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指地雷。和平协议是签署了，但是，没有取出的地雷尚有数千枚。它们一直都是个大问题，而公路也泥泞到了吓人的程度，非常难走，也不可靠。我在莫桑比克乡村见到的每一座桥梁也都被炸毁了——有些已经为脆弱和更讲求功能的高架桥所替代，另外一些完全没有替代。曾经横跨赞比西河的南北铁路网全部成了生锈的废墟。有的整座城镇被毁。我看到没有屋顶的房屋，饱经战火和没有了窗户的废旧庄园，废弃的农舍，翻倒的铁路机车。
尽管如此，所有的水道还是敞开的。赞比西河再一次成为莫桑比克中心地带广阔的通道。问题在于，除开一些小小的独木舟和偶尔经过的摩托艇而外，很少有别的船只利用赞比西河。
“我们一年到头都在赞比西河上。”卡斯登·尼亚奇卡德萨用奇切瓦语告诉我说。他自己的语言是塞纳语，他说他在这个地区感到很自在，因为塞纳语国家与马拉维和莫桑比克都搭界。
“我们在河上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问，“河马怎么对付？”
他大笑。他说，这里并没有多少河马。战争期间，人们吃掉了大部分河马。鳄鱼不会找我们的麻烦。他说“这里的人都不错”的时候，我很是感动。
“那么说，就没有问题了？”
“风，”他说，“只有风的问题。”
每天下午都要刮风——同样的流行东风，是我在上游的时候就领教过的——这样的迎头风让卡斯顿和多明哥较大的独木舟速度慢下来，有时候甚至将我的皮船变成了一种笨重的风向标。
赞比西河最为危险的一些方面总是看不见的：风、带有疟疾的蚊子、咬人的采采蝇，还有看上去一点害处也没有的一种果子，叫水牛豆，会在皮肤上造成极疼的伤痕。还有蜘蛛、蝎子，在我们露营的一些河边，还有很大的湿地蛙，它们会蹲在人的附近，等你睡在开阔处的时候，它们会攒足力气猛地跳起来，重重地砸在人的脸上。
我们在河边村庄的边上支帐篷睡觉——我们总会事先征得同意——每天早晨四点半醒来，折起帐篷，背上船只。五点之前看见第一线天光就出发，划船，喝河水，剥赞比西河上正在丰收季节的小芒果吃。我们在船上吃午餐，再向前划，直到大风刮起时为止。之后，我们寻找可能借住的村庄，从船上进行自我介绍，然后有人在岸上迎接我们。
之后我们就开始支帐篷，打开食品盒，生起炉火，吃一顿像样的饭——一罐平原上多淀粉的面粉混合物，叫nsima，我们就着鱼或蔬菜一起吃。太阳落山以后，大片蚊虫也安静下来，我爬进帐篷，收听自己的短波无线电节目。白天花的力气太大，一般到八点之前就睡着了。
我们在恩定德沼泽里穿线，由着狭窄如小溪的水路直奔赞比西河，两岸有高高的草丛擦着我们的身体。利文斯通在奇罗莫一带的沼泽地区看到的大象群再也看不到踪影了——的确，虽然鸟类生命很是活跃，也有很多鳄鱼与河马，但是，我们在西尔河边已经很少看到大型动物了。它们要么是被杀掉了，要么是因为两岸都有人居住而迁移到别处去了。
“我们要去赞比西河！”卡斯登对着岸上或坐在独木舟里的人自豪地喊叫，他用力划水，用的是棒棒糖形的船桨。
在这里跟我们打招呼的是一些生活在沼泽地带的非洲人，也许共有两千多人吧，在这同样的一个爬行的塞纳国家里，这些不稳定的居住地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没有教堂，没有医院。如果他们想要卖鱼或购买鱼网和饭锅，他们会划船到上游的马拉维市场去。他们用鱼换取几袋糖，之后装到小型船队一样的独木舟，之后就去莫桑比克，有时候跟赞比西河是一样远。
“我们不需要护照，神父。”卡斯登说。
塞纳来了又走，朝下游划，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根本不需要护照——甚至都不需要说自己准备往哪里去。但是，我却更显眼一些。在国际边境上，麦加萨设在河边的哨卡，我必须在莫桑比克海关和移民局完成复杂严格的过关手续，那里就是一些泥屋，废弃的河船和成群的蚊蚋。这些手续都是在露天进行的，就在一棵芒果树下。树上一阵暴乱——成熟的果子会掉落，砸在办公桌上。是树枝间有一只老鼠，它咬着水果，而且不停地打断我的验关手续。
之后，在许多英里的路程当中，我看到了莫拉姆巴拉，与其说它是山，倒不如说平原更为恰当。顶上有农场和果园，有人告诉我们说。我在想，葡萄牙人是如何上到山上又下来的呢？
“是非洲人抬他们上下山的。”村庄上的人说。
我们看到废弃的房子和种植园，是葡萄牙殖民者曾经到达这里的证据，河岸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我们在塞纳人的村庄上露营，那些村庄今天看起来跟利文斯通当年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当然，人们的生活还是沿袭传统的方式，男子在河里打鱼，他们顺着织巢鸟的叫声前进，妇女和姑娘们在家里磨玉米：木杵的敲击声很有节奏，如同河流的心跳。
我们在泥泞的西尔支流上划了五天的船，很热，蚊子很多，划行速度很慢。这天中午，我抬头看到河流绕过了一个角，进入了赞比西河——很明显是赞比西河，因为它有一英里宽，水流速度很快，从泰图一路蜿蜒到了大海之中。不久之后，我就听到了引擎声，是自从离开恩桑杰以来第一次听到船匕的引擎声。
那是卡依阿渡口的驳船，足够大，完全可以用作汽车轮渡。这条船是“用最好的材料制造的”，克里斯·莫罗告诉我——有十二个尤利弗洛特浮码头，四台引擎，是从八台废旧引擎上拆装的——这是水兵队想出来的好办法，是泰图与海洋之间长达二百六十英里的航程当中惟一的交通工具。
有一辆装满一袋袋青豆的拖车离开卡依阿渡口，我走上前去。是啊，我们要去贝拉，司机吉尔伯托说。他说，他有空处放我的折叠船，放我的露营设备，还有我的粗呢包。但是，等我准备爬进驾驶室的时候，他却挥起手来。
“你到顶上去，”他说，“只有主人才能坐在里面。”
作为安慰，他给了我一枚刚刚采摘下来的菠萝，我将自己的行李扔到车上去，然后爬到了卡车顶层，坐在一堆青豆上面。我把这样的旅行当成干草车出游，我对自己说，一边跟二十多名非洲人分享那只菠萝，他们也靠在搭在青豆袋子顶层的油布上。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下午较早的时候。之后，天就开始下雨了。十四个小时后，在黑暗和细雨中，我们到达了贝拉，那里的空气带有一股咸味。距离并不算太远，但是，公路却是吓死人。
利文斯通曾相信，赞比西河全流域都将具备通航能力。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会惊讶地发现，河上没有轮船开行，也许还会被卡里巴和卡波拉巴萨的电水工程师吓一大跳，他会惊诧于瀑布两边的城镇。但是，赞比西河的大部分他还是会很快辨认出来的，因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一种变化。他细心记录的笔记、他制作的绘图、他就河上植被及动物群落进行的分类学仍然有效，他对地理奇迹和急剧变化的气候的描述不可能多加改善。
利文斯通经常赞叹赞比西河的美丽，但是，在这方面，相对来说他是个晚到者。非洲人已经明白赞比西河是一条具有神秘力量的河流，他们认为赞比西河是可爱的东西，也是一股活力，无穷尽地从非洲的心脏汩汩流出。
科得角的真正规模
人们描述的科得角是我很少能够辨认出来的。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地方。那是我的家，因此它在我的梦中出现，是我无意识思维的风景，也许是我思想里面惟一的风景。在新几内亚的两个岛屿之间划船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比从法尔毛斯划船到橡树崖差不到哪里去嘛。不管在哪里的恶浪或急流中游泳，我都会想起伍茨洞或刘易斯海湾的港口。生活在科得角给了我很好的风速与空气温度的把握。这样复杂的风景教会我很多估摸风险世界的方法。
但是，在科得角，“风景”。这个词会提出一个问题。我发现很难将大陆与海水分开，或者说不容易将水与风分开，陌生人走到海岸边，或者开车到那里，看着对面的葡萄园，或者在海湾边上看威尔弗利特，或者，无论是哪里，他总会看到不同的分段。当地人并不在陆地与海水之间做一个区别，他们会一直这样看下去，实际上或者在心理上只看到沙洲和漩涡以及沉船，还有只有当低潮时才会露出来的岩石——不是防波堤，而是当地的特征。当然也有安静的日子，流行的风经常是可靠的，但是，天气很怪，接连几天刮出乱七八糟的各种风都是常有的事情，指南针的各个方向刮来的风并非怪事，这样的风决定着天气，也决定了陆地与水体的状况。
对一个陌生人来说，科得角看上去跟许多简单分开的地方是一样的，这取决于一个人到访科得角的时间，他们来找乐子，来找离奇的事情，来看迷人的景色，来找历史的遗迹。当这样的陌生人描述此地时，他们经常会十会挑剔。看起来当地人要听到这样有选择的描述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的描述里面涉及科得角的冰渍、沙丘和林地以及海港。或者，人们也会写到南塔基海湾，把它说成是一类护城河，保护着玛沙葡萄园岛。或者，人们也会说南塔基岛跟大海还有一定距离，太平坦，太远而不容易看得清楚。或者说伍茨洞跟泄洪道似的，还有海湾更南边的地方，那里有吞没船只的急流和隐藏的岩石，因为伊莉莎白女王二号也曾在那里的石头上撞出了大洞。科得角的版本太多了，都是对其独有之处的简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