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学倡导者那里，国学有多种不同的诠释。在契冲那里，它被称做“歌学”；在荷田春满那里，它被称做“古学”、“倭学”、“和学”，范围包括国史、法制、歌学、语学。在加茂真渊那里，国学包含国史、国语、国文、法制、故实。本居宣长力主“国学”应称做“皇国学”。平田笃胤则主张称做“御国学”、“古学”，包含神道学、语学、律令之学、国史之学、通俗读物之学、故实诸礼之学、武士道之学。在新国学运动倡导者那里，小中村义象称国学为“古典学”，芳贺矢一称国学是对于历史、有职、语学、文学等知识的集合体，通过文献学的处理，从中得知日本真相的学问。
日本明治时代的新国学者减少了极为强烈的“皇国”与“复古”色彩，具有较多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成分。江户时代的国学运动和明治时代的新国学运动，对于戊戌维新志士而言，恐怕并不陌生。在康有为1898年编订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便著录有契冲《圆珠庵杀记》、加茂真渊《古今和歌集打听》，本居宣长《神寿后释》、《直昆灵》、《神代正语》、《地名字音转用例》、《古事记传》、《历代诏词解》、《百上私淑言》、《铃乃屋歌集》、《后铃乃屋集》、《古今集远镜》、《字比三山踏》、《源氏物语之三小栉》、《源氏物语手枕》、《玉胜间》等；著录有新国学运动人物小中村义象《大政三迁史》、《日本史要》、《新撰日本外史》、《日本制度通》、《日本文学史》、《国学和歌改良论》、《标注徒然草读本》、《标注荣长语读本》、《日本文典》、《历史双六》等，芳贺矢一《文学者年表》。除此之外，《日本书目志》还录有其他国学者有关和歌、日本国史、日本国语、日本国文、日本精神等相当一批著作。《日本书目志》这些著录表明，康有为对日本国学运动并非不予关注，但是鉴于“国学”一词具有特别强烈的日本皇国主义、国家主义色彩和极为鲜明的排斥儒学的倾向，“国学”一词在他树立托古改制孔子新形象和倡导建立孔教时并未采用。但是，正是他们，开疑古风气之先河，成为对传统儒学及古代其他学术全面重新估定和重新构建的先导。
二
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数激增，许多维新志士和革命者也流亡日本，在日本新国学运动及国粹主义思潮强烈影响下，“国学”一词开始为许多国人所采纳和使用。
当时，高举保存和讲求国学旗帜的，主要是上海的邓实、黄节、刘师培等人的国学保存会和日本东京章太炎等人的国学讲习会与国学振起社。
国学保存会酝酿于1902年冬。是时黄节欲师法日本，提出“国粹保存主义”。他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者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什么是国粹？他解释说：“夫执一名一论一事一物一法一令，而界别之曰：我国之粹，我国之粹。非国粹也。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粗，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辟进化脑髓者，国粹也。天演家之择种为良，国粹保存主义也。……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予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黄纯熙：《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2期。很明显，他所倡导“国粹保存主义”，完全不是排外主义、复古主义，而是坚持文化的主体性、精神生产的主体精神，对于传统的文化遗产以及外来的文化资源，都有明确的取舍标准。1904年3月，邓实在《政艺通报》甲辰年第三号上发表《国学保存论》，与黄节的“国粹保存主义”相呼应，并以“国学”一词取代“国粹”一词。黄节与邓实等人发起建立一个团体，推动“国粹”与“国学”保存，拟名为国粹学社。黄节所撰《国粹学社起发辞》中说，“岁甲辰，同人创为国粹学社，号于海内”。“国粹者，科学也。日本倡之，而日本不知发之，则待发于吾国。……曰国，则有其非国者乎？曰粹，则有其非粹者乎？明乎非国非粹，则知乎为国为粹。是故，以研究为国粹学之始基，庶几继破坏而有以保存矣。”黄纯熙：《国粹学社起发辞》，载《政艺通报》，第3 年第1号。他们还为此筹建创办《国学报》。经过一段时间筹备，至1904年3月，正式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简章中宣布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确定创办《国粹学报》为该会机关刊物。
何为“国学”？邓实在《国粹学报》陆续发表了《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论文，加以阐述。
首先，国学非两千年来之儒学：“神州两千年之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人人手注疏而口性理，家家冠章甫而衣缝掖，天下百虑而一旨，殊途而同归。……统二千年观之，率五百年而将一治；其治也，亦不过上下数十年间，过此而复归于乱矣。……若其对外，则外族常胜，而本族常败。……则信夫儒学本无益于中夏也。”
其次，国学非君学：“痛夫，悲哉！吾中国之无国学也。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吾神州之学术，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矣，无所谓国，无所谓一国之学，知有君而不知有国也。……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知有国，则其所学者，上下千载，洞流索源，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是谓真儒之学。若夫伪儒者，所读不过功令之书，所业不过利禄之术，苟以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取媚时君、固宠图富贵而已。”“遥遥二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学之天下而已，安见有所谓国学者哉？”
再其次，诸子之学是国学重要组成部分。“学术之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自爱其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学术，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邓实：《古学复兴论》，载《国粹学报》，乙巳第6号。
最后，国学不是官学，而是在野君子之学。“若夫国学者，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优时讲学，本其爱国之忱，而为是经生之业，抱残守缺，以俟万世而已。其学为帝王之所不喜，亦为举世所不知。”邓实：《国学无用辨》，载《国粹学报》，丁未第5号。
邓实强调：“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邓实：《国学讲学记》，载《国粹学报》，丙午第7号。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更提出：“夫国学者，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者也。”因此，他断言：“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乙巳第1号。
邓实、黄节的这些论述表明，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与两千来一直居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统治意识相对立，包含先秦时代的孔子之学和诸子之学，包含两千年来一批在野君子为救万世，“考郡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而创立的学术，而且包含有益于中国的“东西诸国之学”。
创刊于1905年2月的《国粹学报》为月刊，在其创刊号上所刊登的《国粹学报略例》表明：“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保存会集结了一大批具有很深旧学与新学学养的成员，他们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学术、语言文字的大量论著，使这一刊物成为当时宣传国学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阵地。
国学讲习会是一批留日学人于1906年9月创设，专请被他们誉为“国学界之泰斗”的章太炎为他们讲授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可以法式者，兼及佛学。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在发起书《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他们认为，国学不能代替新学，新学亦不能废弃国学，因为不了解国学便不能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推动国家的发展与转型：“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为此，他们断言：“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以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也，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
章太炎在上海因苏报案禁狱三年期满出狱到达东京后，在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演说中便呼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就此特别解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说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太炎：《演说录》，载《民报》，第6号。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中第一讲讲的就是《论语言文字之学》，第二讲讲的是《论文学》，第三讲讲的是《论诸子学》。在他这里，国学绝不等于儒学。儒学只是诸子学中的一家，与其他各家互有短长，都需要客观地加以批判。同样成立于1906年的国学振起社，宣布系“为崛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由章太炎等人主讲，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为：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现存《国学振起社讲义》第一册，即收录有章太炎《诸子学系统说》、章太炎《管子余义》、汪震《中国近代史》三篇讲义。
章太炎稍后将在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会中的演讲稿汇编整理，集为《国故论衡》一书在东京出版。以国学讲习会名义刊登于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国故论衡》广告说：“本书分为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说解明鬯，学理湛深，语皆心得，义无剿取。要使治国学者，醇笃之士弗以短见自封，高明之士弗以缪想自误，多闻之士弗以记诵自安，诚不可不读之书也。”
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在命名他这一部精心结构而被胡适誉为两千年来少有的著作时，用的是“国故”而没有用“国学”。在《民报》停刊后，他参与创办白话刊物《教育今语杂志》，其章程规定：“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业，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用的也是“国故”一词。他同时发起创办的学术刊物《学林》，确定从名言（语言文字）、制度、学术派别、玄学、文史、地形、故事、方术、通论、杂文等方面，研究前世学术，宗旨与《教育今语杂志》相同。
无论是用“国粹”、“国学”，还是用“国故”，章太炎所坚持的，其实就是“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自国的人，演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象水火柴米一个样儿，贵也是要用，贱也就要用，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后来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这样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以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外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载《教育今语杂志》，第3册。正是秉持这种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章太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先秦其他诸子，以及其后历代中国学术，都坚持了审慎的分析态度。他在《论国粹学书》中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办。”太炎本人正是如此实践的。正因为如此，他所撰定的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始》、《新方言》，研究中国古代小学、文学、经学与诸子学的《国故论衡》，研究庄子与法相学的《齐物论释》等著作，都成为具有极高价值的学术专著 。
很明显，聚集在国学保存会和国学讲习会中及其周围的国粹主义鼓吹者，这时不仅对传统儒学，而且对传统诸子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学、史学、语言文字学兼及佛学，都已开始了全局性的重新估定和重新诠释。严格地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这时方才真正诞生。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