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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朱自清讲国学——经典常谈(4)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见《孟子·万章》。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见《孟子·万章》。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地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地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风(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是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做“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大师》郑玄注。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参考资料: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下)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同上)

朱自清《言志说》(《语言与文学》)

朱自清《赋比兴说》(《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

三礼第五

许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亲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师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着这些。荀子只称这些为礼的三本《礼论篇》。;大概是到了后世才宗教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师。儒家所称道的礼,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风俗习惯等等,却都加以合理的说明。从那“三本说”,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做礼治主义。

怎样叫做礼治呢?儒家说初有人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界限,没有分际,大家就争起来了。你争我争,社会就乱起来了。那时的君师们看了这种情形,就渐渐给定出礼来,让大家按着贵贱的等级,长幼的次序,各人得着自己该得的一份儿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着自己该做的一份儿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际;若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任性儿贪多务得,偷懒图快活,这种人就得受严厉的制裁,有时候保不住性命。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

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这个天是个能视能听的上帝,管生杀,管赏罚。在地上的代表,便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孙祭祖先一样。地生万物是个事实。人都靠着地里长的活着,地里长的不够了,便闹饥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这个来由。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的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说,这些信仰都是“报本返始”《礼记·郊特牲》。的意思。报本返始是庆幸生命的延续,追念本源,感恩怀德,勉力去报答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怕不单是怀德,还有畏威的成分。感谢和恐惧产生了种种祭典。儒家却只从感恩一面加以说明,看做礼的一部分。但这种礼教人恭敬,恭敬便是畏威的遗迹了。儒家的丧礼,最主要的如三年之丧,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却因恩谊的亲疏,又定出等等差别来。这种礼,大部分可以说是宗教仪式。

居丧一面是宗教仪式,一面是普通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而言。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规矩。居丧以外,如婚姻、宴会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不能随便马虎过去;这样是表示郑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诚心。至于对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妇朋友之间,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着尊卑的分际,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互相敬爱,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份儿。这些个规矩也是礼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着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王道不外乎人情,礼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说是通乎人情的《礼记·乐记》。既通乎人情,自然该诚而不伪了。但儒家所称道的礼,并不全是实际施行的。有许多只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就不一定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实际施行的说,每一个制度、仪式或规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义。但是社会情形变了,人的生活跟着变;人的喜怒爱恶虽然还是喜怒爱恶,可是对象变了。那些礼的惰性却很大,并不跟着变。这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遗形物,没有了需要,没有了意义;不近人情的伪礼,只会束缚人。《老子》里攻击礼,说“有了礼,忠信就差了”《老子》三十八章。;后世有些人攻击礼,说“礼不是为我们定的”阮籍语,原文见《世说新语·任诞》。近来大家攻击礼教,说“礼教是吃人的”。这都是指着那些个伪礼说的。

从来礼乐并称,但乐实在是礼的一部分;乐附属于礼,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乐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荀子·乐论篇》,《礼记·乐记》。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乐声的绵延和融和也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礼记·乐记》。这便是乐本。乐教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教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儿。人人能够平心静气,互相和爱,自然没有贪欲、捣乱、欺诈等事,天下就治了。乐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所以与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说,礼乐刑政,到头来只是一个道理;这四件都顺理成章了,便是王道。这四件是互为因果的。礼坏乐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审乐可以知政《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乐工奏那一国的乐,他就知道是那一国的;他是从乐歌里所表现的政治气象而知道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歌词就是诗;诗与礼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教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那时要养成一个人才,必须学习这些。这些诗、礼、乐,在那时代都是贵族社会所专有,与平民是无干的。到了战国,新声兴起,古乐衰废,听者只求悦耳,就无所谓这一套乐意。汉以来胡乐大行,那就更说不到了。

古代似乎没有关于乐的经典;只有《礼记》里的《乐记》,是抄录儒家的《公孙尼子》等书而成,原本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了。关于礼,汉代学者所传习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那三种经是《仪礼》、《礼古经》、《周礼》。《礼古经》已亡佚,《仪礼》和《周礼》相传都是周公作的。但据近来的研究,这两部书实在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仪礼》大约是当时实施的礼制,但多半只是士的礼。那些礼是很繁琐的,踵事增华的多,表示诚意的少,已经不全是通乎人情的了。《仪礼》可以说是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的混合物;《周礼》却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战国时代;但组成了整齐的系统,便是著书人的理想了。

“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论之作;所述的礼制有实施的,也有理想的。又叫做《礼记》:这《礼记》是一个广泛的名称。这些“记”里包含着《礼古经》的一部分。汉代所见的“记”很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后世所称《礼记》,多半专指《小戴记》说。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戴德的侄儿。相传他们是这两部书的编辑人。但二戴都是西汉的《仪礼》专家。汉代有“五经”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经学影响大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仪礼学后来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汉代经师的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各掺杂着非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辑的;至少是二戴原书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可是成书也还在汉代。——这两部书里,《小戴记》容易些,后世诵习的人比较多些;所以差不多专占了《礼记》的名字。

参考资料:

洪业《礼记引得序》,《仪礼引得序》

《春秋》三传第六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的。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着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得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481);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做编年。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徵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记“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徵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拣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徵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