫滟。
浩此地镜，无裔无襜。
圆形在前，神光闪。
精魅变怪，出尔泥。
回流云转，气易舒惨。
公之淫威，忽不可验。
钱基博评苏曼殊“抗心希古，依于炳麟，沾溉所被，所译遂称高格，而后生睹其古体，相惊汉魏”，这是符合实际的。
所有这些诗歌创作、翻译实践，都凝聚了诗人的理想、热情、痛苦与愤激，体现了昂扬的革命精神，具有饱满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鲁迅说过：“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章太炎的诗歌，可以说，正属于这种“带有愤怒之音”的怒吼的文学。从这里也可更加清楚地看出，章太炎所倡导的“文学复古”，绝非无病呻吟，更非抱残守缺，荒谬落伍，它正表现了中华民族所蕴藏着的力量，所郁结着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正在觉悟。这位近代中国民族文化的建设者与设计师，正是怀着对统治中国文坛的种种恶风陋习极为强烈的不满，希冀创造出能够喊出人们同狂风恶浪搏斗的心声，能够成为人们向旧世界冲决的利器的新文学、新文风、新文体，他才那么热诚而认真地去倡导“文学复古”——文艺复兴的。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也有着严重的弱点。其一，他过分强调了文字学或小学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他反复说：“研论文学（指广义的文学），当以文字为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这些论断，固然包含有一定程度的真理性，但是，又都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们无形之中抹杀了学说、历史、公牍、典章、狭义的文学以及各种“无句读文”各自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其二，他注重广义的文学全面的变革，却忽略了狭义的或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所必须注意的变革的特殊性。对于正在崛起的许多新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之，对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与艺术究竟应当如何复兴或发展，他缺乏专门的思考与创见。其三，他同改良主义者政治上壁垒分明，这是他的一大优点，然而，他却常常将政治上的这种对立直接延及学术领域，因而，对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以及他们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文辞，评论时往往过分苛刻，不够公允。对于他们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戏剧革命”等等，也有意识地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最后，就他自身的创作实践本身而言，他追慕魏、晋，格调高古，然而，这一形式毕竟不是文章自然演变的结果，很难简单地从古代移植到近代来，加上他自己的诗文常常用字奥僻，过于艰深，结果，反而束缚了他自己，也妨碍了他所追慕的“文学复古”的实现。
内在矛盾与双重影响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在谈到这些“巨人”的特点时，恩格斯强调指出，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比如，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肮脏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肮脏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以及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这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