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与其所建立的意识形态更新机制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乃至国家及国家集团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或者为了达到改造世界、建立政权和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目标而提出并确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行动纲领和实践战略等。美国行为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拉斯韦尔指出：“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象征就是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共的全部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以说理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其理论与实践依据，用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以带领全国人民为完成既定目标而奋斗。
在革命年代，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通过开展全党整风运动，肃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开创的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暴动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最终指引革命取得胜利。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信念。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也深深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时移事易。面对执政后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而不能直接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延安时期形成的运动手段的作法严重地影响了1949年以后国家政体的步伐、风格和本质。”
毛泽东逝世后，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思想僵化和诸多思想禁区，率先号召打破思想僵化，大胆解放思想，并有力地支持了当时中国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决了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出现了少数散布怀疑以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因此，需要在进一步把思想从“左”的倾向解放出来的同时，纠正右的倾向，“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并“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样，就把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结合起来。这一理论构建模式，成为推进思想路线发展的新开端。遵循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路径，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发展进步的新的思想指南，后来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利益多元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执政后又把知识分子和干部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纳入“工人阶级”的概念，以保证党的广泛代表性。在改革开放新的形势下，这种“纳入”的方式显然难以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应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完整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国共产党曾宣称：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但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一理论的含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样，通过解放思想完成理论创新，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使中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新问题、新矛盾，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着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着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号召全党“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国内外研究者注意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无疑没有消亡，但是它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不足以论证当前政策的合理性。必须发明新的思想。这些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这些原理多么贫乏）为基础，但又产生于并尊重本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这一论述有一定道理。中国人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这样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意识形态更新的内在动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的根本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全党全国，以新的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国的步调。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