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民间宗教各教派中，由女性创立教门或女性成为教派首领的情况，为数不少且影响较大，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创立于明代正统年间的西大乘教。尽管在创教者究竟是吕尼(亦称吕菩萨)还是归圆的问题上，颇有争议如马西沙等就认为西大乘教的实际创始人不是吕尼(吕菩萨)而应是归圆。见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01-503页；而连立昌等则认定归圆不是西大乘教的创始人，只是一个“中兴人物”罢了，其创始人是吕尼。见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215页。笔者在此问题上倾向于后者，其理由因不在本文主题范围，限于篇幅，恕不枝蔓。，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无论吕尼抑或归圆，二人俱为女性。虽然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吕尼被神化了，出现了许多关于她的传说，但她和归圆一样，都是人间的女性，同为历史上存在过的真人。因此，无论是创教者也罢，还是中兴者也罢，她们都是西大乘教的教首，从而成为了明清民间宗教运动中女性的佼佼者和杰出代表。
除了西大乘教的吕尼和归圆外，在明末的圆顿教中，也出现了一个叫做张翠花(即翠花张祖)的女教主，据说她曾帮助过该教的创始人弓长。如在《销释接续莲宗宝卷》中有“驾法船接续莲宗，你说第五个祖是何名？翠花张祖立法门。凤凰坡阐教扶宗，翠花张祖怎么立教？度十善演说大乘”《销释接续莲宗宝卷》，《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565页。。《龙华宝经》中也说：“在中央圣地，同翠花张姐，批下莲宗，同发善愿，悟彻心宗，明祖心印。”《龙华宝经》，《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704页。可见张翠花也是一个在圆顿教中举足轻重的女性教头。此外，还有黄天教的普明、普光(二者为创始人李宾的女儿)及外甥女普净参见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龙门教的创立者米奶奶及其各代教主，因“它有独一无二的传媳系统，各代教主都是女的”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以及清初由云南张保太鸡足山大乘教所涉贵州教系的魏斋婆参见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页。、吕斋婆等参见马西沙等《中国民间宗教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2页。，她们都是明清民间宗教诸教门中著名的女性教主。
以上，分别阐述了明清民间宗教教义中的众多女性神祇和诸多教派中的女性教主，至于加入其中的普通女性信徒，更是不计其数。据说，在各个教派中，数弘阳教的女教徒最多参见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因而，在明清民间宗教中，女性教徒成为各教团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关于各种宗教组织中，都有大量女性参与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以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低下地位和扮演的配角角色来解释和说明，以为她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负有重重的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来说，这种压迫更为严重和强烈。在这种处境下，她们力求改变现状获得解脱，可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便投身于宗教，希望通过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来实现其目的，用精神的解脱，来忘却和补偿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创伤和痛楚，从宗教中获得慰藉。但是，这种观点只可以解释“乱世”社会下的宗教现象，而对于“盛世”社会中同样的宗教现象，则缺乏有力的说服力。因为，上述那种观点只是注意到了宗教外部的社会的作用，而没有从宗教内部本身来寻找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或许，从宗教之作为宗教本身的功能和作用中，方能够找到满意的答案，如喻松青先生所言：“在宗教中寻得慰藉，同时在宗教结社的团体中，又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和友爱，得到物质的帮助。”同上，第308页。而明清民间宗教的经卷中对女性生理痛苦的关怀和同情的强调和阐述，便是这种“同情和友爱”的具体而集中的体现和反映。三针对女性生理苦痛的特别关怀
尽管在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中，对于男女两性之观念有着不同于世俗传统的认识，从而体现于众多经卷中的直接阐述较多且“提出了朦胧含糊的男女平等观念”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但真正直接针对女性之现实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迥异于男性之生理痛苦(生儿育女)所引发的“终极关怀”，却是出现在弘阳教的《混元弘阳血湖宝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