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喜爱新鲜空气的人:旅行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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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时间旅行(6)

在马拉维,我们什么都有,好人,荒野,音乐,甘佳,土路,勤奋劳动的学生,还有解放的感觉。看起来,一切都在前进之中。在马拉维,我第一次看到土狗,第一次吸食过麻药,第一次看到杀人,第一次染上了淋病。我的一位邻居是一名非洲教师,他有两个妻子。我的园艺师自己也有个园艺师。另一位邻居和朋友是马丁·罗塞维亚爵士,他喜欢生活在丛林中。他是附近一所师范学院的校长,死于1985年,是在马拉维死的,享年86岁。(他是1946年被授予骑士身份的,当时因为他发明了一种防骗配给票证簿。)我跟两名随从一起到了非洲的一个城镇里,住在一所半属贫民窟,半属于棚屋的两间房内,有冷水,墙上有缝隙,金属屋顶,别的棚屋里每天都传出震耳的音乐声,有尖叫声,有狗吠声,有鸡叫。正好就是如此。那样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我想到那些年头时,根本就不太考虑和平队的事情,尽管马拉维永远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相信非洲因为接纳了和平队就额外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事实上,非洲现在的情形比它二十年以前的情形糟糕得多。但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和平队志愿者回国,美国反倒成了一个极其不同的地方,当他们开始加入******,并开始在一些大使馆工作的时候,这些机构就好得多了,他们得到的信息会更好,他们说话的口气也不会再那么咄咄逼人,随时准备到处打仗的样子。

我到今天仍然不明白,当时是谁在主演那场戏,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也不明白和平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看来它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好将我们全都送往贫穷国家去。那些国家现在仍然处在贫穷当中。我们才是那些变成了富有者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提醒了那些人,就好像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一样——让他们明白自己被人遗弃在后面了。在我一生一个时间不确定的时期,我参加了那项活动。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扔给我一根绳子,和平队让我成为自己。我意识到,那样的经验与其大加玩弄,倒不如干脆遗弃掉。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是靠自己创造的。

旅行五记

当时我在巴勒莫,用自己最后的一笔钱买船票登上“弗里德里卡皇后号”回纽约。那是1963年的9月。当时我在接受准备开赴非洲的和平队训练。在告别的那天晚上,我的意大利朋友们举行了一场告别晚会,晚会时间弄得很长,等我们到了港口以后,一个西西里乐队还在演奏“起锚开航”,“弗里德里卡皇后号”刚刚离开船坞。那一刻,我全部的活力一下子消失了。

我的朋友们为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机票,因此,我才能够赶在第二天搭上船。在我登机前,一位航班官员说,我还没有交离港税。我告诉他说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了。我身后一位穿棕色制服,戴着博尔萨利诺帽的人就说:“给,你需要一些钱吗?”说完递给我二十美元。

问题解决了。我说:“我会找机会还给你的。”

那人耸耸肩。他说:“我也许还会见到你的。世界是个小地方。”

1970年8月,我接连三天都在一条小货船上,叫MV肯宁高号,从新加坡向婆罗洲北部开去。我去那边去爬基纳巴卢山(东南亚最高峰)。在船上的那几天里,我看了一些书,打了几天牌,总是同样的一些游戏。随行的有一名马来种植园主和一位欧亚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出门旅行。船上有一层低价舱,约有一百多名船客在里面挂吊床睡觉。

那是季风季节。我在那里咒雨,咒热,咒可笑的牌类游戏。有一天,马来人说:“昨天晚上,我的一个手下的妻子生了孩子。”他解释说,他雇用的割橡胶的工人都睡在低价舱里,其中一些人还带着妻子。

我说想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带我下去,看到那个新生的孩子以后,母亲和父亲都自豪得满脸放光,我的旅程情绪也从此改变了。因为孩子是在船上出生的,对我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且有了不同的意义:雨、热、其他的人,甚至牌戏,甚至我读的那本书都变了。

圣大卫头附近的威尔士海岸水流湍急,浓雾频至。我们一行四人在拉姆谢岛附近划船游海。回海岸的途中,我们发现自己陷在浓雾里,根本就看不见海岸。我们在潮水与漩涡里四处飘荡。

“哪边是北?”我问拿着指南针的那位男子。

“那边,”他说。然后,他拍拍指南针说,“那边,”然后再用力拍打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坏了。”

黑暗正在降临,4月的天气仍然很是寒冷,我们都累极了,除开圣乔治海峡寒冷黑暗的河口以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听我说,”有人说,“我想我听到了马石的声音。”冲刷马石的急流往往发出特别的声音。但是,他错了——那是风声。

我们保持在一起。因为担心,我的划船速度慢了下来,我感觉相当肯定,我们今晚无法赶回去了——也许永远也回不去了。寒冷和疲劳跟死亡的预警一样。我们继续往前划。时间在流逝。我们四处寻找。没有人说话。我想,人要死多半就是这样的。

我睁大眼睛,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天上很高的地方透出的云彩,跟探照灯一样。我们再用力看的时候,希望那是陆地,结果它又变黑了。那是很大的一块黑岩。我大叫起来,我们一起朝海岸划去,跟获得再生一样。

在非洲高远的天空下,我们在肯尼亚西部驱车前进,我妻子坐在我旁边,我们的两个孩子也坐在车后。多年以前,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我见到这位漂亮的英国妇女,并跟她结了婚。我们的长子是在坎帕拉出生的,小儿子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们开车前往爱尔多雷。十六年以前,作为马上准备结婚的一对伴侣,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两个孩子在无聊地争吵和彼此愚弄,他们发出很大笑声,因此让我分了心。我妻子说:“你能肯定这条路是对的吗?”她一个人在南非旅行了三个月。我们开的是一辆租来的旧车。山坡上有人口在放牧,刺树下有遮阳的地方。我们只是出门度假的一家子人,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是在朝爱尔多雷前进,朝过去前进。我们进入了非洲更深的地方,进入了更深的未来。我们在一起,太阳照在你的眼睛里,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绿色的。我就想:我想让这次旅行永远也没有一个完。

1964年,就在独立日的前一天,尼亚萨兰德变成了马拉维,教育部长马扫柯·齐佩姆贝尔在那个国家南部我教书的那所学校种了一棵树。此后不久,他想赶走总理赫斯廷斯·班达。但结果是齐佩姆本人被赶下了台。

时间在流逝,当我听说齐佩姆已经在洛杉矶去世(一位退休的中情局人员说他是在“流亡”中去世的),我就想到了他种在那里的一棵小树。在我离开那所学校的二十五年后,重新回到了马拉维。关于这个国家,有两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大部分树已经被砍倒了,用作燃料,再就是没有一个人骑车了。大多数建筑也都衰老了。班达先生仍然在位。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了原来的那所学校。现在学校大了些,但还是破败不堪,窗户是破的,书桌是裂开的。学生看来都不太高兴。校长对我很是粗鲁。资料室里没有书。树很大,很绿,差不多有四十英尺高。

游记要义

对于在书店里翻查书的一些颇感困惑的人,我向来都有很大的同情心,他们看着一堆堆的游记问: “写这些书干什么用?”直到最近,我才感觉到,那是相当好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游记总是处在某种不太完美的形式当中。为什么写这个那个国家?时机如何?关键何在?我总在想,那些旅行看来只是作者寻找材料的一些借口,都是一些可疑的旅行。

游记根本就不是一种形式。它们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厚薄不一,从全无血肉的事实指南(《发现土耳其》),到惊人和严峻考验的书(《珠峰滑雪》、《生存!橡皮艇上的116天》),从我觉得是人类的牺牲品的一些书,到跟布鲁斯·切特温这样一些人的高度想象性的作品,而切特温从来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写的是游记还是小说。并不是说他太在乎这一点——品种的问题几乎总是让他爆出狂笑,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就好像有个完全陌生的人在他的肋部搔了一把。

有一个不太容易想到的来源,就是纳博科夫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里面就包含这样一个段落,它丰富地描述了切特温所说的游记写作。其中一个人物说:

一位作家谈到比如印度,那是我见过的一个国家,还大谈特谈舞女、猎虎之行、槟榔子、蛇:那是神秘东方最耀眼的一些部分。但是,这样的谈论起什么作用?什么作用也没有。我看了这些书没有得到关于印度的丰富形象,反倒是牙疼起来。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比如有个人就写道:“进屋之前,我把湿靴放在外面风干,到了早晨,我发现上面已经长出茂密的绿色森林(“真菌,夫人,”他解释说)……”这样一来,印度在我眼里就活了。其他的内容随处可见。

在七本很长的游记书和一本较短的游记集当中,形象地说,我也把自己的靴子放到门外风干,并描述早晨起来后发现了什么。我带走了一些人,就如同我找到了那些人一样。事件应该能够证明游记的价值。V。S。普里切特的《西班牙脾气》一书是1955年写的,那本书既是写地形的,也是讲心理学的。看那本书的时候,你准备好看到一切;弗朗哥的死亡、国王的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什么都有。V。S。莱保尔在《黑暗之域》一书当中分析过印度的种姓制度;亨利·福康里亚针对种植园主写过一本社会佚闻性的社会学著作,叫《马来亚的灵魂》,还有墨西哥的反教士主义运动的记载,作者是格雷汉姆·格林,作品名为《无法无天的道路》,所有这些人都在叙述使某个国家最近的未来彼此连贯起来的故事。上述那些著作碰巧还都是个人的冒险记。甚至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作家亨利·米齐奥的《亚洲一个野蛮人》一书也有地形学上的价值,哪怕他在写作想象中的一些国家时(《至大加拉班的旅行》),表现出更勇敢的一位旅行家,也是更准确的观察者。艾娜·麦拉特的《被禁止的旅行》跟彼德·弗莱明的《鞑靼消息》是一样的游记,因为他们是旅行同伴。但是,那两本书读起来却如同两次不同的旅行,任何读过那两本书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她的书读起来非常清晰,脚踏实地;他的书时常表现出幽默滑稽的一面。)同样的事情对于格林的《没有地图的旅行》和他表妹芭芭拉·格林的《愚昧大地》两本书也说得通,两者都是在利比亚漫游后写出的不同版本的游记。

我总是觉得,真理是可以预言的,如果你准确地描述自己看到的事情,并以自己的想象力使自己所见的一切得到生命,那么,你写下的东西就应该具有持久的价值,不管你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一种文体。

游记作者的工作是要尽量走得远一些,走得宽广一些,记载大量的笔记,讲真话。这项工作做起来有很多繁琐无趣的时候。但是,游记作品必须有生命,如果它是真实的,那就应该能够在不直接做预言的情况下预见到很多事件的发生。

我发现游记能实现一项特别的功能。一本书只要远离度假、节日、观景和正式印刷品中半真半假的内容,就能够表达出一个国家的心声。只要这本书集中思考风景中的人民,只要能弹奏出和谐与不和谐音,只要能够表达出矛盾和各色各样细微的事情,那就是皮靴上长出的真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