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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朱自清讲国学——经典常谈(7)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58),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当时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预言,摇惑民心;私改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62),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做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做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功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所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64),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做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地读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82),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89),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做中护军,参议军机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做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他们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永元四年(西元92),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了,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是通史,将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的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汉书·叙传》。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多叫做“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不存在;无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刘向著有《别录》。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在《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而成《通志·总序》。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通志·总序》。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超奇篇》。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哪里赶得上司马迁呢!”原文见《晋书·张辅传》。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原文见《史通·杂说》上。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上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史通·六家》。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史通·六家》。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通志·总序》。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赞》。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明茅坤说”《汉书》以矩镬胜”《汉书评林·序》。清章学城说“班氏守绳墨”,“班氏体方用智”《文史通义·诗教》下。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史通·书事》。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参考资料:

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旧文化、旧制度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也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分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做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功利,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乐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